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仅有陕西、甘肃的少数学者对西北根据地史进行了初步研究，统观这些年来国内出版的党史教科书及专着，在提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建立的12块根据地时，很少包括陕甘边、陕北、西北根据地。主要原因是理论研究的薄弱，“西北（原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工作，因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分歧上陷人困境。所以，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陆续退出这一研究领域，西北根据地史研究工作成为一个空白，与全国根据地史研究工作相比，落后了20年。”⑤20世纪90年代，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中共党史研究生时，就已涉足西北根据地的学习研究。近几年我在做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西北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提高陕西文化软实力研究”及“陕西红色文化软实力研究”、陕西省基础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课题“陕西红色资源开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软实力视域中陕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与开发研究”时，实地走访了在西北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发生的武装起义和战争遗址、会议旧址、革命前辈旧居，接触到更多的革命文献、文物、文学作品，更加熟知了西北根据地创建的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震撼人心的革命斗争故事、催人奋进的革命精神以及根据地创建中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形态、规章制度等。认识到确实存在着一种西北根据地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在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带领广大军民在建立西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几十年过去了，它仍然浸蕴在当年革命前辈战斗的战争遗址、会议旧址、革命前辈旧居、革命文献、文物、文学作品中，存在于革命前辈和参加过当年革命斗争的一些民众的记忆中，流露在今天世人对西北根据地战斗历程的赞扬声中，飘荡在西北根据地革命老区的上空。西北根据地革命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革命精神力量，无论人们承认它与否，它确实是西北根据地那段历史能够发生、得以存在，并彪炳史册的精神元素的升华。
因此，我们提出了西北根据地革命精神的概念，并将之命名为照金精神。
3.以照金精神命名西北根据地革命精神
照金是陕西铜川市耀州城西北50公里的一个山区小镇，与淳化、旬邑县毗邻，在西北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照金长期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并且同陕北根据地有着密切的联系。
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两个根据地在干部、军队、物资等方面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亲如兄弟。谢子长既是陕北根据地的负责人，也是中央在西北的军事特派员，曾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为实现陕北和陕甘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在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时，谢子长主动提出要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
两个根据地在对敌斗争方面互相支援。1933年9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南下，10月2日，强世清率游击队参加了王泰吉领导的攻打张洪镇的战斗，并取得胜利。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1934年7月23日，谢子长、郭洪涛又率领陕北游击1、2、5支队的主力和200多名赤卫队员南下到达南梁堡，与红二十六军会晤，并参加了陕甘边特委召开的阎家洼子会议。1934年5月，红二十六军派王世泰率领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共同粉碎了陕甘军阀对陕北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
由于敌人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围剿”，陕甘边、陕北、西北根据地在建立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中心，在1933年10月照金失守后，陕甘边特委曾转移到甘肃南梁。陕北根据地在建立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像照金这样相对固定的革命中心。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后，即开始了粉碎敌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二次、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斗争，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地址也处在经常变动中。相比较而言，照金曾长期是陕甘边革命的中心，其影响遍及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照金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共党史界早就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说法，意指陕西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道路的指引下，在西北地区探索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2004年4月9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在照金镇建成并开馆；2005年，照金陕甘边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笔者在对当年西北根据地所在范围的10多个县的考察中，照金广为人知。以照金精神命名西北根据地的革命精神，对于继承和弘扬西北根据地的革命精神，促进西北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都有重要意义。
4.照金精神的主体及其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精神的关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形成了各种“精神”系列如以人物高尚品德立论的，有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孔繁森精神乃至周恩来精神等；以地区革命精神的特点立论的，有红安精神、红岩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等；以重要会议立论的，有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以在非常状态下执行非常任务、表现出的非常精神面貌立论的，有“两弹一星”精神、98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以及最近提出的载人航天精神等；还有以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精神汇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在西北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形成了西北根据地的革命精神，我们把其命名为照金精神。照金精神的形成从地域来看，是陕西共产党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陕甘边地区和陕北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特定地区性。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程来说，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组成部分，它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一起，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艰苦斗争历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思想品德、行为准则、工作作风等。
照金精神的主体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和陕甘地区的广大军民。192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委统一领导陕西和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同年3月14日至17日成立了由耿炳光任书记、魏野畴负责宣传、李子洲负责组织的中共陕甘区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陕甘和陕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陕西省委于1928年成立了陕北特委、1933年1月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陕西党组织的领导下，陕甘边和陕北人民经过长达近十年的浴血奋战，经历了无数的流血牺牲，用生命和鲜血建立并巩固了西北根据地，并成为中国革命最后走向胜利的大本营。
