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大清帝国的奠基

皇太极即位之初时的后金国，其国家制度既来源于对原有氏族制度的改造，也有努尔哈赤时根据需要设置的新制度，具有家国不分、文武不分、军政合一的显著特点。面对建立在严重依赖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原始国家形态，天聪汗皇太极审时度势，在强化汗权削弱三大贝勒权力的同时，对后金国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全面推进满洲国家汉化即封建化的前进步伐，为大清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削弱三大贝勒权力

登上天聪汗的宝座，皇太极才深刻体会到其所面临之局势的复杂性与严峻性。父汗生前缔造国家时，赋予了后金国鲜明的血缘色彩，这种政权形态不仅原始，而且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只因努尔哈赤作为父，是统治家族一言九鼎的大家长；作为汗，他是国家最高掌权人，所以这种不稳定性还不明显。当皇太极入承汗位后，面对实权在握的三位兄长，这种不稳定性首先表现为三大贝勒之权与汗权相抗衡的态势。在明朝儒生看来，皇太极“虽有汗之虚名，实无异于整（正）黄旗一贝勒”。因此，为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汗位，皇太极首当其冲要做的就是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

从场面上看，皇太极作为新汗一直事兄以重礼，但其成为天聪汗后所立即采取之果断且有效的措施却与其“事兄之重礼”形成巨大的反差。首先，皇太极在八旗中设了八大臣。八大臣即八固山额真，原为努尔哈赤所设，此时则享有新汗赋予的更大的权力范围，即“总理一切事务，凡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凡事皆听稽察”。同时，皇太极又设“不令出兵驻防”的十六大臣和“令出兵驻防”的十六大臣，“佐理国政、审断狱讼”。据统计，这四十名新任的八旗高官，七人为宗室觉罗，其余诸人多为满族较大族姓之人计有十八位，另有八人为五大臣的家属。这样做的目的，为的就是分散和削弱以三大贝勒为首的诸贝勒特权，从而强化汗权。因为作为沿袭天命年间旧制的议政会议，凡涉及后金国的军国大政者，均要经过这一政治枢要的集体议政，决断后方可实施。皇太极用增设八大臣等异姓贵族的做法，高明地抵制住了三大贝勒在议政会议上的影响力。异姓贵族参与议政，势必削弱以三大贝勒为首的诸贝勒议政之权；异姓贵族出师领旗，则势必削弱以三大贝勒为首的诸贝勒之兵权。对皇太极而言，这些措施还只是刚开了个头，在其以后削弱三大贝勒权力的具体进程中，皇太极都是通过这些异姓贵族参与议政拥护自己，从而达到限制三大贝勒权力的目的，以议政会议公议裁定的方式，避免以其个人决断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问题，同时获得好名声。

天聪三年正月，“上集诸贝勒八大臣共议，因令八大臣传谕：三大贝勒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劳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至此，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二月确立的四大贝勒按月分值、执掌国中一切机务的惯例被废除，三大贝勒的权力再次被削弱。而针对三大贝勒其人，皇太极根据其各自表现，采取了分别对待、各个击破的策略。资历最高的代善因“拥戴”之功，极大地弥合了与皇太极争位期间的情感裂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赢得了皇太极的好感，每至年节，皇太极都亲率诸贝勒等上门祝贺以示尊重。代善虽也有过，如“征明燕京时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坚执欲回”等等，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即皇太极与阿敏、莽古尔泰斗争的关键时刻代善总能站在皇太极一边，因此两人之间一直相安无大事。但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却因代善而怒闭大清门，称“朕将杜门而居，尔等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朕引分自守足矣！”原来代善因欲娶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遭拒后对皇太极耿耿于怀，很快与怨恨皇太极的莽古济公主打得火热，引起天聪汗的强烈不满。最后，由诸贝勒大臣议定代善罪状，“拟革大贝勒名号并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仍罚九马与九贝勒”，跪请皇太极“亲决万机”。皇太极见目的达成遂临朝听政，命“从宽免革代善贝勒之职，并归还代善十牛录属人”。从此，代善唯皇太极马首是瞻，再无大的嫌隙产生。

在处理与二贝勒阿敏之间的关系时，皇太极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强硬态度。阿敏作为堂兄兼四大贝勒之一，其在推举皇太极即位之时即提出“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的拥立条件 。阿敏敢于公然提出分立的主张作为拥戴条件，自恃手中的权势而藐视汗权，气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皇太极即位后，阿敏一直在寻找实现这种主张的机会。天聪元年（1625），皇太极命阿敏为主帅领兵征朝鲜，令其使朝鲜求和盟誓即可班师 。但在朝鲜国王已遣使求和的情况下，阿敏却称：“汝等欲归者自归耳，吾则必到王京。吾常慕明国皇帝及朝鲜国王所居城郭、宫殿，无因得见。今既至此，何不一见而归乎？我意至彼近地再议。如不从，即屯种以居，至吾等怀念妻子，度有不遣来完聚者乎？”随又向贝勒杜度曰：“他人愿去者去，我叔侄二人可同住于此。”杜度变色答曰：“吾何与尔同住？皇上乃我叔父，何可远离耶？”作为褚英之子的杜度拒绝了阿敏的要求。于是，岳托、济尔哈朗等各归营，令八旗大臣分坐定议，七旗大臣所议皆同，独阿敏本旗大臣顾三台、孟坦、舒赛从阿敏议。议久不决。既而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同会于一所，共议遣人令朝鲜王定盟，以告阿敏，如此情况下，阿敏才不得不被迫同意班师还朝。从这件事看，阿敏是心怀异志的 。此后，阿敏与皇太极之间摩擦不断，怨恨日深，如与皇太极争一朝鲜美妇、私交蒙古科尔沁奥巴与皇太极唱对台戏、违背上旨私自与蒙古结亲、擅越驻防旗地分界、口出狂言等等不胜枚举。最后，阿敏于天聪四年六月因失永平屠城败绩而归，众贝勒大臣等议其大罪共十六条请诛，“上不忍加诛，从宽免死，幽禁之”，以其弟济尔哈朗继为镶蓝旗贝勒。崇德五年（1640）十一月，阿敏病死，卒年55岁。虽然这是皇太极强化汗权必行之步骤，但阿敏获罪确有其妄自尊大、咎由自取的一面。

