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陈忠志所创作的中国画《黄河之鹰》入选全国美展并在国外巡回展出。此后这幅作品被作为国家礼品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赠予朝鲜。1960年7月，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在《北京日报》发表了《美术创作中的中国风格与中国道路》一文，文中写到：“陕西陈忠志画的描写三门峡大坝工地雄伟场面的《黄河之鹰》、上海陈秋草画的《不夜工地》、西安石鲁画的《丰收小景》，都是由中国山水画的基本手法，结合了一些人物画和风俗画的手法，毫不勉强而非常新鲜地描写了我国工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面貌。”
1964年，陈忠志创作的国画《评五好社员》入选全国美展，并在《美术》、《人民中国》、《人民日报》等报刊中发表，在美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此阶段，陈忠志主要以工笔重彩或兼工带写的绘画方式来表现具有主题内容的现实生活。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来看，他这个时期的艺术已趋于娴熟和完善的境地，构成了他艺术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1977年，陈忠志创作的《黄河儿女》入选全国美展，并陆续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美术》等报刊中发表，同时还被国内数家美术出版社出版。1978年，该作品被编入全国通用语文课本第四、五册中（易名《望着远方》），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黄河儿女》的产生，标志着陈忠志艺术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这幅作品不仅是他个人的代表作品，而且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中亦具有重要位置。
1981年，陈忠志创作了中国画《功勋与流逝》，从而开始了他以水墨写意为主体表达方式的艺术创新历程。在此之后，他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以及海外的新闻媒体曾多次报道了陈忠志教授的绘画艺术。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中国画家百人传》曾对陈忠志教授的艺术作了全面评价。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作品《打草鞋》为标志，陈忠志教授的水墨画艺术彻底进入到了一个自由写意、融汇中西的风格化时期。他的艺术“在水墨没骨造型法及意象表现中，使水墨的潜能、趣味、内涵在陌生化审美效果中得到新的开发。”“他画肖像、戏曲人物、抒情小品，又画动物、花鸟，还画山水。在多个领域研究水墨语汇、句法结构、媒材效能，探求写实技巧，充实、提升意象造型的方式，以及主题创作的意境创构，并越来越深入地探索水墨画中的诗境与象外之象的创作问题，而且把他的探索扩展到多个画科之间的互通与互补。”形成了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艺术面貌。以《打草鞋》为例，我们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水墨画大写意之“解衣般礴”、“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似与不似之间”等等美学的至境，同时我们还可以直觉地感受到画面中所营造出的空间感和光感所带来的视觉新境界，而这一切却都十分自然和谐地统一在陈忠志个人的艺术表现整体语境之中。在此期间，他的作品曾入选“中国艺术大展——当代中国画展”和“百年中国画展”以及“全国画院双年展”等，曾荣获美国名人协会提名96ABl杰出成就奖等奖项。《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专题报道了他的艺术成就。1993年和2006年，他曾两度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陈忠志中国画展”，受到了美术界的高度评价。
关山月曾指出：“陈忠志作品的特点是非常娴熟地掌握了笔墨的技巧，而且对中国传统笔墨有一定的发展，他的作品有很熟练的中国画笔墨表现能力，他的画反映了生活，很有感染力。无论是他的人物画、花鸟画都很注重笔墨的感染力和生活关系的完美结合。”阳太阳认为，陈忠志的绘画艺术对中国画的创新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作品《黄河儿女》在20世纪中国美术中是值得回味的。方增先指出：“陈忠志有精湛的功底，艺术上的储存很充实，所以运用起技巧来，有时显得过于阔绰和懒散，他的作品讲境界、讲品格、讲变化、讲形式，能准确的把握笔墨的度的控制，韵味实足。他的作品时而细致、时而精练，蕴藏着一种严肃的态度，但有时却又玩世不恭到了荒唐的地步。有时信手点缀，寥寥几笔白地满篇，有时大气磅礴，水墨淋漓，不经意、不负责、不关心，却又仿佛处处留意。”杨之光曾说：“陈忠志十分重视自己的感受，他的画是每次的不同感受创造出来的，只求效果，不择手段，即择一切手段发挥了传统笔墨的柔和和细腻，又打出了叛逆的师承，用最大的勇气，达艺术之通途。”刘勃舒曾说：“陈忠志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画家，这位画家对艺术真诚，所谓真诚，主要体现在心无旁骛的艺术本体追求之上，形成了独立不倚的个人风格。”