照金精神的历史起点是，大革命失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陕西党组织领导人民在陕甘边、陕北地区开展的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其逻辑起点是，陕西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西北尤其是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在西北地区实践了井冈山道路。
西北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不同于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独特的特性，因此形成了不同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的地区革命精神。
土地革命时期，南方许多革命根据地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共产党人在远离党的领导和不能得到党中央及时指导的情况下，根据陕西革命斗争的实际，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它体现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西北地区国民党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革命群众力量的薄弱，使西北共产党组织创建笮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不得不确立在兵运基础上，“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第一步是在反动的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中搞兵运工作，以兵暴策反的方式扩大革命影响，发展聚集武装力量。”①然后建立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农付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
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苏区精神的内涵是：星火燎原，信念坚定；反对“本本”，开拓进取；执政为民，争创第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长征精神的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西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特点，使照金精神具有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精神等不同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特定内涵。
至于照金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关系，照金精神形成在前，延安精神形成在后，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陕西党组织和陕西共产党人就带着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精神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并且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二)照金精神的内涵
1.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
西北根据地的建立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西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独立自主地探索陕西革命道路的结果，在遥远的中国西北实践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在陕北和陕甘边领导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和革命兵变，其中着名的有清涧起义、旬邑起义、渭华起义等武装起义，王泰吉领导的麟游兵变，常翔峰（即常学孔）、王志祥等领导的神木手枪连兵变，杜鸿范、张东胶、杜润芝等领导的甘肃靖远兵变，高鹏飞、苏杰儒、高胜勇等领导的西华池兵变，李华峰、周凯、周志学等领导的平凉蒿店兵变，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变，这些起义和兵变（除西华池兵变因有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接应而取得了胜利外)之所以遭到失败，主要是因为起义部队没有很好地和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没有同建立红军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没有坚强的依托和回旋的余地，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斗争口号借以教育部队、鼓舞d气，加之起义队伍内部成分不纯，在紧急关头一些人叛变动摇，因此，起义没有取枓积极的成果。但是，这些起义都是陕西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标志着陕甘地区革命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必须建立一支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斗争中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在多次起义和兵变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总结经验教训，建立了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陕甘边游击队、反帝抗日同盟军、陕北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众多革命武装力量和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但由于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极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大搞“城市中心论”，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等，排挤打击刘志丹、谢子长的正确领导，使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到严重挫折。在杜衡“左”倾冒险主义彻底破产后，刘志丹、习仲勋等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西北革命斗争实际，作出了向南梁进军的重大战略决策，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继续发展，使毛泽东红色政权的理论最早在西北地区得到具体体现。为了推动陕甘边、陕北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安定县周家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党、政、军、群工作，西北根据地正式建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方许多革命根据地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共产党人在不能得到党中央及时指导的情况下，根据陕西和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实际，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它体现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
2.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
虽然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党、政、军组织形成了陕北和陕甘边两个部分，在组织名称(一个叫陕北特委、一个叫陕甘边特委）、武装力量的建制（一个是红二十七军、一个是红二十六军）、根据地的建设（一个叫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一个叫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领导关系（陕甘边一直属于陕西省委领导、而陕北特委却几易领导关系，有时归北方局领导，有时又归陕西省委领导)等各方面不相同，但两个部分始终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特别是谢子长和刘志丹两个领导人，团结合作，推动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的开展。
刘志丹、谢子长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始终保持着革命的战斗情谊。在苏雨生部从事兵运工作时，谢子长被任命为苏雨生部第十一旅的旅长，刘志丹被任命为第九旅第十六团的中校副团长（后又提升为十九团的团长）。1930年10月，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党的路线，举行革命暴动问题，谢子长和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行动委员会年、副总指挥。在甘军谭世麟部从事兵运活动时，谢子长担任直辖第三团团长，刘志丹在谢团担任第六营营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