至于莽古尔泰，前文已经讲过莽古尔泰从各方面都无法与皇太极相提并论，不仅努尔哈赤从来没有把莽古尔泰纳入到汗位继承人的考虑范围内，皇太极也未把他列为竞争对手。皇太极即位后，莽古尔泰作为三贝勒，也是皇太极事以重礼的兄长之一，阿敏获罪不久，莽古尔泰就以清史上有名的“御前露刃”大不敬之罪失去了大贝勒的地位。天聪五年八月间，后金在进攻明大凌河城战役中受挫，皇太极登城西之山冈“坐观形势”时，莽古尔泰奏称：“昨日之战，我属下将领被伤者多，我旗护军有随阿山出哨者，有附额驸达尔哈营者，可取还否？”这种只顾自己所领之旗利益的做法引起皇太极的反感，说：“朕闻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违误。”莽古尔泰不服，反驳道：“我部众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何尝违误！”对于莽古尔泰言辞激烈的辩白，皇太极试图以退为进，说：“果尔，是告者诬矣，朕当为尔究之。若告者诬，则置告者于法。告者实，则不听差遣者亦置于法。”说完，皇太极很不高兴地欲骑马离去，没想到莽古尔泰不依不饶，声称：“皇上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止以推崇皇上，是以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遂举佩刀之柄前向，频摩视之，有拔刀相向威胁之意。其同母弟贝勒德格类说：“尔举动大悖，谁能容汝？”拳殴之。莽古尔泰怒詈之，“尔何为殴我？”手出佩刀五寸许。德格类推之出。时大贝勒代善见之，恚甚，曰：“如此悖乱，殆不如死。”皇太极此时气极，回营后数次申斥身边侍卫不能挺身护主，恨恨不已。薄暮时分，“莽古尔泰率四人止于营外里许，遣人奏曰：‘臣以枵腹饮酒四卮，因对上狂言，言出于口，竟不自知。今来叩首请罪于上。’”皇太极派额驸杨古利、达尔哈传谕：“尔于白昼拔刃欲犯朕，昏夜复来何为？”并责备了与莽古尔泰同来的色勒、昂阿拉等人，拒绝接受莽古尔泰的道歉。天聪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在驻扎大凌河的御营里，“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等以大贝勒莽古尔泰在御前露刃，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属员，罚驮甲胄雕鞍马十进上，驮甲胄雕鞍马一与代善，素鞍马各一与诸贝勒。又罚银一万两入官。”皇太极此时仍余恨未消，没有出面宽宥，称“此以朕之故治罪，朕不预议”，以诸王议政的形式沉重打击了莽古尔泰及其附属势力。从本质上讲，莽古尔泰获罪实出于皇太极强化汗权的需要。天聪六年九月，归顺之兀鲁特部落贝勒明安之子额驸多尔济醉后于御前露刃者二次，但部议只是应革多尔济备御职，而皇太极则“念彼当本国无事时来归，宥之，罚银百两”了事，可见御前露刃并不是什么大罪。而且，在莽古尔泰降为贝勒不久后的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很快就把所夺五牛录属员还给了莽古尔泰，其限制三大贝勒之特权而树立汗权之心一目了然。

天聪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昔日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尔泰因“偶得微疾”，突然“疾笃”而病逝，时年46岁 。天聪九年（1635）十一月，莽古尔泰生前与胞妹莽古济、胞弟德格类、妹夫琐诺木杜棱、家奴冷僧机等“对佛跪焚誓词”，欲“阳事皇上而阴助尔（指莽古尔泰）”的谋逆案被冷僧机和琐诺木杜棱具状首告揭发，并于莽古尔泰家中查出其谋逆的实物罪证——“所造木牌印十六枚，视其文，皆曰‘金国皇帝之印’”。铁证如山，因此时莽古尔泰和德格类已亡，故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被诛杀，其余六子及德格类之子俱降为庶人，其他参与者及知情人等除首告者幸免外，一律诛杀。这件事处理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将莽古尔泰之“正蓝旗附入皇上旗分，编为二旗”，皇太极原自将正白旗（即位后改正黄旗），令其子豪格为镶黄旗和硕贝勒，至此皇太极独掌三旗，其强大的实力在后金国已无人与之同日而语，三大贝勒与之抗衡的局面遂土崩瓦解。

