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5月，希特勒的闪电战已经让德军攻占了一座又一座欧陆城市。尽管欧陆已经硝烟四起，格莱迪斯还是在暑假一开始就去了巴黎——她要去访问她在巴黎学习法语时寄宿的家庭，因为她深知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去巴黎度假了，至少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有去巴黎的机会了。
5月10日，法兰西战役开始，欧陆战火蔓延，局势日趋严重。杨宪益开始为格莱迪斯的安全担忧。他赶到伦敦，每天都去滑铁卢火车站焦急地等候格莱迪斯的归来。大约第四天或第五天，杨宪益终于从面容疲惫的来自巴黎的旅客中看到了格莱迪斯的身影。他们虽然分别没有太久，也许只有两个星期，但在烽火连天、人心恐慌的日子里，显得格外漫长。他们又惊又喜，相拥而泣，似乎一次分离经历了地老天荒。仓促的人流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他们无知无觉，完全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中。当火车站的广播播出法军大败，德军已向巴黎进军的消息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平添一股劫后余生的幸运感。
为了庆祝他们战争风云笼罩下的团圆，他们决定去静谧优美的剑桥度假。
剑桥那个田园牧歌般的古老村落早已通过诗人徐志摩的笔墨走进国人的视野：“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今译格兰切斯特），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诗人“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正是这种神灵性的美感，吸引着杨宪益和格莱迪斯。他们在格兰切斯特度过了难忘的两周：在拜伦曾经游泳的拜伦潭嬉戏；在罗素曾经“熟知每一片草叶”的大草甸漫步；在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品茶的果树下休憩吃茶……
这一田园诗般的生活曾被诗人布鲁克（Rupert Brooke 1887—1915）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曾住在朴素的村舍，与大自然亲密无间，在玫瑰园里研究莎士比亚，赤脚在大草甸上漫步，裸身在拜伦潭游泳——而且他还把这幅田园牧歌的景色永远定格在他的诗里。每当回忆起这段时光，喜欢诗歌的杨宪益就会想起布鲁克的诗句：
我多么想
去格兰切斯特，去格兰切斯特！
……你可以终日躺在睡意正浓的花草间
仰望康桥的蓝天
听着时光的脚步带着清爽走过你的身边
直到一个又一个世纪交汇融合
在格兰切斯特，在格兰切斯特！
（…would I were
in Grantchester，in Grantchester！
…that you may lie
Day long and watch the Cambridge sky
And，flower—lulled in sleepy grass
Hear the cool lapse of the hours pass
Until the centuries blend and blur
In Grantchester，in Grantchester.）
这大概是他们年轻时代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也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诗情画意的假期。
返回牛津后，他们就投入到最后的毕业考试以及回国前的准备。
“我始终很清楚牛津毕业后我一定会回国的，”杨宪益这样回忆，“我对回国的决定从未有过一点迟疑，即使中日战争已经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
他已经无法回到天津的家，因为天津已被日本人占领。而银行家的父亲去世时留下的丰厚家业，由于叔叔们的挥霍无度及投资失误，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繁华；战时的通货膨胀，无疑雪上加霜，加快了家道的败落。即便如此，他回国的决心也未曾动摇。
