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佩红
田野。记忆和冥想中我最早看见、最先降落的地方。久违了。
仿佛第一次看见它。仿佛百年后它仍会这样。湿润的泥土，黑色中夹杂着黄褐色。走近能看到它深处的黑——刚被犁刀翻出时，简直泛着漆般的油光。接触光和风之后，土慢慢变成褐色，转黄，干硬，就像人中年以后头发经常发生的变化那样。
它总在冬末春初闲歇。就像蛇要蜕皮，它也要呼吸和休息一下。但绝不荒芜——这种奢侈从未有过。（但据说现今有大片土地闲置着，没人耕种，因为耕种它的壮劳力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还有些土地被城市蚕食。）
一年中要耕耘不止一次。犁耙、锄头、镢头将它摆弄成一片片，一垄垄，一墒墒。不平整不规则的地方，与丘陵连接的坡地，旮旮旯旯，也要这样地修整。每个坷垃都用锄根敲碎，细细的，松松的，让种子有一个宽松的床。然后，粪肥、雨水、阳光，人和大自然默契的配合，让它发酵并催发生命。
一个农民躺下来，一侧耳朵紧贴着泥土，像一个怀孕女人的急性子丈夫。我一时叫不出他的名字，但必定嘲笑过他这土行孙般的行径。他笑了，不是对我笑，他的嘴角慢慢地弯向耳朵。他听见了什么？植物的细胞在分蘖时发出的声响？细嫩的骨骼在黑暗中拳打脚踢？农民们充分了解大地内部隐藏的秘密，我却没有学他的样子也听一听。
仿佛一夜之间，庄稼呼啦啦长出一大片来了。一面面绿色的小旗帜。嫩苗和叶片。田野上最顽强也最矜贵的生命。
田野并非无边无际。山坡和村庄会截断它。但相对于村庄来说，田野仍是广大的，没有遮蔽，平坦。
我仍在用这个书卷气或文艺腔的词：“田野”。这个词当地农民无一个说过。他们若说“田野”，肯定像小学生咬着舌头别扭而夸张地表演朗诵。乡村八年，我听着当地农民亲昵地叫着他们的土地命根子：“到田里去……”“下地喽……”“那块稻田……”“那墒山芋田……”话音和语调里活动着一个个特别的小漩涡。我终究没有学会那样的口吻。话生于心，田野之于他们，和之于我，毕竟是不同的。
对于他们，那还有点儿神的意味——朝夕相处的土地神。或者爱人——磕磕碰碰却永不离弃。“田”。“地”。简单而又含混的发音，醉醺醺的，馥郁温柔，像催人入睡的蜜蜂嗡嗡。对我，则像一块微颤的软垫子，在夏天的午后还会散发出一阵阵热的气息——人过中年的母亲的气息。确有几次我躺在田野上想到了远在城市的我的母亲——再怎么劳累，她也会把你拢在怀里。她汗湿的头发，她肌肤下凸出的筋脉。感受或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我们是用了各自认为含有爱意和依赖感的表达。
麦苗初看时很像韭菜。然后我知道了两者的区分：麦苗有挺拔的中心躯干——茎，而韭菜没有，所以容易倒伏。农作物和野草的区别也大致在此。麦苗在冬天不怕冰雪覆压，农民把它撂在田野里，兀自拢着棉袄袖管，在屋子里烤玉米芯取暖，聊天，开会，过年。天转暖化冻，麦苗长成了麦稞，挺得很直（而高大的茅草东摇西晃），到秀穗、灌浆、饱满时才略略弯下头。这时麦子由青绿转向金黄。风掠过，麦田发出轻微的喧哗，像是麦穗们在碰头时亲昵地打招呼。所谓麦浪滚滚，真是很确切的（尽管这形容比较陈旧）：麦田金色的表面在风的吹拂下有着大面积的起伏波动，从高处看尤为壮观。