随着三大贝勒势力的逐渐削弱，皇太极在不断强化手中汗权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国家的改革方略。

第二节 改革政治强化汗权

即位伊始，皇太极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来强化汗权，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使之完善，逐步将后金国带入了一个日益兴盛的时代。

在政治上，皇太极在完善国家官制上下了许多功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仿明制，设书房文馆（即内三院之前身）。天聪三年（1629）四月，“上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与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同时，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时对明朝儒生滥杀的态度，称“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天聪三年九月允许诸贝勒以下及普通人家为奴的生员赴试，有考中者拔出，另以别丁偿原主，共取中二百人，许多人即于书房就职 。这些以宁完我、鲍承先、范文程等为代表的汉人文士，面对后金国政治形态的落后，纷纷呈上章奏，积极倡议金国改制，诸如设六部、辨服制、开科举以及著名的“参汉酌金”等建策就产生于此时，成为后金国改制所依循的原则。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又谕：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巴克什”成为尊号，书房文馆逐步向正式的国家机构转变。

天聪十年三月，在原文馆的基础上，皇太极正式设立“内三院”。内国史院职掌：记注汗诏旨，收贮御制文字，撰拟汗起居、用兵、行政史书档册，祭天与登极宣读庆贺表文；凡告庙祭文、历代祖宗史书、墓志碑文，机密文移，黜陟官员册档，众人章奏，汇集修订以为史册；追封诸贝勒册文，六部办理事宜，可入史籍者选择记录；功臣母妻封赠文书，印文，与异国邻邦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内秘书院职掌：与外国往来文书，国人奏章，辩冤词状，汗敕谕，文武官员敕书，致祭孔夫子庙，吊唁死者文书。内弘文院职掌：注释历代善恶之例进讲汗前，劝进太子，教亲王书，颁行定例 。此时的内三院已成为辅佐汗（皇帝）处理国家中枢政务的机构，诸臣大部分为汉族，不设贝勒掌院，甚而内秘书院由汉官领衔，大大推动了后金国制封建化、正规化的进程。

（二）仿明制，设六部。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采纳宁完我等汉族文士的建议，“集诸贝勒大臣议，爰定官制，设立六部。命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管吏部事，图尔格为承政，满朱习礼为蒙古承政，李延庚为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索尼为启心郎；贝勒德格类管户部事，英俄尔岱、觉罗萨壁为承政，巴思翰为蒙古承政，吴守进为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布丹为启心郎；贝勒萨哈廉管礼部事，巴都礼、吉孙为承政，布彦代为蒙古承政，金玉和为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祁充格为启心郎；贝勒岳托管兵部事，纳穆泰、叶克书为承政，苏纳为蒙古承政，金砺为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穆成格为启心郎；贝勒济尔哈朗管刑部事，车尔格、索海为承政，多尔济为蒙古承政，高鸿中、孟乔芳为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额尔克图为启心郎；贝勒阿巴泰管工部事，孟阿图、康喀赖为承政，囊努克为蒙古承政，祝世荫为汉承政，其下设满洲参政八员，蒙古参政二员，汉参政二员，以苗硕浑为满洲启心郎，罗锦绣、马鸣佩为汉启心郎；其余笔帖式，各酌量事务繁简补授。”天聪六年八月，六部衙门修竣，皇太极亲自“往视”后，命六部诸贝勒于初入转署时，率本部大臣赴阙领印，颁银印各一，以后“各部事宜皆用印以行，其执掌条约备录之榜于门外”。皇太极设立六部，命庶兄、弟、侄执掌，意在军国大政在其主持之议政大臣会议的同时，有一直接听命于汗的中央行政机构，虽军政不分，但各有专司，官员升迁调补归吏部，财政收支编审丁口归户部，典章制度与外交往来归礼部，出兵征战归兵部，审理诉讼归刑部，工程建筑归工部。国家制度因六部设立而更趋完备，汗权因六部设立而更加集中。

（三）设立都察院和理藩院。清崇德元年（1636）五月，皇太极又依明制设都察院，职责是向皇帝谏诤，纠举诸王大臣不法之事，稽察六部，参加议奏，会审案件。以明朝降官张存仁、国舅阿什达尔汉为承政，规定都察院各官“据实奏闻”，“所言是，朕即从之，所言非，亦不加罪”，给予很大的权限。都察院的设立，对于约束满族贵族，监控国家各部门职官，独尊皇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天聪八年以前，后金国根据国情的需要，设立了专门管理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 。崇德三年（1638）六月，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以贝子博洛为承政，下设左、右参政一员，副理事官八员。由此看出，理藩院是具有满族特色的国家机构。

都察院、理藩院与六部合称“八衙门”，八衙门的承政为“昂邦章京”品级，地位高于内三院大学士。上述三院八衙门中，除理藩院为满族独创外，余者基本是仿明朝制度建立起来的，是独立于八旗制度之外的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机构体系，分别履行行政、监察、民族管理以及辅政等职能，削弱了后金国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树立起汗或皇帝的权威。