李琦认为，陈忠志教授创造了一种属于他的独特而鲜明的绘画样式，并赋予这种样式以饱满的精神张力和气质特点。他的作品《黄河之鹰》和《黄河儿女》鼓舞了几代画家，成为学院派的教科范本。孙克认为：“陈忠志是长安画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在国内享有崇高声望的艺术家。因为他基本功很扎实，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尤其是近来的作品，无论是人物画还是花鸟画，都表现出很随意、很自由的状态。这种自由创作的能力，自由表现的状态，我觉得都是建立在一种多年的艺术提炼上，他的作品可谓独树一帜。”作为陈忠志教授的学生，杨力舟曾说：“陈老师讲究美的诗意。我觉得他在讲究诗意方面，比其他老师更胜一筹。所以他的画是意在笔先，笔不到意到，在这方面有南方人的灵巧，又有北方人的茁壮。在用墨方面，他讲究光感，所以在他的画里面，给人一种抒情与和谐，我一直觉得，陈老师的画生机勃勃，渗透着一种秀丽的雅致。他的作品《黄河儿女》创造了历史。”林墉曾说：“陈忠志的画很精彩，在传统与现代的构成中，他讲究简明、节奏、张力、变化、气韵和视觉艺术，达到了一种知觉上的壮丽。”陈醉指出：“陈忠志教授的艺术成就确实是给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黄河儿女》表达了那个年代的一种精神风貌，在教科书上留下一幅作品是很不简单的事。”尚辉认为，在20世纪美术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以非常突出的在一个时代产生影响的代表作来确定这个画家的历史地位，陈忠志应属于这样的画家。他的作品呈现出了时代精神和人文风貌。如果没有陈忠志的《黄河之鹰》和《黄河儿女》等作品，那么，20世纪的中国美术就可能会缺少很多链环。陈忠志的作品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他的作品构图恢弘，造型坚实，不仅具有极强的表达主题和叙事的张力，同时还渗透着他的主观创造力。像他这样能够将文人绘画的水墨逸韵和北方高原的浑厚气象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家，实为少见。在艺术追求上，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者，他没有开宗立派的行为和奢望，但却形成了个性鲜明的风格面貌，这亦是值得美术界深思的问题。邵大箴在《自然质朴雄健大方——读陈忠志的画》一文中写到：
陈忠志毕业于中南美专，早期受岭南画派关山月、黎雄才的影响，后来到西安执教，受深厚的传统文化气息的熏陶和长安画派主将赵望云、石鲁等人艺术的感染，加上他在黄土高原的生活体验，逐渐融各家各派之长于自己的艺术创造之中，形成独特的艺术面貌……他是一位谙熟中国画传统的画家。他既掌握了写意文人画的技巧，又对汉唐传统绘画有很深研究。他作画很注意笔墨，把文入画笔墨的放纵、简练运用到现代人物的创造中。他笔下的线之所以刚劲有力又灵动活泼，无不得益于他自由的书写即书法运笔入画的能力。在充分发挥传统绘画线造型技巧的同时。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从西方引进来的素描造型，他既反对用素描来取代传统的线，也反对固守线造型而否定素描的引进。所以在陈忠志作品中，很有民族特色的人物造型，很自然地融入了西方的写实技巧……在陈忠志的人物画作品中，传统线条和西画块面结合得水乳交融，毫无牵强附会之感。所以，我认为兼有中西之长，是他的人物画的另一特色……陈忠志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也善于把生活中的美提炼为艺术的美。他对形式规律很有研究，特别在解决静与动，虚与实的关系上，很有创造性……他从不画自己感受不深的物象。他总是对所描绘的客观物象深入观察和体验，一直到感情有所触动，产生共鸣和启发，才开始动笔。他在画中追求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即主观和客观统一，情与景交融的境界。在长安画派中，陈忠志的画既自然质朴又有抒情意味，也雄健大方和有宏健气势，可谓独树一帜、个性鲜明。他的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广泛的好评是很自然的。
陈忠志教授是一位具有深厚人文内涵的艺术家，他在中国画创作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不仅来自于他勤奋的艺术实践，同时也与他对艺术的理性思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艺术文化上的诸多理念对当代艺术家们无疑是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陈忠志教授从艺50余年来，从未停止过对艺术语言的探索，他对艺术的终极追求却从未改变过。他认为：“把风格模式固定化，其实是一种商品概念，绝不是真正意义的大师。只有不断地变体发展，向文化品位攀登，才能保持永恒的艺术生命。中国画和所有学科一样，像金字塔构筑，其综合素质的底座越宽，其塔尖则越高。中国画艺术既要个性，又要共性，才能成为经典。文化的主旋律是时代特征的共性，民族特征的个性。”
