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逝于沈阳西南四十里的叆鸡堡，时年68岁。后金国汗位虚悬，一场不见硝烟的宫廷斗争迅速弥漫开来。在这场汗位竞争中，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凭身份、军功、权谋以及实力，依父汗生前所定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新汗的原则，在众嫡子中拔得头筹，一跃而成为天聪汗。
第一节“四大贝勒”争位始末
参与汗位竞争者，在后金国非“四大贝勒”莫属。所谓“四大贝勒”指的就是努尔哈赤于天命元年建立后金政权之时，依次封次子代善、侄子阿敏、第五子莽古尔泰和第八子皇太极为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和四贝勒，命四人共同佐理国家政务，史称“四大贝勒”。由于四大贝勒权力最著，又都具有继承汗位的希望，所以此四人间的争位斗争最为激烈。
一、太子之废
从史实看，努尔哈赤生前曾非常想看到自己一手创立的事业能够后继有人，所以即使在确立褚英代政失败后仍不改初衷，决定立四大贝勒之首的代善做汗位继承人。天命五年（1620）三月，从努尔哈赤“我曾言待我死后，将我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的言语中，即表明在此之前代善已被认定是继褚英之后的第二位太子。
代善成为位汗继承人是顺理成章的。论嫡庶，代善是褚英的同胞之弟，嫡福晋佟佳氏所生，系嫡子；论长幼，除褚英外，其在努尔哈赤十五个儿子中年龄最长；论军功，他是诸贝勒中军功最著者；论权势，其是佐政四大贝勒中的“大贝勒”，位列第一；论实力，他自将正红、镶红两旗，仅次于父汗。但最有竞争力同样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最先动摇太子之位的事件是代善与大妃乌拉纳喇氏的暧昧关系被揭发 。天命五年三月，汗的小妾塔音查告发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两次备饭送代善吃，代善本人受而食之。而且大妃一日两、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还曾深夜出院二三次。在努尔哈赤审理过程中，诸贝勒大臣又说他们都目睹大福晋借在汗屋宴会或议政之时对代善眉目传情 。努尔哈赤对此又恨又恼，当众历数大福晋之罪。但终因其有言在先，欲将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而且满族历来有父死子妻其庶母的收继婚俗，所以努尔哈赤不好直接治罪于代善，只能寻个大福晋窃藏财物的罪名，将其休离。作为太子的代善虽没有因此获罪，但经过此事，代善的威信一落千丈，与父汗的关系自然不可能不产生隔阂。
其次，在界藩城建筑宅地的过程中，代善的假孝心让努尔哈赤看清了其私心重、心胸窄的一面。天命五年三、四月间，后金准备从界藩城迁居萨尔浒城，努尔哈赤前往视察并指定各贝勒兴建府邸的宅地。代善看到长子岳托修整好的宅地比自己好，而汗的宅地比自己的狭小，就提出因自己“所整修之住地较汗所整修之地宽且佳”，请汗住自己的宅地。努尔哈赤“往视之”，果颇为宽大。说：“可令大贝勒住我整修之住地，我居大贝勒整修之地”。此后，代善就以汗所整修之地窄狭，“以欲重修其子岳托所整修之地而居言之”。莽古尔泰未与诸贝勒大臣商议，独自对努尔哈赤说：“大阿哥建房之地，可由众人助建，请拨工役千人修建之。”努尔哈赤闻莽古尔泰贝勒之言，说：“拨工修建可也。”遂领工役千人，掘地破石，动工修建。进而遣人问努尔哈赤：“该地优佳，请汗居住。”往视，说：“我原整修之住地，赐大贝勒居住，二次欲居住之地方，建我诸贝勒聚会筵宴之大衙门。我住后整修之地。”即代善的宅地建大衙门，汗居岳托之地。诸贝勒大臣说：“汗若自居，请再稍加整修。”乃又拨千人整修之。该处修竣后，代善又称汗原住地狭小，欲居他处，使阿敏贝勒请命。最后，努尔哈赤决定“若嫌彼处狭小，则我仍居我整修之地。既然以为尔所整修之地优佳，尔可携诸幼子于该优佳之地装修居住。”于是，则努尔哈赤仍于原整修之地建房居住，而将三次整修之地赐予代善。整件事情中，并没有努尔哈赤责备代善的只言片语，但其内心对代善的所做所为必定失望无疑。太祖刚刚废了大妃才不过几天，代善就这样无所顾忌不加检点地侵犯汗权，虽说当时宫廷典制尚未严格确立，但作为父又作为汗的努尔哈赤的宅地是不应逊于任何人的。代善明着有孝心，背地里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莽古尔泰、阿敏替他出头，目的就是要占长子岳托的佳宅。其私心重、心胸窄这一点是很犯忌的，褚英就是因此而被废。所以，经过此事，代善在努尔哈赤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父子关系雪上加霜。