在经济上：皇太极采取的第一条措施就是针对汉人大批逃亡，以“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为宗旨，宣布既往不咎。同时因“工筑之兴，有妨农务”，表示在最大限度内减少劳民伤财的工筑劳役，使之“专勤南亩，以重本务”。今后“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并禁止自贝勒大臣以下官员人等勒索汉官汉人财物 ，稳定了人心，对促进经济复苏具有积极的意义。

另一项重要经济措施就是缩小编庄，分屯别居。努尔哈赤实行庄园（拖克索）制度时，规定每13丁为一庄，给牛7头，耕田百垧，每备御各赐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此时，改为每备御只给壮丁8人，牛2头，“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使部分汉民重又变为自由民。天聪年间，在处理征明、征察哈尔蒙古等俘获的人口时，虽然有相当一部分被掳人口变为奴婢，但也有一部分人被编为民户，如在万余的察哈尔被掳人口中，有蒙、汉一千四百人即编为民户，较努尔哈赤时代有较大进步。另外还颁布禁止杀食马、牛、驴、骡等大牲畜。上述两项措施，为农业生产输送了大批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在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商业方面，皇太极下令“通商为市，国家经费所出，应任其交易，漏税者罪之”。放宽了努尔哈赤时期对商业活动的苛刻限制，在沈阳城内根据八旗制度设立八处贸易处所，由八旗分管，并收取税银。与此同时，后金与朝鲜、蒙古等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贸易关系。商业的繁荣，必定会刺激国内农业、手工业的长足发展。总之，皇太极针对时弊在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使国内经济由努尔哈赤末期的衰退转向复苏。

在法律上：皇太极在位期间颁布了为数可观的一系列法令法规，这些法令法规虽然承载的内容多为具体的、单一的，无一定的条理分类，但内容已涉及军事、狩猎、八旗、民事等诸多方面，并初步建立起有关朝贺、服色、婚丧嫁娶等一系列礼仪制度。后皇太极于崇德年间进行了纂集法典的初步尝试，产生了有名的枟崇德会典枠，虽称不上是完备，但作用却是举足轻重的。皇太极采取这种种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树立起汗的权威，任何人不得与汗平分秋色。特别是天聪六年立六部后，皇太极提出“国家立法，不遗贵戚”的观点，不久，即颁布了著名的枟离主条例枠。从内容上看，枟离主条例枠矛头直指以诸贝勒为首的满洲贵族，规定了其在经济上不得越分多取，不可擅杀人命和奸淫属下妇女，禁止隐匿属下将士战功，禁止压制属下申诉，否则允许社会下层的诸申、阿哈讦告离主。皇太极通过法律形式对贝勒的特权加以限制，本意虽是为了汗权的强化，但客观上，确实缓和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军事上：天聪初年，皇太极即对朝鲜用兵，以武力胁迫与朝鲜定下了以后金为兄，朝鲜为弟的“兄弟之盟”。对明朝则是谈谈打打，如需要稳定国内政局、恢复经济时，就与明朝进行和谈 ，而一旦时机成熟，即挥师进攻，或绕道入关纵师劫掠。如天聪三年即奔袭京师施反间计杀袁崇焕，天聪八年又远袭宣府、大同等地大获全胜而归；或集结八旗重兵围困军事重镇以攻取之，如天聪五年取得大凌河战役胜利 。对蒙古则采取根据其表现赏罚分明的办法，或联姻厚赏，如与蒙古科尔沁部等 ，或征伐不止，如对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察哈尔部，使蒙古诸部更加紧密地依附于后金国的周围。

上述种种，为皇太极真正南面独尊称帝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金銮殿内南面独尊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是皇太极即皇帝位的吉日。从此，皇太极以宽温仁圣皇帝的身份在大清国崇德年间的所有朝会典礼上正式一人南面独尊，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君王。与其他朝代的封建帝王相比，皇太极走向南面独尊的道路相对漫长。作为天聪汗，其统治的是严重依赖血缘关系基础上尚属落后形态的早期国家，使得他即位伊始不能南面独尊而只能与三位兄长并坐，其汗权软弱的这一表现，是当时女真社会氏族时代的习惯使然。

