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4年，辽国的萧太后不甘心前三次侵宋的失败，乘秋高马肥之际，又发动了第四次入侵北宋的军事行动。这一次，她分兵两路，10万人兵出云州，攻打雁门关，另一路则由萧太后和统帅萧达兰亲率，从河北地区南下，打算直捣北宋的首都开封。
既然萧太后和萧达兰都在东线督战，河北一线当然是辽军的主攻方向。战争一开始，主张抗战的北宋宰相寇准就下令河北等地居民坚壁清野，派杨延昭、折惟昌等将军分率部队，深入敌区，牵制敌军。这一方针取得了明显效果，杨延昭击破萧达兰部下数千精兵，来到房山，威胁辽国幽州守军；在山西，折惟昌过了黄河便转而向东，在偏关、五寨之间，歼敌万余，无论萧太后如何急于求成，两条战线上的辽军都无法再前进一步。
初战不利，辽军大亏。萧太后便改变了起初的方针，设法绕过宋军实力强大的地区，想消灭宋军的后方军队。这一年的十一月，辽国的这个诡计开始得逞。辽国骑兵东出河间，进入德州，来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城下。
黄河是开封的屏障，澶州就建在当时的黄河两岸，有南北两城。京城里那些达官贵人们，听说辽军大兵已到澶州城外，都慌乱起来。三个宰相里面，两个主张向辽国妥协。他俩见形势紧张，一同要宋真宗迁都。江南人王钦若主张迁到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迁都成都，只有主战派寇准，义正辞严斥责他们为一己之私利出卖国家，主张真宗御驾亲征，鼓舞士气，打退辽兵。寇准对真宗说：“如果弃京都南下，人心浮动，国家社稷就危险了。”他的一席话，总算说动了真宗，真宗答应亲征。真宗终于在当年的十一月，带兵来到了黄河南岸，设营在与澶州北城隔河相对的滑州。
守卫澶州的宋军听说了皇帝御驾亲征的消息，果然士气大振，一次又一次打退了辽军的进攻。宋军将领张环在阵地上到处设置了一种叫床子弩的连发弩箭，辽军元帅萧达兰到前沿指挥攻城，被弩箭射中，当场毙命。主帅阵亡，辽军的士气大大地挫伤。
十几天下来，战斗还处于胶着状态。寇准为了进一步鼓舞宋军士气，到行宫劝真宗渡河，进驻澶州北城。真宗在南岸隔河观战，早已心惊胆战，一直借故推托不肯渡河。寇准便找来禁军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和他一同再去劝说真宗。听了他们两人的劝说，真宗的态度开始转变了。寇准就和高琼一道，半推半拉地催着真宗离开了南岸，来到了澶州北城的城楼上。
澶州的守军看到城头上升起的黄色御盖，顿时欢声雷动，立即把正在攻城的辽军骑兵歼灭了大半。萧太后在萧达兰战死之后，知道这次已经无法取得胜利了，又怕自己退兵时被宋军掩杀；现在看到宋真宗果然出现在澶州，更怕宋军反攻，于是正式向宋朝提出议和的建议。
按照寇准和杨延昭的主张，是应该乘胜追击，收复燕云16州的。他们认为辽军远离本土，几个月的征战早已使他们疲惫不堪，况且辽军进入宋土，个个抢掠金银财物，他们的战马也被累垮了，既然辽军已到了“人有归心，马无余力”的地步，那么打败他们并不是难事。
可是，本来就一心求个安稳的真宗，此时根本听不进寇准的话了，在王钦若等主和派的怂恿下，他居然在胜利之后，同意跟辽国订立屈辱的盟约。
宋真宗任曹利用为和谈使节，私下跟曹利用交了底，只要和谈成功，辽国退兵，即使每年送给辽国百万白银，也心甘情愿。消息传到寇准耳朵里，他压住满腔怒火，把曹利用找来，对他说：“皇上要议和，当臣子的无法改变。但你跟辽国和谈，赔款要是超过30万，回来后我就砍你的脑袋！”
曹利用既奉了皇命去谈判，又不敢得罪寇准，结果跟辽国谈妥了条件：辽国今后称宋皇为兄；两国以白沟河、雁门山为界，约定互不侵扰；辽国退兵以后，宋朝每年要给辽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
辽军在撤退过程中，对所有的城镇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洗劫。宋真宗下了“勿追契丹”的命令，许多大将都眼睁睁看着辽军为非作歹。只有杨延昭看不下去，亲自率领一万名骑兵跟踪追击，在山西广灵县的古城地区大破辽军，夺回了不少人马物资。直到宋真宗派人到杨延昭营中监视，杨延昭才无可奈何地停止了追击。
和约订立以后，宫廷中误传消息，说要向辽国捐银300万。宋真宗听了，大吃一惊，但接着又说：“姑且了事，300万亦可。”等到曹利用说出正确数字，宋真宗高兴极了，居然认为只要30万，是谈判的一大“胜利”。他又封赏又写诗，以示庆贺。
在整个历史上，得胜的一方，居然要向失败的一方纳款，这种事实在是不多见的。屈辱的“澶渊之盟”，表现了宋真宗一心妥协的心态，也反映出北宋政权对外的软弱。从此以后，北宋朝廷为了付给辽国白银绢绸，加紧了对百姓的压榨，百姓的负担加重，生活更加痛苦了。
“澶渊之盟”对北宋朝廷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宋辽两国议和之后，宋真宗一方面觉得寇准抗辽有功，另一方面却畏忌寇准，害怕他功高镇主。王钦若等一批好人乘机在宋真宗面前挑拨，说寇准力劝宋真宗御驾亲征，是把皇上当作筹码，跟辽人一睹定输赢，这种做法是国家的一大耻辱，还说寇准这么做是有野心。宋真宗经不起这些小人日夜进谗，果然对寇准心生嫌疑。以后，寇准还是刚直地向宋真宗提意见，可是，宋真宗对他再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最后，忠心耿耿的寇准，终于被罢了宰相的职务，贬出了朝廷。另一位抗辽名将杨延昭独木难支，也满怀忧愤死在任上，终年只有57岁。
失去了像寇准、杨延昭这样的主战派，北宋朝廷变得更软弱可欺，几十年后，辽国的兴宗扬言南下。辽兵还没出发，北宋就连忙派人到辽国谈判，答应每年再增加贡银10万两，帛绢10万匹。直到北宋灭亡，北宋朝廷这种软骨头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