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发明了甑，这不仅只是一种解决吃饭问题的技巧，它还具有更深的文化意义。原始蒸法是人类利用蒸汽能的最早实践，这是东方饮食文化区别于西方饮食文化的一个明显标志。要知道直到今天，西方人在烹饪时还极少应用蒸法，甚至在一些国家厨师连蒸法的概念也没有。正因为如此，东方是以蒸法见长，所以做出来的是米饭馒头；西方是以烤法见长，所以主食是面包。
人类的火食自发端以后，在史前大体经过了烧烤、石烹、陶烹几个阶段。烧烤没有采用什么中介传热物质，直接将肉物放在火上烤熟。石烹的导热物质有时是水，有时是固体的石块。陶烹主要以水为导热物质，蒸法又将水导热方式变为气体导热方式。在文明时代又有了用油导热的烹饪方式，这不同导热物质在烹饪上的采用，是人类在科学认识上的一次次飞跃。
中国传统烹饪在以大米和小米为主食的前提下，取便利的粒食方式为主导方式，以煮和蒸的方式获得饭食与粥食，包括肉食在内的其他副食的烹调也都借用了主食的方式。甚至于在引进种植小麦之后很久，依然将麦子纳入粒食之列。
新石器时代陶器中的炊具一般都比较粗糙，而餐具却较为细腻，无论质地、造型和装饰都比较讲究。这些食具往往是陶器中最精致的产品，倾注了先民们的巧思。作为食具的陶器，成形后外表打磨光滑，并有以刻划或彩绘等方式装饰精美的图案。新石器时代惯常使用的饮食器具主要有杯、盘、碗、盆、钵、豆(高足盘)、小鼎几类，出土数量很多。这些器类在地域分布上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如东部地区多鼎、豆、杯，西部地区多碗、盆、钵，南部地区多杯、盘、碗，反映出各地饮食方式上的传统差异。
随着制陶工艺的发展，新石器时代的食具烧制的质量越来越好。新石器时代制陶出现过两个高峰，其代表性产品分别是彩陶和黑陶。彩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距今7500年以前，最初的彩陶是在红色器皿的口沿部绘一周带状红彩。从距今6500年至4500年前，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繁荣期，仰韶、大汶口、大溪、屈家岭、马家窑文化居民都拥有发达的彩陶工艺。新石器时代末期，制陶技术又有很大发展，成型采用了轮制技术，陶窑构筑更为科学，烧成温度也有了明显提高，制出了前所未见的精美黑陶饮食器具。黑陶主要器形都是较小的杯盘类饮食器具，有的陶胎很薄，称为蛋壳黑陶。陶色发黑以后，已不适宜采用彩绘手法来进行外表装饰，这样的器皿虽不见五彩的外衣，但沉稳的黑色给人的美感显然不在彩陶之下。最漂亮的黑陶器皿是山东龙山文化居民制作的，而且多为酒具。先民对饮酒所用器具之美，似乎要求更高一些。江南良渚文化所见磨光黑陶也很精致，有的还压划有繁复的行云流水纹饰，是难得的工艺品。
古老的富有特色的熟食传统，还决定了独特的进食方式。先民的主食是粥饭，副食为羹汤，这些都不便直接用手指抓食，还要借助手指之外的餐具，才能将食物顺利送达口腔。现代人享用中餐，要使用筷子和餐匙，这传统其实可以上溯至史前时代。考古已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餐匙，年代最早的餐匙是7000多年以前的先民制作的。在冶金术尚未发明的新石器时代，餐匙的制作主要以兽骨为原料，骨质餐匙可分为勺形与匕形两种。匕形餐匙一般为长条状，末端有比较薄的边口。勺形餐匙明显作出勺和柄，形体比较规范。就出土的数量而言，匕形匙远多于勺形匙。
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般都有骨质餐匙出土，最早的见于磁山文化遗址，许多仰韶文化遗址里也有出土。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居民，也时兴使用餐匙进食，而且他们的餐匙制作大都十分精巧，包括一些器形标准的勺形匙，还有一些蚌质餐匙。大汶口文化许多精美的餐匙都被作为随葬品放在了死者的墓中，发掘时看到餐匙常常握在死者手中。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居民，使用餐匙也很普遍，有的遗址出土餐匙多达100多件。齐家文化的餐匙全为长条形，柄端无一例外地都有穿孔，这些餐匙许多也是在墓葬中发现的。作为随葬品的餐匙，一般都放置在死者的腰部，据此可以推测齐家文化居民在平日里，是用绳索将餐匙悬在腰际，以便随时取用。餐匙是中国史前先民的一种生活必需品，人们平日要用它进食，死后还要带着它进入墓穴，似乎一刻也离不了它。
在长江流域也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骨质餐匙。河姆渡文化居民有最精美的鸟形刻花象牙餐匙和标准的勺形餐匙，年代与黄河流域最早的餐匙相当。此外在华南也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餐匙，其中也不乏精品。安徽含山遗址出土精致的玉勺，较之象牙器制作难度更大。
古代中国人使用餐勺的历史悠久，餐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餐勺的制作材料，主要取自兽骨，而铜器时代则主要取用的是青铜。自战国时代开始，又出现了漆木勺。隋唐时期开始用白银大量打制餐勺，在上层社会白银打制餐勺的传统一直到宋元时代仍然受到重视。在历代皇室贵胄们的餐桌上，还常常摆有金质餐勺。勺与筷子一样，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进食器具。