回顾皇太极迈向南面独尊的历程，与其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强化汗权是同步的，从相关史料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树立皇（汗）权的渐进过程。天聪元年正月初一，“上御殿，诸贝勒大臣文武群臣朝贺，各按旗序行三跪九叩头礼，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以兄行，命列坐左右，不令下坐。凡朝会之处，悉如之”，天聪元年五月初三日，遣朝鲜国王之弟归国的仪式上，“汗及三大贝勒御殿”，亦即是说，皇太极虽为天聪汗，在朝会时却是“四大贝勒”同时面南而坐，接受其余诸贝勒大臣文武群臣的朝贺，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天聪四年末。天聪四年六月阿敏因失永平等十六条大罪而被幽禁，议其罪时，“汗、两大贝勒入殿升座”，这种提法俨然是后金国朝堂之上此前为四位国主，而今有三位国主。阿敏失势，故在以后的朝会典礼上，只有三人面南而坐。天聪五年正月初一，“上御殿，两大贝勒列坐于侧。诸贝勒大臣左右侍立。”天聪六年正月初一，“上率诸贝勒拜天毕，御殿，上两旁设二榻，命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坐。诸贝勒先朝贺毕，命议政诸贝勒入殿内左右列坐……”与天聪五年相比，三人在座次上有了微妙的变化，枟满文老档枠则更为详细地记为“汗率诸贝勒拜天祭神毕，入殿升座。汗两旁横设二榻，大贝勒在右侧，贝勒莽古尔泰在左侧，两贝勒横向而坐”。这就是说，虽是三人列坐，但却是天聪汗一人面南，而代善和莽古尔泰已处于陪坐的状态。因为此时莽古尔泰已因“御前露刃”等罪被革去“大贝勒”称号而降至诸贝勒行列，就在莽古尔泰获罪后的天聪五年十二月，朝堂之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座次的讨论。皇太极“以元旦朝贺届期”，与八旗诸贝勒大臣共同讨论礼部参政李伯龙关于“朝贺行礼时不辨官职大小，常有随意排列，逾越班次者，应请酌定仪制”的奏疏，决定“今元旦朝贺，应令八旗诸贝勒独列一班行礼，外国来归蒙古诸贝勒大臣次之，八旗文武大臣次之，各照旗序行礼”。然后，提出贝勒莽古尔泰“因其悖逆，定议治罪，革大贝勒称号。自朕即位以来，国中行礼时，曾与朕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彼年长于朕，可否仍令并坐”的问题命诸贝勒大臣“会议具奏”。“时诸贝勒执不可并坐者半”，相持不下之时，代善先是说“仍令并坐亦可”，后又称：“我等既戴皇上为君，又与上并坐，恐滋国人之议，谓我等奉皇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礼也。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以昭至尊之体。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上侧……如此方为允协”。诸贝勒皆曰善，于是以其议奏闻，上从之。如此这般，才有了前文的一幕。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病逝，故天聪七年正月初一，“上还宫拜神，出御殿，以元旦节赐大贝勒代善豹皮坐褥，议政各贝勒虎皮坐褥。上命横设一榻于右侧，令代善坐。诸贝勒先行礼毕，令坐殿内两傍……”请注意史料记载中的语气，此年朝会代善的座位乃是天聪汗所赐的，“赐”、“令”、“命”词语的出现，显示出天聪汗此时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姿态。天聪八年正月初一，“上御殿，命大贝勒代善坐右侧，以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输诚归顺，命与八和硕贝勒同列，行止与俱”。天聪九年正月初一，“上御殿，八旗和硕贝勒等率总兵官尚可喜行朝贺礼……”未提及每年都与天聪汗同坐的兄长代善 。天聪十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御殿，大贝勒代善侍坐于右侧”接受朝贺 。代善由“列坐”沦为“侍坐”，此时其于朝贺时的陪坐附属地位已毋庸置疑。

综上述，诸多史料非常生动形象地勾勒出后金国殿堂之上的演变：皇太极即位之初，无论在何处举行朝会，皇太极都与三大贝勒四人一字排开南面并列而坐。对此国人是有议论的，代善即称言道“谓我等奉弟居大位，伊等犹如三佛，又与汗并列而坐”，皇太极对此不可能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因而才有了削弱三大贝勒权力，强化汗权而走向南面独尊的种种必行之策。天聪四年（1630）五月，三大贝勒中的阿敏，因失永平、滦州、迁安和遵化四城而获罪，故殿堂之上改为三人共坐。后莽古尔泰又因“御前露刃”大不敬之罪而被降为多罗贝勒，皇太极身边只剩下代善一人，为其实现南面独尊提供了客观条件。天聪五年十二月朝堂之上关于座次的讨论，使皇太极至天聪六年元旦时，初步实现了南面居中独坐，而二位兄长代善与莽古尔泰只能于两厢设横榻侍坐，就连清官方史料也对此变化表示了关注——“上即位以来，历五年，所凡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自是年更定，上始南面独坐”。相应地，“初八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唯以年齿为序”的尊长遗风也随之改变，“自是年始照旗分，以次朝见”。至此，皇太极距真正的南面独尊只有一步之遥。

天聪十年四月即崇德元年四月以后，遍查枟清太宗实录枠记载的所有朝会典礼，只有“上御崇政殿”即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尊，再看不到代善侍坐于君侧的影子了，已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的皇太极俨然已是正统的一国之君，实现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南面独尊。当然这也并不代表皇权再不会受到藐视，即使在崇德二年皇太极在崇政殿还向代善发出过“朕即位以来，以兄故，朝贺时免其行礼。一日来见朕，自牵其马，自携其褥，夫一旗所属，岂无卫从之人，何所迫而为此，是岂彼之敬朕耶抑其中有不快而然耶”的质问，但这并不妨碍已确立起的“南面独尊”的皇权，皇太极的目的在于将专横跋扈的贝勒特权压抑至不再对汗权、皇权构成挑战的程度即可，并不需要撤废贝勒的特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牢固的贵族集团作基础与后盾，汗权亦无从谈起。所以南面独尊，决不仅仅是个形式，它是一种强化汗权的标志，这就是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已不是起初的“共议国政”的平等关系，而是君臣隶属关系。皇太极即位后，一直事兄以重礼，每当朝会，必四人共坐，事实上这是当时一种女真社会氏族时代的习惯遗风，是严重依赖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早期国家形态以及国家形态原始落后的表征，而南面独尊则是国家封建化的象征，在当时是进步的标记。从皇太极座次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体现的是满族新旧制度与文化并存与递嬗，另一方面也表明汗权在与旗主并立局面的斗争中渐居上风。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一转折应是国家形态朝着进步方向变迁的具体体现。