麦地不用锄草。但麦茎质地坚硬，挥镰割麦十分累人。磨快的镰刀必须紧贴麦茎根部，猛地拉割——至少我们被教的关键动作就是这。成熟的麦穗美丽异常，在阳光下旋动，麦芒是一根根金针，瞬时汇成炫目的金光。
田野里有大片大片麦地。走近前去，闻得到青涩的麦香——与烤粑粑的香气完全不同。大部分香气来自麦茎的汁液，与土地直接相通。
海子在一首诗（《答复》）中写道，“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
那时，我们就是那样一些“别人”，只被那“美丽”、“神秘”
的表象吸引。身处麦地我从未站在它“痛苦质问的中心”，而仅站在自己的痛苦中心（尽管这似乎不应被苛责）。我在旁观，纵有“灼伤”也没有那种大面积的痛感。“质问”则在更晚的以后。在今天。
有关稻田，记忆中全是场景，就像芥川龙之介所写的《浅草公园》的分镜头剧本：静态，漠然，无声。
一片片浸着水的田，像一方方浅池塘。风吹过，灰色的泥水起了波纹。
水放走了。特制的平耙来来回回地将稀泥整得平坦。
一个老农，挟一个装满稻种的笆斗在腰间，光脚进去。右手一把把播撒稻种，且播且退，转着圈子。姿态舒展而有节奏，像在跳着缓慢的舞蹈。
淡金色的雾在他身旁呈扇形飘散，缓慢地，缓慢地，每一粒稻谷都均匀细密地落在泥床上。
稻谷变成嫩绿的秧苗，被坐在秧凳上的农人拔起，扎成小捆，放进簸箕，挑往其他水田。
秧捆一把接一把飞向空中，均匀地分落在水波荡漾的田里。
泥水四溅。
农人们裤管挽到大腿上，走下水田。早春冰凉的泥水（或还有水蛇、蚂蟥）啮咬着他们****的肌肤。
插秧。
粗糙的手，左手握一把秧苗，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将秧苗飞快地分出一小撮一小撮，分插在浅水下的泥里。娴熟得就像发扑克牌。
笔直地站立在浅水中的秧苗，每行五六撮，一行行整齐地排开。
肩并肩的插秧竞赛。参赛者在水里后退着，后退着，看谁最先退到最后，而他面前的秧株最笔直挺拔。
背景伴奏是秧歌调，人的哄笑。但声响已从热闹中被分离出来，被时间吸走。因而是被更大的寂静笼罩，像那种徒有动作的默片。布景在连绵细雨和暴烈的阳光之间来回转换。
快镜头：秧苗迅速地拔节，长成稻稞，茁壮，抽穗。由青转黄。
终末的长镜头：先前播种的老农又出现了。他摘下一穗稻谷，石磨般的两片手掌一压一转，碾去稻壳。他弯身一吹，稻壳消失，掌中只留几粒微青泛白的半透明米粒。他用手指撮起米粒，放进嘴里，细细咀嚼，把粉渣和浆水全部咽下。他微微点头或摇头，在心里决定稻谷收割的时间。
每年情景相似。重复倒片，又重放。因而类似于永恒。
玉米被称为“大芦粟”，像一个人的昵称，“大呆子”、“小友子”般的可爱。玉米的躯干粗壮高大，容易成活，对生长地不挑剔。当它蹿出个子时，一片玉米地就成了一片疏朗的小树林，遮不全人影，但能挡住风。那是燥热难耐的地方。而你仍会在突然安静时听到玉米茎里汁液的哗哗流淌，像人的血液在奔涌。拔出一株玉米，断开它碧绿的枝干，可以嚼出淡淡的腥甜。热渴的人常这么做。我尝过。它比南方的甜芦粟干涩，因它的汁液大部分流向了玉米棒子。它也构不成北方所称的“青纱帐”，要有人影晃过，几米外还是能够看清楚。
有人影晃过吗，在黄昏或夜半时分？据说那是经常的。玉米地常有扭打、搏斗、翻滚的痕迹。到了白天，有经验的人看到倒地的玉米棵，失踪的棒子，凌乱的脚印，会在心里或嘴上把故事一路铺陈下去。偷窃，偷欢，约会，强暴，他们会遮遮掩掩地说一半，让另一半里的欢乐、有趣、蹊跷、可怕缠绕着、伸展着，变成另一概念的“青纱帐”。
