刘明科
姜炎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这并不是说把研究中的所有问题都已解决了，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仍然聚讼不休。为了避免在概念上发生混乱，涉足这些讨论之前，有必要将本人所指的炎帝文化研究中的几个含义界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1、“炎帝”是一个远古时期部族文化的代表或符号。炎帝虽然是一个历史传说人物，但为了解决考古学和古史的整合或者对应问题，本文依然强调，暂且不把炎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作为一个远古时期部族文化的代表或符号。这样就好拉近传说和考古实证的距离。使本为虚无飘渺和复杂的问题变得具体和简单。
2、炎帝文化的上限距今约有8000年。现在对炎帝文化的时间有多种界定，但这些界定都无法印证传说的历史与考古发现的实际。比如古史说，是炎帝发明了农业，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大概萌发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点播农业的时间距今大约也就是8000年左右。如果说炎帝文化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距今只有4000年左右，二者相去甚远，这就很难把炎帝发明农业的传说与考古发现进行整合。如果说这个8000年的界限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依然认为“炎帝发明了农业”只是一个渺茫的空洞概念，那么《易·系辞》“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逸周书》又说“神农遂耕而种之，为耒耜耨，以垦草莽”等说法，恐怕就不是一个言之无物的史料记载了！更为重要的是，地处炎帝故里——前仰韶时期最具代表的关桃园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骨耜，这就使传说历史与考古发现得到了较好的相互印证。
3、中国原始农业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并且是多元性的。这与炎帝发明农业并不矛盾。关于中国农业起源，这是处于史前考古前沿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都把农业的起源归功于伟大的神农·炎帝、黄帝和后稷。这虽然是一个关于农业起源的朦胧概念，但它又是中国原始农业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十多年来姜炎文化研究的共识表明，炎帝故里在宝鸡，炎帝部族的功绩在于发明了农业。但是，已有的考古发现还表明，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被认为是粟的起源地。与磁山几乎同时发现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农业的状况比磁山更为先进。以后在辽宁新乐、沈阳等地方也发现了小米。这些遗址的时代比宝鸡地区最早的关桃园遗址还要早。能不能因此就否认炎帝发明了农业这个问题呢？显然不能这么认识。因为中国原始农业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是多元性的。这个过程和多元性进展到一定的阶段，融合、总结是必然的，炎帝就成了这个时期最辉煌的文化代表。传说炎帝发明了农业，应当理解为这是对中国原始农业产生过程的综合和总结。
一、前仰韶时期原始农业状况的管窥
炎帝发明了农业，虽然目前还不可作为农业起源研究中的命题，主要有两个障碍，一个是这个问题还处在古史的传说阶段；另一个就是“炎帝”这个文化符号还不好从考古学上去界定。但是目前姜炎文化研究的成果表明，这个传说的文化背景和农业起源的基本时代面貌是一致的。对此予以否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目前学界把农业的起源分为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两大类。把发源地基本锁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已发现的前仰韶时期的遗址来看，旱作农业大都出现在黄河流域。如在河北武安磁山一个遗址里面发现了上百个粮食窖穴，其中有80个里面还保存有粮食，虽然这些粮食都已成为皮壳了，后来经过一种叫做灰象法的分析研究，认为是粟。最近的研究证明，里面还有黍和其他一些作物，但是以粟和黍为主。把这些窖穴里面储藏的粮食换算成新鲜的小米，有十几万斤，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总和加起来都多，而它的年代是公元前6000多年，这一下子把农业的起源提早了一千多年。同时还发现做得非常好的三种农具，一种是石铲，翻地用的，证明这个时候已经知道翻地了；一种是石镰；还有一种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与磁山几乎同时发现的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发掘出的农具跟磁山的几乎一样，只是石铲、石镰都带锯齿，比磁山的更先进。以后在辽宁新乐、沈阳这些地方也发现了小米。这样看来，整个黄河流域，甚至再往北一点的内蒙古、辽宁这些地方都发现有这两种作物，年代都是公元前6000多年，最早的差不多接近公元前7000年。前不久，北京大学与北京市文物考古所合作发掘了北京西郊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这个遗址的年代距今是一万多年，发现也有小米。严文明：《光明讲坛》，2009年第1期。
这些时代都比关桃园遗址要早，能不能因此就否定炎帝发明农业的传说呢？这也不能简单视之！因为已有的研究观点表明，中国农业文明的形成最初是多元化的，多区域的，并且呈现着阶段性。严文明：《光明讲坛》，2009年第1期。最早的农业可能发源于半山区，其后才延及到靠近平原的山麓及平原、沼泽的边缘。有的学者甚至明确的预言：“宝鸡地区还可能有更惊人的发现，来说明这一地区是中国旱地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陈连开：《宝鸡秦川地区在中华民族一体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宝鸡市社科联编《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因此探讨中国旱作农业起源的学者大多都寄希望于前仰韶时期的考古发现，并把目标集中在了陕甘交界的渭河中上游一带的陇山东西的峁塬山区。就黄河中上游地区而言，除甘肃的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处窖穴里面有粟，而且还是捆在一起的穗子这个重要情况外，就是关桃园的重要发现了。实际上大地湾和关桃园的背景和时代相近。关桃园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最迟在距今7800～6900年的时候，原始农业已在这里产生。那个时候，关桃园的农耕文明水平已比较发达，农业已有了初步的规模。