第四节 大清皇帝登基改元

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称“宽温仁圣皇帝”，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开始了满洲国家历史的新纪元。

皇太极建立大清王朝，有着雄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首先，他彻底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南面独尊”，经过改革，国家封建化体制渐趋成熟，国家经济形势也日益好转。其次，在军事扩张上的成功大大加强了国力，天聪汗统治期间，后金国以武力与朝鲜定下兄弟之盟，使得朝鲜称弟纳贡，暂时缓和了朝鲜对后金的威胁。对明朝，后金国多次出兵劫掠征伐，取得大凌河之战胜利的同时，也得到了大批明朝的降官降将。对蒙古诸部在继续施行满蒙联姻国策的同时，对敢于为敌者则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皇太极曾多次征伐察哈尔部，使得具有漠南蒙古宗主地位的察哈尔部林丹汗落得走死青海大草滩的下场。林丹汗死后，其妻妾部属纷纷前来投奔后金。最令人惊喜的是，林丹汗妻苏泰太后及其承继至高无上宗主地位的儿子额哲前来投奔时带来了珍贵的历代传国玉玺。此玺自汉代传至元朝，至元顺帝时下落不明。二百年后，一牧羊人因所牧之羊三天不吃草而只用羊蹄刨地，就在羊刨地之处挖掘而发现了这块玉玺，后被林丹汗辗转得到。而今历代传国玉玺为后金所得，不能不使人产生天命所归之感。文馆甲喇章京鲍承先即奏言，“大宝呈祥，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当敕工部制造宝函，诹择吉日，躬率诸臣郊迎，由南门入宫，以膺天眷，而昭符瑞，仍以得玺之由，书于敕谕，缄用此宝，颁行满汉蒙古，俾远近闻知，咸识天命之攸归也”。皇太极不仅深以为是，而且也身体力行地率众臣迎接玉玺的到来，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信非偶然也”——天聪汗皇太极称帝的时机成熟了。

天聪九年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定议，命文馆希福、刚林、罗硕及礼部启心郎祁充格作为代表，力劝皇太极上尊号，即皇帝位，称察哈尔汗之子举国来降后金，又得到了历代相传的玉玺，天助的象征已现，请汗仰承“天命”，早定尊号。但皇太极此时的态度却认为大业未成，若先受尊号，恐天以为非，故不允。诸大臣反复上奏，但皇太极固辞。礼部承政萨哈廉看出了端倪，派希福、刚林等启奏说，汗不受尊号，过失全在我们。因为我们不修身养性，不为汗主尽忠信，行仁义，所以请汗上尊号，汗才拒绝不受。如果说贝勒全都忠信，那么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为何犯上作乱？现在，诸贝勒都表示立誓为证，修身谨慎行事，恪尽臣道，汗受尊号才恰当。如今获得玉玺，诸部归服，天意已明。汗若不知天命，不受尊号，恐怕天反以为非。皇太极听了很高兴，表示诸贝勒如能各修其身，受尊号与否可以考虑。对于称帝之事，皇太极表现出以往的一贯作风，与其即天聪汗位时固辞再三的举动一脉相承，其实质只有一个即试探诸贝勒是否真心诚意拥戴他。当晚，皇太极又集合汉官，探询这些明儒生对此事的看法，汉官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则认为天聪汗应顺天意，合人心，受尊号，以定国政。接下来，诸贝勒们以代善为首按照皇太极的意思各自立誓，向皇太极表明态度，愿天聪汗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代封建王朝。

天聪十年四月五日，皇太极御凤凰楼，八旗满洲、蒙古诸贝勒大臣、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及以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为代表的汉官齐聚盛京皇宫，联合请皇太极上尊号。文武群臣百余人分次排列，多尔衮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奥巴之子）代表蒙古捧蒙古字表文、孔有德代表汉官捧汉字表文，分别率群臣跪读表文，此举形象地反映出后金国以及即将建立的大清国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同时有蒙、汉上层统治者参与的联合政权。在隆重热烈的气氛中，皇太极终于同意上尊号，以顺天应人的姿态，堂堂正正地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众贝勒文武群臣欢欣鼓舞，仪式完毕后从崇政殿退出。

同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仪式，正式宣布大清国成立。首先，皇太极在盛京城德盛门外的天坛祭告天地。在祭告天地的祝文中，皇太极自称满洲国皇帝，十年间“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然后又举行了“受尊号”礼，仪式中，皇太极在导引官的导引下拾阶登坛，入坐陈设于正中的金交椅，在赞礼声中，接受文武百官三跪九叩的朝贺。

翌日，已是宽温仁圣皇帝的皇太极率文武百官至太庙追尊祖先。从爱新觉罗氏的始祖、高祖、曾祖到祖父全部尊奉为王，而奉其父努尔哈赤为皇帝，上尊号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其葬地赐名福陵，尊奉母亲叶赫纳喇氏为皇后，并给已故的功臣费英东、额亦都等追封称号。第三天，为庆贺上“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及太庙礼成，皇太极在大政殿举行隆重的庆贺仪式和盛大宴会。接下来就是颁诏大赦、议定御前仪仗、给宫殿赐以嘉名、大行宴赏等一系列活动 。