我听不懂。也无意听懂。我对周边世界的好奇心远不如现在强。人可能只有在安下心后才会去关心其他。生活在我身边以另外的超想象方式进行着，这或许是我深入它的机会。我错过了。我活在自己的茫然和虚无中——如果不能把目光投向未来，那就只能投向自己脚下，那儿有一株具体的类似于杂草的玉米，我必须用锄头的一个角小心地锄去它周边的杂草，让草横躺在刨松的土上，在阳光下迅速软塌。一株接着一株。没有未来。我的脚在田野上步步向前，实际却与它擦身而过。
山芋的藤蔓像绿色的小蛇，蜿蜒在垄墒尖耸的脊背上。揭开它，向上提，藏在土墒里的山芋蛋就被一起带出，像一串巨型葡萄。这似乎有了点儿欣喜的气氛。成片收割时是用犁刀将墒犁开，效率大大超过手工刨土。我尝过刚出土的山芋，鲜嫩甜脆如生鲜板栗。
收割的田野里什么都可以当场尝鲜，花生，豌豆，大豆，玉米棒，芝麻，梨子，桃……人们大模大样地掰开就往嘴里塞。没人管。不能吃的是油菜子（十分难吃），棉花（新采下来的棉花纤维有点儿潮湿，蚕丝一般韧，哧啦作响），苎麻（一收割下来就浸到水塘里沤，直沤到绿皮化油，塘水发臭，麻筋突显）。嚓嚓嚓嚓，农民的牙齿多么结实，像磨快的刀片。不一会儿，他们却朝地上连连吐着黄绿色浆水了。他们的肠胃不争气，总是被那饱含生腥汁水的果实弄得泛酸。
这是饿的。虽然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饿已经过去（农民忆苦思甜时总是停在那年代不肯往前），饿还是死缠着他们。他们想出了种种法子来治饿。
把刚起出来的山芋当场刨片，直接放在地上曝晒（田里像瞬间落下了大片雪花），晒干后弄碎，与玉米、碎米同煮成粥，味道粗硬如嚼粉笔，再也没有生烤鲜煮的柔软香甜。难吃，却经饿，一会儿就能把肚子撑饱。豌豆也生生地晒干了，玉米也生生地晒干了，晒去鲜嫩，变成干燥枯索的，好让人吃得胃口全无。
到了春天，田野泛青，省吃俭用的农民中却有人家里揭不开锅了。有人央求生产队开了证明，带一根打狗棍，一只碗，一条破麻袋往肩上一搭，离乡要饭去了。他的手上有长年劳作留下的硬茧和疤痕，皮肤粗糙焦黑，脖子后面凸出一块肉，像一只倒扣的碗（长期挑担子磨出来的）。这绝不是一个懒汉的形象，完全不同于如今城市里到处可见的职业乞讨者的样子，然而他去要饭。田野在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后面徒然地绿着，带着生机勃勃的假象。
或许这并非假象。天没有下暴雨，地里也没有虫灾，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可人们就是揭不开锅。
辛苦种出的粮食哪里去了？没有谁来质疑。公开场合从没人讨论。现在我想起“交公粮”的情景，有所恍然。也许还不止这些吧。更多的事情，肯定被人们咬碎了，烂掉了，连皮带渣埋在心里。或许他们也不明白。大家望着远去的人（他们要去哪里？哪里有富庶的粮仓，在七十年代的江淮大地？），不出声。一只黄蜂嗡嗡叫着，知趣地不来打扰人们。土地蒸腾着潮湿的气息，像人一样喘着粗气。到田里忙碌时，离乡的人就该回来了，还会带来一些新的故事，四处流传。“哪里都是一样啊”，这样的叹息也会传染。大家望着，望了一会儿，还是一个个抡起锄头，一放一收地刨着土地。
（选自散文集《我的乡村记忆》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