关桃园遗址位于宝鸡市西部山区的渭河北岸，是一处发育较好的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关桃园》，中国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发掘地层关系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遗址的早期遗存距今已有近8000年的历史。这是一处黄河中上游地区年代最早，揭露面积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前仰韶文化遗址。这不但从地域概念和时空界线上完善了炎帝文化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古代生产工具——骨耜，使《易·系辞》和《逸周书》的记载在考古中找到了实物依据。因此说关桃园遗址的考古发现实在是对炎帝发明农业的最有力的证明，使古史传说的历史和现代考古发现在这里得到了最容易让人理解的完美结合。
这些主要表现在：
1、代表农业产生的标志性工具——骨耜的大量发现。
耒耜是远古时候的一种生产工具，因其与农业起源有直接关系，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农业起源的标志性工具。往往谈到农业起源无不谈到耒耜的。《易·系辞》：“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这是对炎帝·神农氏发明耒耜的最早文献记载。《白虎通德论·号》述，到了炎帝时代，“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则进一步说明了耒耜这种生产工具产生的时代背景。耜是远古先民由采集经济生活方式向收割农业转变的象征，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标志。因此，先秦许多史籍中多有记述。《庄子·天下》曰：“禹亲自操橐耜”；诗《豳风·七月》说：“三之日于耜”，《毛传》注：“于耜，始修耒耜也”；《周颂·载芟》：“有略其耜”；《良耜》篇专题颂耒耜；《小雅·大田》也说到耜；《淮南子·汜论训》：“古有剡耜而耕”。
那么“耒”和“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呢？《说文解字》说，耒是象形字，甲骨文作，是古代一种翻土农具，形如木杈，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用以松土，可看作犁的前身。耒是汉字部首之一，从耒的字与原始农具或耕作有关。《说文解字》释耜也是古代翻土的农具名，自汉以来，耒耜常常并称，通称为古代一种生产工具。然而，由于历史的久远，远古时期这种最原始的，而又与农业起源有直接关系的工具耒耜最早出现在炎帝的“传说”中，加之考古中迟迟没有发现，因此，对这种古代农具的印象仅仅只能停留在字意的解读上，很难说清最初意义上的耒耜到底是什么样子。如《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其（耜）博八寸”；《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郑玄注曰：耜者，耒之金也，广五寸”；《考工记》曰：“耜广五寸”；《王祯农书》把耜画成铲的样子，如此等等。不仅古代文献记载各异，而且今人聚讼不休，着名学者杨宽杨宽：《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10期。徐中舒徐中舒：《论西周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5期。孙倬云孙倬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1966年版，第79页。诸先生各自都有不同的解释。但他们的解读，包括《说文解字》在内，多把耒耜与金属联系在了一起，大大的离开了炎帝·神农氏作耒耜的时代背景，即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程度。所描述的耒耜亦不是炎帝时代最初使用的耒耜，大约已到了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即第二次农业革命的开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青铜生产工具——铜耜及石耜，这虽然把人们对古代这种具有开创性的生产工具的认识从文献记载中拉到了实物的直观见证，但这种铜耜出现的时代毕竟大大的晚于炎帝时代，与农业起源还相差数千年，且质地及样式与神农氏发明的耒耜有很大区别，无法解决农业起源或是炎帝发明农业的问题。这之前在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曾发现过带双齿的木耒印痕，这种木耒虽和神农氏·炎帝发明的耒耜的描述相似，但其却是印痕不是实物，且产生的时代约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距今不到5000年参见《考古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庙底沟”。仍然和学术界公认的农业起源的时代有较大的距离。1982年在渭河流域白家村晚期的T101M1中发现了一件近似关桃园骨耜的生产工具。发掘报告的作者已注意到了这件独特的工具，但是遗憾的是对其定名却采取了似是而非的态度，在墓葬随葬器物及统计表中称“骨耜”，但在晚期文化遗存的介绍、文化性质一节和出土器物索引及图版中最终称其为“骨铲”，并指出“白家村发现的骨铲末见于其它遗址”。白家村文化的年代和关桃园接近，这件骨耜与关桃园骨耜可能有源流关系，可惜只发现了一件，而且还是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30页。1978年，长江以南的浙江河姆渡遗址成批的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的史料所载的最早的骨耜和木耜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才使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突破，数千年的历史和学术问题从这里得到了解决。
然而，河姆渡遗址的早期时代虽和炎帝发明农业的时代背景不差上下，但河姆渡从位置上属江南钱塘江口，已近东海沿岸，其人种虽和北方仰韶文化的蒙古人种相似，却和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面貌有较大差异，目前还很难说清这两种文化之间有什么渊源关系。河姆渡出土的骨耜和木耜的重大意义在于追索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北方旱作农业还有差异。从文献记载和目前的学术信息来看，炎帝的足迹似乎还到不了那里。因此，把河姆渡的耒耜与神农发明耒耜的记载进行联系，还得不到考古学上的有力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