关于艺术中的共性与个性问题，陈忠志教授认为：“构造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是个性，构造艺术生命的价值是个性，艺术作品赖以生存、发展、以至永恒的也是个性。它可以无极限的张扬，它远不同于大宇类物的循环，更从本质上区别于实用商品，这是人类艺术史验证了的。”然而，事实上个性与共性在一切经典艺术品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矛盾统一体。艺术中的个性、个性特征、个人风格的生发，首先是艺术家精神世界的产物，是艺术家在认知世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主客观的统一。真实的个性离不开一系列大环境的冶炼。“个性鲜明的程度，品质的优劣，取决于画家、艺术家精神世界的大小。个别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拓荒者，而是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制造自我，这种自我，我称之为单细胞培养。为怪而怪，为逆而逆，为破而破，为少数专家捧场，以怪夺人，也许能博得少数人一时的喝彩，却反以怪离人。就是说，画家发出的个性信息，没有和接收的大环境接轨，也就没有或极少为多数人所认知……一切艺术个性，若脱离开作为社会人自我的心灵，其显现值充其量是短暂的。”“有许多大师，其作奇异怪野，惊魂夺魄，那是一种精神品格的创立，一种勇气的开拓，一种厚积喷发，不失为经典。作品既要有陌生感，又要给人愉悦感，既要有浓浓的风味，又不能有腐臭，既要与众不同，又要与众共识。与众不同和与众共识并非水火不相容，但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只是做到一点与众不同并不难，或只当群众尾巴与众共识更不难，难在二者之统一，个性不偏格，共性不落俗。不应把千人一面倾向，迎合世俗低格调的东西模式化，划圈称派，把苍白肤浅的东西视为共性，画主旋律就是硬邦邦的图解，甚至以大众文艺为幌子打出写真实的派别，既抹杀个性，也让共性降到庸俗最低度。”
关于艺术创作中的个性与个人面貌及符号化模式问题，陈忠志教授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指出：“自打出个人面貌一说之后，不少人即从题材、材质、笔墨语言、造型手法等一系列给自己强化为一种固定模式、反复循环，把画家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称之有个人面貌，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区：把个性与个人面貌模式等同起来了，这种面貌也只能让人产生审美疲劳。”“有才华、有激情的画家，不应把自己圈在一个极贫乏的趣味、极狭小的范围之中，不为题材而题材，不为面貌而面貌。你独立的创造是来自生活中丰富多彩的独特感受，怎能抹杀得了。”“个人面貌与个性，是表与质的关系。个性的质在人生历程中是活的，可变的，发展着、运动着的。因此，个人面貌就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往往因质的运动深化使表显得更加鲜明多样，把个人面貌作为固定的模式往返重复，那就太遗憾了！把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也就错了。”
陈忠志教授曾写到：“创作独一无二的作品是我的追求，除了不可避免的商品性质需要外。对于自己的过去，也尽可能地不重复，重复的风格式样让人总有点厌倦。这是我的作品无定格的特征，没有固定的个人面貌，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始终坚持中国画的基因，中国画的气味，中国画的韵律。我的模式是要传承，但不同于古人；要吸取，但不同于洋人；要时代气脉，但不同于大潮；要有法，但又无法。”“我流淌着传统的血脉，但不复古人的脸眉；我浮沉在生活的漩涡，但不为自然的奴隶；我吸吮着时代的气息，但不随大潮的波涛。”这些表述正体现了陈忠志教授在艺术抉择中的基本立场。
陈忠志教授是一位为数不多的真正的艺术家，他是一位将艺术视为生命的画家。他在当代中国美术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完全是依仗着自己的勤奋、坚韧与才华，而绝无艺术以外的其他任何因素，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许多人感到汗颜了。我相信，陈忠志教授对当代中国美术所做的卓越贡献必将受到历史的尊重，他的名字必将载入新中国的美术发展史中，他的作品亦是一代中国艺术家们上下求索的精神写照。
十二张义潜与《重任在肩》
1997年秋，陕西画家张义潜应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委托，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历时两月有余创作8尺立轴《重任在肩》，于1998年2月底封笔。这件作品将在毛主席纪念堂正厅周恩来纪念馆内长期陈列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以周恩来革命生涯为主题的其他7幅作品，均由周恩来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的着名画家所创作。
张义潜先生所绘《重任在肩》是以“西安事变”为背景的。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争取东北军同红军联合抗日而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同年4月，周恩来同张学良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这幅作品展现出周恩来、任弼时、博古等人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骑马奔赴谈判地点的场景，塑造了周恩来同志雄姿英发、睿智机警、纵马奔驰的形象。画面的表现手法以简练概括的大写意手笔，准确生动的造型技巧和淡雅清纯的色调，渲染出了周恩来同志重任在肩、不畏艰险、坚定沉着的精神气质。看过这幅画后，我曾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