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一位曾经在墨顿学院做过研究员的哈佛学者推荐他去哈佛大学一边做助教一边读古典人文的博士学位。而来自西南联合大学的邀请，却让他喜出望外。因为西南联大是战时撤退到大后方的三所北方知名大学的联合学校（清华、北大、南开），汇聚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因为举荐他去任教的是沈从文和吴宓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文学家，还是他很景仰的师长；因为他将为学校创建迄今尚无的古希腊、拉丁语言文学课程。这一切都令他激动不已、憧憬无限。
格莱迪斯虽然对沈从文和吴宓不甚了解，但通过杨宪益的介绍，也对二位充满了敬意，甚至萌生了翻译沈从文小说的愿望（吴宓精通中、西学）。
然而，回家的准备带来的并非都是激动与憧憬，还有重重困难。
首先，由于家境的日渐式微以及战争带来的通讯不畅，杨宪益已经好久没有收到家里的汇款了。就在他已经弹尽粮绝，焦急地等待家里的支援时他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中说家业实已破产，无法再给他提供资助，好在他也马上要回国了等等。而此时的杨宪益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他自嘲自己一夜之间就从挥金如土变成一文不名。
幸好杨宪益爱书，不仅爱读书也爱收藏书。五年多他已经藏书丰厚，而且有些书还是珍版、绝版。为了筹资，他决定卖掉大部分藏书。接下来的日子，他和格莱迪斯一起分拣图书。他们挑选出大约八百本图书准备运回中国，余下的一多半卖给布雷克威尔书店。
坐落在牛津宽街48-51号的布雷克威尔是一家闻名遐迩的学术书店，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服务上乘。顾客可以买书、看书，还可以把自己的藏书卖给书店。书店的墙上嵌着一块木牌，上书：“没有人会来问你要什么，你想翻阅任何书籍，尽管自便。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店员随时为你服务。不论你来看书或是买书，都会受到同样的欢迎。”这是一个爱书人的理想天地，不管是看书还是买书，杨宪益一直是布雷克威尔的忠实顾客。
卖了大部分藏书，杨宪益在英国最后两三个月的生活费有了保障，但回国的旅费仍然没有着落。最后，他不得不向未来的岳母大人借钱支付旅费。
毕业和回国的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下，别是一番滋味。许多同学尚没有毕业就投笔从戎，加入了反法西斯的战争。其中包括积极追随杨宪益参加中国学会活动的弗兰克。前方不断传来的同学伤亡消息，让杨宪益想起才华横溢的诗人布鲁克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军，献出了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在哀伤和惋惜的同时，也更激起了他内心对战争的痛恨，坚定了他回国加入人民反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
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们，是否会时常想起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和平的来之不易？是否会反思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如何与国家、时代的命运紧紧相扣，如果没有国家的安定、时代的和平，个人何以安身立命？是否会感恩命运、感恩时代，从而珍惜生命，服务社会？
由于战时的金融管控，所有离开英国的旅客只能携带二十英镑的零花钱。而他们回国的航线也只能穿越大西洋，横穿北美大陆，再穿越太平洋到达香港；因为另一条取道红海、印度洋的航线很不太平，地中海海域的轮船常常会遭到德国战舰的袭击。
虽然旅途漫漫，但因为全程旅费都已经在启程前通过旅行社全部支付，杨宪益并没有担心二人总共四十英镑的零用钱会令他们捉襟见肘。那是没有信用卡的时代，今人恐怕难以想象只怀揣二十英镑登上穿越两大洋、一大陆的漫漫长路吧。
1940年8月末的一天，两个相爱的年轻人从英格兰的南安普顿港登上了加拿大太平洋船运公司的一艘女皇号轮船，取道加拿大赴香港。
战争的风云，淹没不了他们回家的激动——格莱迪斯就要重回儿时记忆中那个奇妙的国度；杨宪益就要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尽管离别的六年中她经历了种种被侵略被蹂躏的苦难。