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开始封赏其兄弟子侄。大贝勒代善居首，封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降一级，封为多罗英郡王，杜度以下再降一级，封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馀贝勒，并按上述品级分赐银两。外藩蒙古贝勒也按亲王、郡王等级分别敕封……二十七日，又敕封汉官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时称“三顺王”，其部下亦按功封赏。从上述典礼仪式及分封过程中，即可看出虽然顺序上有先有后，表文上书写的文字各不相同，但皇太极所建之大清政权是自始至终坚持满、蒙、汉三位一体，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不曾有过的，而今在盛京宫殿中成为现实。

皇太极改元大清的做法，表明了他已不满足于东北一隅称王称雄而欲与明朝逐鹿中原一决高下的决心，这不仅标志着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且也是满洲国家走向全面汉化、封建化表征。由此，皇太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第一人，在盛京皇宫确立的大清王朝则成为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第五节 运筹皇宫决胜松锦

如果说后金国最为著名并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战役是萨尔浒之战，那么，大清国崇德年间所进行的松锦决战则完全可以与之媲美。皇太极称帝后，坐镇盛京皇宫，或运筹帷幄，或御驾亲征，一方面不断地派遣八旗军突破长城屏障，深入明朝腹地进行掠夺性的征战，以斫树枝的形式来撼动明朝这棵大树的根本；一方面则在关外宁远、锦州一线与明朝展开了激烈对战，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松锦决战。此战役以清胜明败而告终，故史称松锦大捷。

锦州是明朝设置在辽西的军事重镇，即所谓“辽左首镇”。明清争战以来，特别是大凌河城被摧毁后，锦州就成了明朝对清作战的前沿阵地。其正南十八里处即是松山城，松山城偏西南十八里处则是杏山城，杏山城西南二十里便是塔山城，三城拱卫，加上明朝不断派遣重兵驻守，加固城池，使得锦州城成为清兵西进的拦路堡垒。枟圣武纪枠曾言皇太极“以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尽寸之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不可”。崇德四年二月，皇太极即御驾征明，在松山城进行过激烈的征战，或用红夷大炮轰城，或用穿地道的方式进行攻城，久攻不下才改为入边劫掠。崇德五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主帅，率军驻扎义州（今辽宁义县）城，边屯田边对锦州城进行围困。对此，汉官张存仁曾言：“臣观今日情势，围困锦州之计，实出万全。但略地易以得利，而围城难以见功，必须旷日持久，将士不无苦难懈怠之心，愿皇上鼓励三军之气，坚持围困之策，截彼侦探，禁我逃亡，远不过一岁，近不过数月，自有可乘机会。……伏愿皇上以屯种为本，时率精锐，直抵锦城，布令于蒙古，以为间谍之计，再多擒土人兵卒，广布招抚敕谕，探祖帅（祖大寿）心事以招之，体义士兵性情以安之……此攻心之策，得人得地之术也”。张存仁对于锦州战事的分析很有预见性的，后来的史实证明其所言者均一一应验。