最后，在父子间矛盾积聚的背景下，代善虐待前妻之子岳托和硕托的事件，成为代善被废太子之位的导火索。在前文争夺宅地的过程中，代善对待长子岳托的态度已见一斑，而对次子硕托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命五年九月初三，发生了所谓硕托“叛逃”事件。在还未确定硕托是否叛逃时，代善即一口咬定硕托有叛逃之心；在硕托明确表示不会逃走后，代善还是固执己见，向努尔哈赤跪下五六次要求杀硕托，称“儿子厌恶我逃走，汗给我专主的僚友、国人也无法在我治下生活了。如果硕托对，我不对，是我听了继妻的话不给他僚友、国人、阿哈、牛马牧群、衣食，我就离开汗父让我掌握的政权”。代善的要求遭到努尔哈赤的拒绝，努尔哈赤释放了硕托。但事情并未因此结束，努尔哈赤开始调查代善给予两个前妻之子待遇如何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代善确实心里有鬼，所以当努尔哈赤亲自询问代善给予硕托诸申情况时，代善不敢正面回答，反而说硕托与自己的妾通奸。努尔哈赤当即亲自审问证人，事实证明硕托是被诬陷的，而且代善之子岳托、硕托所领有的诸申均比其他异母弟弟的差。这一点令努尔哈赤深恶痛绝，因为努尔哈赤从小深受继母的虐待，所以他本人在对待诸子时十分注意，在待遇上，对于幼年丧母的褚英、代善称得上是格外优厚。努尔哈赤怒斥代善说：“你也是前妻的儿子，何不想想我不是对你更亲近吗？怎地被妻的口舌蒙蔽，虐待长大成人的儿子？何况我之待你是特选良好的部民让你专管，你为什么不像我一般将优良的诸申赐给岳托、硕托呢？”并称其听信继福晋的诬陷之言而欲杀亲子，杀了亲子，又将如何对待其他兄弟？而欲杀亲子、诸弟之人，有何资格当一国之君？努尔哈赤此语与废长子褚英之前说的极为相似。但此时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努尔哈赤废除代善太子之位已不似褚英那样没有任何异议，只有莽古尔泰明确表示站在父汗一方，而其余诸贝勒大臣均持观望态度。因此努尔哈赤令阿敏、皇太极、达尔汗侍卫明确表态：“若以我们之言为非，皇太极、阿敏台吉、达尔汗虾……就应发誓。尔等如果发誓，莽古尔泰我们二人自会认错。……设若尔等不发誓，为何还坐在阿哥那边？快离开吧！”上述三人立即站到父汗一边。接着，努尔哈赤宣布“现废除太子，将使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代善失去了太子之位。
天命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被废为庶人的代善亲手杀了引起纷争的继福晋，遣人向努尔哈赤奏述，“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请父汗允许叩见认罪。代善悔过自新的行动，得到了努尔哈赤的谅解，同时为缓和代善与诸贝勒间的矛盾，令其与诸弟发誓。代善发誓称因“误听妻言，丧失汗父交付之大权”，故手刃恶妻，今后如再为非，怀抱怨恨，甘愿受天地谴责，不得善终。诸贝勒大臣“亦立誓书”称：“今日汝之过恶，被父汗知晓，非徒听信一人之词”。最后，努尔哈赤说：“此后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八（实为9人）贝勒为和硕额真。为汗之人，受取八人众之给与，食其贡献，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额真若欲为恶，扰乱政务，其余七位和硕额真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该杀则杀之。生活道德谨严、为政勤奋、公正之人，即使主国之汗于一己私怨欲罢黜贬降，其他七旗之人对汗可以不让步”。经历了预立褚英、代善嗣子两次失败后，努尔哈赤的初衷开始有了重大改变，产生了其确立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想法的最初模式。
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在辽阳正式确定了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规定一国之君从和硕贝勒产生，和硕贝勒有推举、罢免、更择君主的权力。