虽然激动，这一次海上旅行却完全没有了五年前地中海游的奢华；已经“不文一名”的杨宪益不仅没有乘坐一等舱，连二等舱都买不起，只能和三等舱旅客挤在又闷又热的船下舱，而且还紧挨着轰鸣不止的轮机舱。格莱迪斯作为一个英国淑女，是不允许乘坐二等舱以下的舱位的，所以她在二等舱。好在除去睡觉的时间，杨宪益可以和格莱迪斯一起待在二等舱甚至一等舱的休息厅。
1940年9月7日傍晚，大西洋上空阴云密布，在无边无际的浓黑的水域上，他们的轮船就像要被黑暗吞噬的一叶扁舟。轮船上的无线电广播传来希特勒开始大规模轰炸伦敦的消息。这真是黑暗的一天，旅客们个个心情沉重，对于格莱迪斯和杨宪益尤为如此。一个刚刚离开的祖国正被德军撕开胸膛，狂轰滥炸；另一个正要回去的祖国已经备受日军的残暴蹂躏。他们的将来也像茫茫大海上漂荡的扁舟那样飘忽不定，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们拥有彼此，在这样的时刻似乎足够了。他们相互依偎着，无声无语地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天连海、海连天的一片灰暗的远方，任凭呼啸的海风舞弄他们的头发、鼓动他们的衣装。
他们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登陆，南下多伦多，西进温哥华，横穿加拿大后又登上“俄国女皇号”邮轮，开始穿越太平洋的航程。
进入亚洲海域之后的一个雾蒙蒙的清晨，他们的轮船被一艘日本战舰拦截，几个日本海军军官带着持枪的卫兵登上了俄国女皇号客轮。日军把三等舱里的所有中国旅客全部赶到甲板上，排成队，一一盘查。
天空一片青灰，地平线上初升的太阳躲在浓云密雾之后勉强射出几道冷冷青光，空气中凝重的水汽给这个灰色的清晨平添了一股凉意。
排在杨宪益前面的人大约三十岁左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着中式便装，一副学者模样。他显得有些紧张，左右两腿不断地变换重心。杨宪益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格莱迪斯在一起，所以对三等舱的旅行同伴不甚了解。
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英语不够好，对于日军的问话，戴眼镜的“学者”回答得结结巴巴。日本军官头一歪、眼一斜，身旁的卫兵马上扑上去把他带走了。
轮到杨宪益，日本军官问什么名字，杨宪益平静地给出自己的名字；军官低头扫了一眼手上似乎是乘客名单的文件。
——职业？
——学生。
——到哪里去？
——香港。
——香港何处？
——中国银行。
杨宪益感觉手心有点出汗，正担心继续追问下去他给不出具体地址该怎么办，日本军官手一挥让他走了。
如释重负，他的第一反应是冲到上面的二等舱——格莱迪斯一定在焦急万分地等待着。但他还是先回到自己的船舱，耐心等着日军官兵撤离。边等边想，究竟是自己无可挑剔的牛津英语，还是给出的中国银行目的地，还是自己的西式装扮让自己得以解脱？那个被带走的戴眼镜的“学者”再也没有回来。
当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再聚首时，他们如同在伦敦的滑铁卢火车站相聚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静静地、久久地，似乎又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如果我真被带走了……”杨宪益自言自语道，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曾把自编自印的英文抗日杂志《复兴》寄给过天津日军司令部一事，如果他当年因此而上了日军的黑名单，后果将不堪设想。“无论如何，我是一定要阻止他们的！”格莱迪斯轻声说，但字字铿锵。
“俄国女皇号”途经上海时需要停泊一天。当时的上海正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孤岛时期，经济依然繁荣，交通尚且稳定，所以他们决定上岸住一晚。下船时已是傍晚时分，他们一前一后走在舷梯上。突然，一声“少爷、少爷”的呼叫是那样耳熟，杨宪益循声望去，只见一个高大健硕的男人在舷梯边上向他恭敬地弯腰行礼，原来是天津老家来的阔别六年的仆人潘福。紧跟在杨宪益身后的格莱迪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觉得又吃惊又好玩儿，同时，两个人也都有些感动。毕竟当时的通讯是那么不方便，潘福不可能知道他们轮船到达的确切时日，一定是来此等候几天了。当然，潘福也是来传递老家的信息，希望他能回去。但杨宪益决心已定，是不会回到已被日军占领的天津的，他们仍按原计划取道香港去昆明。
然而，到达香港后，离目的地虽近在咫尺，他们却陷入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