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阎红彦带领的晋西游击队过黄河到陕北后，陕北特委对晋西游击队的发展做了部署，并指示其尽快与谢子长、刘志丹取得联系，发展武装力量。1931年10月，晋西游击队委员会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将部队名称改为“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南梁在林锦庙同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会师，根据省委指示，将部队暂时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1932年2月12日，在甘肃合水县三甲塬的细阻子广场，正式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杨重远为参谋长。刘志丹、谢子长带领陕甘游击队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斗争历程，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之下，在敌人四面“围剿”之中，转战南北，驰骋东西，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几千人，为创造建立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3年9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南下，10月2日，强世清率游击队参加了王泰吉领导的攻打张洪镇的战斗，并取得胜利。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1934年7月23日，谢子长、郭洪涛又率领陕北游击1、2、5支队的主力和200多名赤卫队员南下到达南梁堡，与红二十六军会晤，并参加了陕甘边特委召开的阎家洼子会议。两支兄弟部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
1934年5月，为配合陕、甘两省军阀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井岳秀调集了伪十六师的全部兵力，向安定、清绥、神府三个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攻，红二十六军派王世泰率领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共同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攻。
1935年1月21日，刘志丹由白坚陪同到赤源县的水晶沟，亲自探望重伤养病的谢子长同志。二人就陕北和陕甘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及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问题，就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等领导机构问题，就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只是在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互相谦让，谢子长主动提出要刘志丹担任，刘志丹再三谦让要谢子长兼任。最后谢子长说，他是西北军事特派员，就决定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为实现陕北和陕甘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真正显示了陕西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
没有以刘志丹为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和以谢子长为领导的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不计名利得失的真诚合作和互相帮助，就没有西北根据地革命事业的发展。
3.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
在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广大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生命置之脑后，许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了革命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建立西北根据地的每次战斗中，都有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献出了自己的牛命。渭华起义中，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政治部主任吴浩然、手枪队队长张汉泉、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等人都在这次战斗中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在1928年的旬邑起义中，共产党员、起义领导人许才升、吕佑乾、王浪波、吕凤歧、程国柱、程永盛、王廷壁等被枪杀于张洪镇西门外。1928年3月，陕西省委秘书处被敌人捣毁，秘书处的李嘉谟、校明济、徐九龄（女）、方鉴昭（女）、任醱等五位同志被捕并惨遭杀害。
1929年2月2日深夜，由于叛徒的出卖，陕西党组织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子洲被敌人逮捕并关进牢狱，敌人的严刑拷打和伪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亲自劝降都没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惨无人道的铁窗生活，与猪狗同食的饭菜，使本来患病的李子洲的病体每况愈下，又染上了致命的伤寒，病入膏肓。当监狱外的同志传信要为李子洲想办法保外就医时，李子洲坚持留在狱中同难友们一起同敌人斗争。他在狱中写给家里亲人的信中这样说我并不惧怕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一个人牺牲了，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不要为我伤心流泪，勇敢斗争下去，党的事业必胜，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1929年6月18日深夜，37岁的李子洲戴着脚镣，在狱中病逝。1933年10月，敌人向薛家寨进攻，在保卫薛家寨的斗争中，耀西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牺牲。红42师师长王泰吉被捕后无论在敌人的法庭上或者在监狱中，始终保特着共产党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同敌人坚决斗争到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写了铿锵有力的《绝命诗》崤涵振鼓山河动，万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胞泽千里外，梦魂应在案愁容”。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政委杨重远足部负重伤，不能行走，被敌俘虎。杨重远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后，壮烈牺牲。队长强世清兄弟、政委魏武都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34年8月26日在清涧县河口镇战斗中，谢子长胸部受伤，流血过多伤势严重，于1935年2月辞世，年仅38岁。1936年2月，刘志丹率部参加东征，4月14日，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逝世时年仅33岁。
在西北根据地建立过程中牺牲的许多烈士，放弃了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并且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仰和甘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4.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精神刘志丹、谢子长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多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处理，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而是相忍为党，顾全大局，表现出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精神，体现了极强的党性原则。
刘志丹长期在陕甘边进行武装斗争，为陕甘边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1932年6月1日，“北方会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并决定派杜衡为红二十六军政委。1932年12月下旬，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在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上严厉批评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犯了“流寇主义”、“稍山主义”的错误。他擅作主张，开除了谢子长的党籍（后来省委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这个错误的决定），挑动战士，召开军人大会，批判斗争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并以调到上海“受训”为名，要把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赶走。为了顾全大局，保持部队领导核心的稳定性，谢子长提出他和阎红彦离开部队，让刘志丹和杨重远留下继续工作，黄子文也提出同样的意见，才为杜衡所接受。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后，杜衡只给了刘志丹一个宣传员的工作，后来团干部、战士意见很大，才给一个团政治处处长的工作。1933年5月间，他利用其政治委员的职权，强令部队南下，使弱小的红军冒着极大的危险，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陕西关中地区进攻，红二十六军在蓝田一带几次遭敌人包围，刘志丹、汪锋、王世泰、吴岱峰等同志指挥部队进行了英勇战斗，突出重围，但是部队损失惨重，大部分牺牲、失散。后经讨论决定，分批疏散，个人突围，自己想办法返回照金。刘志丹隐蔽在终南山中，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在这种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带病坚持两个多月，最后他们化妆成小商小贩，担了个货郎担子突围下山，由临潼附近过渭河，经高陵、三原，过洛川、保安，又绕南梁、马栏，转了很大的圈子，回到照金根据地，其他同志也都化整为零，有的经过渭南回到照金，有的经过西安回到照金，有的还绕道山西，由河津西渡黄河回到照金。最后回到照金的总人数大约有七十人，刘志丹等人回到照金后，并没有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灰心丧气，而是以大局为重，立即开始了红二十六军的重建和恢复工作，体现了极强的党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