二、皇太极争位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乃第三位大妃叶赫纳喇氏所生，亦属嫡出，地位尊贵。四大贝勒中，其年龄最幼，但威望颇高。“红歹是（皇太极）勇力绝伦，颇有战功，所领将率皆精锐”，而且“胡将中唯红歹是仅识字云”。
纵观史料，作为四大贝勒之一的皇太极在谋取汗位的过程中一直积极主动，不甘寂寞。如果说在反对褚英的斗争中他还是个配角的话，那么代善太子之位的被废则与皇太极有直接的关系。前文提及的界藩城发生过小妾揭发代善与大妃暧昧关系一案就很值得玩味，当时庶妃塔音查因告发有功，升至与汗同桌共食的地位。地位如此卑微的塔音察仅是为了邀宠才揭发备受宠爱的大妃和太子代善吗？虽无史料证明，但已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有争立之心的皇太极在“背后捣鬼”。塔音查说大福晋曾两次送饭给大贝勒（指代善），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给四贝勒（指皇太极）送饭，四贝勒受而未食，而且大福晋每日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去等等。虽然最后的调查结果证明其揭发的事情属实，大妃与太子之间确实关系暧昧，但仔细推敲塔音查揭发的内容，以塔音查的地位她只可能晓得大妃阿巴亥做过什么，而不可能知道代善和皇太极都做过什么，因为塔音查居住在汗宅，而大贝勒、四贝勒则居住在不同的王府里，就算是她作为大妃的心腹而被派去送饭，代善“受而食之”她可以看到，但皇太极“受而未食”她是看不到的。相当于皇后地位的大妃送饭给皇太极，说明皇太极当时的地位不容小觑，但即使皇太极不想吃，他也不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妃派来的人，否则他就不用做出“接受”的表面文章了。羞愤交加的努尔哈赤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疑点，而是找了别的理由休离了大妃 。这种单方面对皇太极有利的结局，加上后来皇太极即位前夕发生的大妃与这个叫塔音查的小妾同时生殉的史实 ，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其实，皇太极平时就处处与大贝勒代善角力而不甘示弱。如在萨尔浒之战进程中，在取得萨尔浒、尚间崖战斗胜利后，代善率人先行去都城告捷并探听刘铤一路明军进攻的消息，因祭神而晚至努尔哈赤身边的皇太极闻听此讯，立即向父汗要求领兵赶上去，说“大兄既已独往，吾等何故留后？”不顾努尔哈赤的劝阻而领兵出发，不甘示弱之心昭然。当兄弟二人共同进攻刘铤所部明军时，皇太极自请正面冲锋陷阵，而让代善从侧面出击配合。战斗中皇太极身先士卒，表现得比太子要积极和勇敢 。
天命六年，进攻沈阳外围。皇太极先是在父汗截击沈阳明援军时，“劝上勿行，请自往”，并“引军疾驰迎战”而获胜；后又在努尔哈赤命其领兵“驻于城旁观之”时，皇太极则称“令后至二红旗兵（代善所领）城旁观视可也”，即领兵向明军阵中冲杀，太祖出于爱护派阿济格前去劝阻，但皇太极早已冲入阵中，努尔哈赤便命所部两黄旗兵助战，从而大败明军。此时正是代善太子之位被废的阶段，皇太极表现得如此突出，其目的必然是想大大增加自己在父汗心目中的分量。
迁都辽阳后，皇太极的争位活动愈演愈烈，朝鲜史料中记载说“洪太主（皇太极）虽英勇超人，内多猜忌，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朝鲜使臣郑忠信曾说：“有阿斗（阿敦）者……酋尝密问曰：‘诸子中谁可代我者？’阿斗曰：‘知子莫如父，谁敢有言！’酋曰：‘第言之。’阿斗曰：‘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酋曰：‘吾知汝意之所在也。’盖指洪太主也。贵盈哥（代善）闻此，深衔之。后阿斗密谓贵盈哥曰：‘洪太主与亡可退（莽古尔泰）、阿之拒（阿敏）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贵盈哥见其父而泣，酋怪问之，答以阿斗言。酋即招三子问之，自言无此语。酋责问阿斗，以为交构两间，锁扭囚之密室，赀没家资”。此时，代善已失去了太子之位，皇太极显然正在努力成为最有希望的人选。