四月二十九日，皇太极亲临义州巡视筑城屯种情况，并亲率侍卫及亲军环锦州城一周，察看形势，天黑方还营。当时所采取的围困措施是将锦州城东、西、北三面的庄稼全部抢割，清除锦州周围的明军台哨以孤立城内明军。清对锦州明军的围困由远及近，并为避免将士懈怠，以三月一期，实行轮班更换驻防，断绝明军的一切出入 。崇德六年三月，皇太极对锦州的围困又进了一步，利用攻取大凌河的成功经验，在锦州城外掘壕，壕深一丈，宽一丈，壕外砌墙，墙高一丈，沿壕筑垛口。墙内亦掘壕，壕深七尺五寸，宽五尺。城四面扎营，各营外挖壕，壕深五尺，宽一尺。使得城内之人不能出，城外之人不得入，并在近城一侧设置巡逻士卒与哨探，为的是“誓灭此叛贼，乃可席卷中原”。守卫锦州的明将乃祖大寿，祖大寿曾在大凌河战役中投降了后金，后其称妻小尚在锦州，请求放其回锦州以做内应，皇太极一口应称，谁知祖大寿却一去不返。时隔十几年，如今冤家路窄，已是崇德帝的皇太极再次与其对决。祖大寿所部有辽人和蒙古人，面对清军坚壁清野势在必得之态势，祖大寿手下的蒙古兵首先动摇，蒙古将领诺木齐、吴巴什等与济尔哈朗取得联系，密谋降清。祖大寿侦知信息后欲逮捕二人，但为时已晚，吴巴什等与明兵交战之时，济尔哈朗、多铎率军赶来策应，两白旗兵率先进城，锦州外城失守。捷报传到盛京，皇太极命八门击鼓，诸贝勒大臣急趋大政殿，皇太极御殿，宣布胜利的喜讯 。锦州外城已破，情势危机，明廷急调十三万援锦大军由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 ，自宁远沿海岸，经杏山至松山逼近锦州城增援。皇太极闻知，也调兵遣将准备迎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八月，前方告急，皇太极当机立断，“传檄各部兵马，星集京师”，决定御驾亲征。皇太极在召集诸贝勒大臣共议攻围之策时说：“朕但恐敌人闻朕亲至，将潜遁耳。倘蒙天眷佑，敌兵不逃，朕必令尔等破此敌，如纵犬逐兽，易如拾取，不致劳苦也。朕所定攻战机宜，尔等慎无违误，勉力识之”，表现出必胜的信心。出征原本定在十一日，不料皇太极鼻衄疾患复发，遂定十四日启程。至十四日，其弟阿济格、多铎劝其不必急于动身，他们将先行。皇太极说：“行军制胜，利在神速，朕如有翼可飞，即当飞去，何可徐行也！”虽鼻衄未愈，仍纵马急行，以至于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衄方止”。十九日，皇太极在疾驰六天后抵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此时，洪承畴原本率征调来的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八镇大军十三万、马四万集结宁远待命。洪承畴准备采取且战且守，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步步为营，坚守对峙。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主张速战速决，一再督促进兵不算，还启奏崇祯帝下令催战，洪承畴无可奈何，只好将三军粮草留于宁远、杏山及锦州七十里外的海岛笔架山，先发六万兵马，余军后继，令步兵于松山城北山冈立七座大营，骑兵驻山东西北三面。皇太极抵达前线后，将大军安置在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安营扎寨。八月二十日，清军自锦州至南海角掘三道大壕，深八尺，宽丈余，将松山明军团团包围，断其粮草。与此同时，皇太极崇德帝遣阿济格率军攻击塔山，又夺取了明军储于笔架山的粮草。清军掘壕围困，断粮道，截粮草，使得明军人心慌慌，毫无斗志。二十一日，明军进攻镶红旗营地，皇太极张黄盖进行指挥，明军望而却步，进而败退。皇太极回营预言，今夜敌军必逃。果然，洪承畴于当夜与诸将会议，诸将都想回宁远支粮后再战，只有洪承畴力求决战，曰：“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可死中求生。不佞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但大同总兵王朴在会议结束后，即乘夜色先自沿海岸向杏山遁逃，其余将帅争相效仿 。一时间明营大乱，马步兵自相践踏，死伤无数。早已布置停当的清兵随后追击掩杀，而事先埋伏好的清军又在前方堵截，至翌日黎明，只见“明兵窜走，弥山遍野，自杏山以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吴三桂、王朴、白广恩、唐通、马科等溃入杏山城，洪承畴与曹变蛟、王廷臣等退守松山孤城。皇太极料到杏山明军必奔宁远，遂遣兵于高桥伏击，并亲到高桥命多铎固守，一连几日，杀伤明军无数。二十六日，吴三桂、王朴所率残军于高桥遭伏兵掩杀，二人仅以身免。至此，共歼灭明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应该说，战争进行到此时，胜负已现端倪。但这场战役尚未最后结束，围困明军主帅洪承畴所坚守的松山城的战斗随之展开，皇太极故伎重演，移师近城，掘壕困之，围而不攻，静待粮绝。九月，皇太极最宠爱的宸妃病重，消息传来，皇太极将军务委托给杜度、多铎、阿济格、阿巴泰等诸王贝勒全权负责，提前返回盛京。翌年（崇德七年）二月，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作为内应于十八日夜引清兵入城，生擒洪承畴，与洪同守一城的曹变蛟、王廷臣等不屈而死。松山失守，锦州军心立时涣散，三月八日，祖大寿献城投降，清军“掘壕防守，更番出戍，围困锦州，历年一载”，终于有了结果。四月九日，清军用红夷大炮轰开塔山，歼敌七千。二十一日，炮轰杏山，明将开门请降。至此，关外四镇尽落大清手中。此次战役的明军主帅洪承畴、祖大寿等被押至盛京后，对于祖大寿，皇太极不计前嫌，使祖大寿感动之余，诚心降清。洪承畴的降清过程虽历经波折，但其最后也为皇太极礼贤下士，不惜亲自劝降的行为所感动而降清，成为皇太极所希望的大清进取中原的引路人。

松锦决战，历时一年有余，明清双方在兵力投入、对决的激烈程度等方面都是空前的。松锦大捷，是清崇德年间取得的最大的军事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明清相持的格局被打破，清在军事上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为其不久的将来入关逐鹿中原铺平了道路。更值得一提的是，松锦大捷使大清国上下对取代明朝充满了信心，甚至在战役刚一结束之时，李国翰、佟图赖、祖润泽、祖可法、张存仁等即共同奏言，主张“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大业克成……”对此，皇太极答曰：“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确立了徐图渐进，从加强自身和消耗明实力入手来实现推翻明朝的战略思想，并着手进行实施。崇德七年十月，崇德帝命阿巴泰率八旗大军征明，于清宁宫召见出兵的主帅及出征的满、蒙、汉八旗固山额真及护军统领 ，申明要旨。此次出征，清军来去八个多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个县、八十八座城镇，获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式各样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缎衣与裘衣一万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皮等五百余张；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余头。客观上，皇太极确实强大了清国，削弱了明朝，但也必须认识到清军所到之处的百姓之灾难深重……

正当皇太极欲大展宏图之际，疾病突然夺去了他的生命 皕瑏瑠。在他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清军入关占领了北京城，明朝这棵“大树”终于仆倒。虽然皇太极生前没有看到这一幕，但不可否认，这是他亲自指挥取得松锦大捷最直接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