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以火承木，故为炎帝。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多疾病毒伤之害。神农以为人民众多，禽兽难以久养，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湿肥硗髙下，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播种五谷，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实而食之。又尝百草酸咸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号曰神农。本起烈山，称烈山氏，一曰连山氏，伊耆氏，大庭氏，魁隗氏。都鲁，以火纪官，其俗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人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列于国，日中为市，以聚货帛。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徳，合天人之和。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諌而杀之，神农退而修徳，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其地南至交址，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资治通鉴外纪》卷一。
可以看得出，司马光和刘恕都是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他们在整理加工此前的那些神话传说的资料时，尽量舍弃其中凭常识即可判断其荒诞不经的内容，将经过筛选的合乎理性的材料，放置于他们认为比较真实的历史谱系中。他们笔下的神农，不管我们今天看起来与真实的历史有多大距离，但应该承认他们在其历史编纂中贯穿着可贵的人文主义传统。
南宋的历史学家胡宏在司马光和刘恕着述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古代史谱系再一次进行加工整理，其中对神农的记述可以说网罗此前的所有资料并加以系统化，其丰富、细密和系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炎帝神农氏，有熊之君少典正妃、有氏之女曰任巳之所生也。少典女登游于华山之阳，有神龙之祥，生为神农。长于姜水，为姜姓。师为悉诸，学于老龙吉，得《河图》，图之真数三而已。太极具万象为神，神生象，象生器，器生数，是故天六地四。天以气为质，神为神地以质为质，气为神。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故四肢各有脉，一脉三部，一部五候，应天数也。
神农知天地之道，明于人之性以有天下，更无怀氏。神农立极，先定乾坤，推五徳之运，以火承木，因以纪官，号曰烈山氏，亦曰连山氏，都于曲阜。时人生益庶，殚蠃蛖之肉，穷草木之滋，或伤生而殒命。于是神农徧阅百物，着其可食者与其可疗治者，使民知所用避。作为陶冶，合土范金，制斤斧、耒耜，枷芟枪刈，耨鏄茅蒲，袯襫。相土田燥湿肥硗。兴农桑之业，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为台榭而居，治其丝麻为之布帛。有子曰柱，能治百谷百蔬，与民并耕而食，发教于天下，使之积粟，国富民安。故号曰神农氏，又曰伊祁氏。伊祁氏始为蜡，蜡也者，合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索飨之，主先啬而祭司啬焉，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迎猫，为其食田鼠，迎虎，为其食田豕，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皮弁素服以祭，若送终也。野夫黄冠，故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
大罗氏草笠而至，致鹿与女，而诏戒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不兴功而［收］，休民息已，后世王天下者，祀柱以配稷。
有献羊头山嘉禾八穗者，乃作穗书，以颁时令，令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丰盈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神农亲耕（籍田之礼盖始此），后亲织，以为天下先。于是四方之民丰衣足食，各执其方物，或举而不用事，或废而不举。乃命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夙沙氏煑海为盐，行不用道，其臣箕文谏而杀之。神农修徳不征，夙沙之人以其君归命。是时也，礼草昧而未制，乐湮塞而未作，燔黍为飧，捭豚为俎，玄酒大羮，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截苇为龠，绳丝削桐为五弦之琴，咏丰年之歌，以通神明之徳，合天人之和，法省而不烦，威厉而不杀，俗朴而不争，不令而人化。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服从。
神农居天位百有四年而殁，号曰炎帝。伯夷叔齐曰：“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禧；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此真吾所谓道也。”《皇王大纪》卷一。
以上我们粗线条地梳理了炎帝神农氏由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加工变成人文三皇之一的过程，所举资料只是具有典型性的十数种。其实，自战国以降，提到炎帝神农氏的文献资料数以千计，仅四库全书收录的文献中，就有上千种。这些文献对炎帝神农氏事迹的记述，愈后出者愈丰富，愈完备，愈系统，而且是神性、荒诞性愈少，人性、社会性愈多，完全证实顾颉刚发现的“层累地造构成的中国古史说”这一着名观点是一种科学的抽象。
二
在中国现存的历史文献中，炎帝神农氏不仅晚出于尧、舜、禹等传说中的圣帝名王，而且晚出于夏、商、西周三代正史中的任何历史人物。在《尚书》和《诗经》中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只是到了春秋晚期，才在郯子的一次谈话中蹦了出来，以后陆续在《国语》、《孟子》、《庄子》、《管子》等书中出现。在司马迁《史记》所梳理的中国古代史的谱系中，虽然也提到这位炎帝神农氏，但却不将其编排在他视为中国历史开端的三皇五帝之列。就是被他列为五帝之首的黄帝，司马迁对其所传事迹的真实性也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徳》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敎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徳》、《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史记·五帝本纪》。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炎帝神农氏的事迹不仅越来越丰富，而且堂而皇之地进入三皇五帝的谱系，成为黄帝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的代表人物。你看，在愈来愈丰富的文献记载中，这位神人合一的炎帝神农氏不仅是与黄帝齐名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而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开拓者和创造者。他“为耒耨之利以敎天下”方闻：《大易粹言》卷六九。他推行“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王符：《潜夫论》。是中国农业文明和商贸事业的开创者。他发明了“钻火之术”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五〇。