餐匙在文明时代与筷子一起，成为中国人主要的两种进餐具，考古发现了许多属于商周时代的青铜餐匙、秦汉时代的漆木餐匙、隋唐时代的金银餐匙等，史前时代的传统一直得到了继承。
筷子的出现也在新石器时代，只是它不易保存到现在，所以考古发掘还没有找到太多的证据。
古代中国人进食不仅用到餐匙与筷子这两大件，先民还曾制作餐叉，用它来享用美味的肉食。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考古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餐叉。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50年代曾出土一枚骨质餐叉，为扁平形的三齿叉，样式比较接近我们现代餐桌上常见的餐叉。在青海同德县的宗日遗址，发掘到了一枚骨质三齿餐叉，餐叉长25.7厘米，齿长9厘米。青海乐都柳湾和民和喇家遗址，也出土了齐家文化骨餐叉。类似的餐叉在宁夏南部地区也有出土。
黄河下游的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掘到残断的骨质餐叉。这枚餐叉出土时置于一个陶鼎内，鼎内还遗有肉块腐化后留下的骨渣。这种少见的餐叉应当是用于食肉的，很可能是一种在礼仪场合使用的进餐具。
在商代的一些遗址曾数次发现过骨质餐叉。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出土过数量相当可观的骨质餐叉，如河南洛阳的一座墓葬中一次就发现了51枚之多，这些餐叉全为双齿，一般长12厘米，出土时包裹在织物中，放置在一件铜器上。
古代餐叉的使用与肉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古代将“肉食者”作为贵族阶层的代称，餐叉可能是上流社会的专用品，应当不会普及到一般民众中。下层社会的“藿食者”，因为食物中很难见到有肉，所以用不着制备专门食肉的餐叉。
西人用餐叉的历史并不十分久远，他们在三个世纪以前，相当多的人还在直接用手指抓食，包括贵族统治者在内。有的研究者认为，西人广泛使用餐叉进食，是从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开始的，也有人说是始于16世纪，最多也不过1000年的历史。中国人用餐叉的历史已经追溯到了5000年以前，不过我们没有将餐叉作为首选的进食器具，它实际上是基本被淘汰出了餐桌，这显然是我们有更适用的筷子的缘故。
在新石器时代建立并逐渐完善的饮食传统，影响直接波及到文明时代初期。史前人的饮食生活模式，精华部分都为文明时代所继承，甚至于为现代文明所弘扬。如中国烹饪的取料广博，以蒸法见长，饮食结构以谷物为主，以肉鱼果蔬为辅，进食用匙箸，食器尚美等等，都是史前时代形成的传统，这些传统在文明史的早期都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非常有意义的是，由史前进入文明时代，先民所使用的炊具、食具，享饪用的食物，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稍有不同的是，贵族阶层有了青铜饮食器具，但基本器形与史前却没有明显区别。
文明诞生以后，一些常用的饮食器具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有的甚至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或者成为国家政权的标志。例如鼎，它不过是一种三足器，可以炊可以食，在史前时代用了几千年，是非常平常的饮食器具。可是到了文明时代早期，一般的平民已经无权用鼎，陶鼎也不行，用鼎成了贵族阶层的特权，他们以地位高低决定用鼎数目的多少。
青铜时代的鼎已是青铜铸就的重器，最高级别的贵族-王，要用九鼎祭祀、宴享和随葬，所以“九鼎”就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问鼎”、“定鼎”这样的词成了最高军事、政治行动的代名词。发端于饮食生活的鼎，虽依然作为饮食器使用，不过贵族们已经从中抽象出一种至尊的概念，这概念深刻影响着商周时代的饮食生活和政治秩序。它在秦汉时代还在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鼎食”仍被作为高贵地位的同义词，一些士人仍将追求鼎食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汉代就有人从小抱定“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的信条，作为自己进取的动力。
炎黄时代在饮食生活方面建立的传统，不仅影响了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也继续影响着炎黄子孙的现代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