使百姓开始熟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开拓者。他是被中国和世界视为不朽经典《易》的创作者之一，“庖牺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胡居仁：《易像钞》卷一五。又是排入“五德之运”的最早帝王，苏东坡为之证名说：“以五德王天下，所从来尚矣。黄帝以土，故曰黄；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从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从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从火而尚赤。”《书传》卷五。他“观民设教”，“顺时作历，创立制度”王樵：《尚书日记》卷一。是中国历法和各种制度的创始人。他是中国药物学的奠基人，“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神农氏始味草木之滋，察寒暑平热之性，君臣佐使之义，作方书以疗民疾”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卷十《炎帝外纪》。以永垂千古的《神农本草经》树起了中医药物学的第一块纪念碑。他是文字和书法艺术的发明者之一，“庖牺氏获景龙作龙书，炎帝因嘉禾作穗书，苍颉变古文写鸟迹，作鸟迹篆，少昊作鸾凤书，取似古文，髙阳作科斗书”罗愿：《尔雅翼》卷三〇。他发明了乐器，“琴，禁也，神农所作，洞越练朱五弦”《说文》。他的孙子岐伯制作了钟，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奠基人。还有的文献说他是中国兵器制造的始祖，因为他“冶铜为器”，其中自然包括各种器物和兵器的制作，“兵盖始于炎帝”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四一。等等。可以肯定，以上这些发明创造，放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考察，每一项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个人只要是其中一项的发明者或创造者，都足以永垂不朽。而集此诸多发明创造于一身的炎帝神农氏，被推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自然是当之无愧。由于炎帝和黄帝是中国古代文明曙光初现时期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联在一起就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始祖。后来，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封国和古代中国的不少少数民族，都认炎帝和黄帝为自己的祖宗。《路史》卷二四开列的炎帝后姜姓国就近70个，它们是伊、耆、厉（列頼）、姜、封、逄（庞）、北齐、殳、江水、吕（甫）、申、谢、汲、齐、许、焦、析、艾、隰、柯、丙、高（高氏）、棠、檀、若、井、剧、甗、崔、卢、章、高堂、闾丘、廪丘、梁丘、虞丘、移、氐人、狄历、廧咎、皋落、玄氐、杨柜、赤狄、露、路、隗氏、潞、甲氏、留吁、舟、骀、淳、戏、怡、孤竹、向、州、薄、甘、纪、随、酅、纪鄣、黑齿、阪泉、小颢。南北朝时期建立北周的鲜卑人宇文氏，北宋时期建立辽国的契丹人，都将自己的世系追溯到炎帝那里。而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几乎到处都有炎帝和黄帝的遗迹。这里显示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的祖宗认同意识。
问题在于，这个集如此众多的发明创造于一身的炎帝神农氏，作为单个的具体的人是否存在？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存在。然而，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硬是生生地塑造出这么一个人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建立中国远古历史谱系的需要和创造。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即不断地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进行探索，于是就有了盘古开天劈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被创造出来。夏、商、周三代以降，中国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历史学家就要追溯三代以前的历史，于是就有了三皇五帝的系统。秦汉大一统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于是历史学家就以统一的理念，对已有文献记载和在口头上流传的神话传说进行加工整理，由于参与加工整理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就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也是各自进行自已的创造，这就出现了不同的三皇五帝的系统。不过，因为司马迁已经在他影响深远的《史记·五帝本纪》中建立了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这样的有《尚书》等文献支持的五帝系统，以后的历史学家就将他们创造的思维聚焦于黄帝以前的历史，而炎帝神农氏恰恰是为这一创造思维提供广阔空间的一个符号。如果说黄帝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那么，炎帝神农氏的时代就是由野蛮到文明的过度。在真实的历史上，这应该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起码上千年或数千年。正是在这个过度时期，中国的农业文明获得了长足发展，物资交换的商贸活动将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其它生产活动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为之服务的历法因而被发明和应用。由于治疗疾病的需要有了医药卫生的萌芽，由于交流和纪事的需要有了文字的发明，由于感情表达和娱悦身心的需要有了音乐的发明。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贫富分化的出现，人们的利益分配需要有各种制度的规定，于是有了“创制立度”的制度建设。由于部落之间有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行动，制作兵器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所有这一切与文明相联系的创造发明，决不是一人之力在很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它们只能是中国的先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经过数代甚至数十代人的不断努力创造的。三代以后的人们在享受这些文明成果时，已经无法考究这些文明成果的发明者和创造者了，于是他们就一厢情愿地将这些文明成果的发明和创造集中到一个他们心中的圣帝名王身上，有点史影的炎帝神农氏就有幸成了他们理想的英雄。显然，后世历史学家笔下那个集诸多发明于一身的炎帝神农氏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他是历史学家为了梳理中国远古的历史谱系而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但他的活动却闪动着真实历史的影子，他是一个符号，一个时代众多英雄领袖人物的复合体。可以这样说，历史上即使真的存在炎帝神农氏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他与后世历史学家笔下的那个炎帝神农氏也不能划等号。不过，后世历史学家笔下的那个炎帝神农氏所代表的一个时代应该真实地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