对于此事，枟满文老档枠的记载是阿敦阿哥挑拨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和四贝勒交恶，还讲其他小贝勒的坏话，被判于八旗内打杀阿敦。后努尔哈赤因有誓言家族内不自残而改判将阿敦拴上铁锁监禁在高墙的房中。鉴于此，努尔哈赤遂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诸王子侄告天发誓：“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亡，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从此事的处理上，可以看出皇太极在争位中已取得了优势，而众贝勒共同立誓的内容，则反映了朝鲜史料的真实性。
天命八年（1623）五月，额尔德尼获罪。努尔哈赤说道，额尔德尼乃多铎阿哥所辖之人，为何他可越旗索赏于八旗诸贝勒？而贝勒等赏赐又为何不赏他人而独赐额尔德尼一人？“于辽东时，一寻额尔德尼，即已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复寻之，仍又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如此之举，不唯挑唆，岂有他哉？”虽未言及挑唆的内容，但皇太极一直在进行争位活动的事实已无可辩驳。同年六月，努尔哈赤额驸武尔古岱的受贿事件又牵连到皇太极。众审断官言及阿敦阿哥获罪时，乌尔古岱曾跪于汗前要求惩杀阿敦，而此时乌尔古岱受贿之事又只有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和岳托几人知道，这与额尔德尼索贿获罪时的情形一模一样，都是这几个人知而不报，故欲拟罪而呈报于汗。努尔哈赤因此指责皇太极说：“你若贤良，则凡事秉公从宽处之，兄弟之间皆平等以待互相敬爱。尔果独善其身，超越他人而行，置众兄于不顾，尔欲为汗乎？”太祖的目光是犀利的，点出了皇太极心中所思所想，并质问皇太极“聚朝而散时，尔送众兄，则众兄之弟、子必报尔，送尔至家，此方合礼仪耳。尔不送众兄，而众兄之子、弟送尔，尔何故默然受之？”同时，努尔哈赤又质问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为什么抛开各自的父兄去亲近皇太极？称皇太极“何其愚也”，“乃悲之”。
透过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阿敦之死是皇太极庇护的乌尔古岱出面请求太祖处死的，罪名是挑唆四大贝勒间的不和；额尔德尼获罪是因其与四贝勒交往甚近而进谗，他与乌尔古岱的罪行都是只有皇太极以及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知道，而这几个人又都抛开自己的父兄违礼而与四贝勒亲近的。所以，皇太极确实是在不停地进行着争位斗争，十分注意收揽人心，在其周围团结了一批年轻的贵族如岳托等。后来的史实证明，正是这些年青的贵族们成为皇太极继承汗位的坚决拥护者，岳托更是首倡者，为皇太极登上汗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关于莽古尔泰和阿敏
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与继福晋富察氏所生的第五子，本来亦属嫡出，但由于皇太极生母叶赫纳喇氏的迅速得宠，其母失势，使得莽古尔泰幼年的生涯十分落魄，皇太极称之为“一无所授”。天命年间，富察氏又因获罪而亡，莽古尔泰的嫡出身份大打折扣。所以，在诸多后金早期的宫廷斗争中，莽古尔泰义无反顾地支持努尔哈赤，以博取父汗的信任与好感。褚英被废时，他是参与者之一；代善失去太子之位时，莽古尔泰第一个挺身而出站在父亲一方，说“父汗的话对极了”，同时在场而不表态的阿敏、皇太极、达尔汗侍卫则受到了努尔哈赤的责备。甚至在其母富察氏获罪之时，莽古尔泰还欲“潜弑生母”，目的还是为了“复希宠于皇考”。莽古尔泰的这一举动收到成效，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附养於贝勒德格类家”。总的说来，莽古尔泰确实如他自己所说“既无所长，又不为非作歹”，一直惟父汗马首是瞻。作为回报，努尔哈赤擢其位居四大贝勒之三贝勒。但莽古尔泰生性鲁莽，胸无谋略，虽有嗣位的机会，但若论及人品、战功、才能、威望等各个方面，都不及皇太极。所以，在汗位争夺战中，莽古尔泰属于被自动淘汰之列。
身为二贝勒的阿敏则是舒尔哈齐之子，当年其父出走黑扯木时，阿敏也是追随者，因此也曾被努尔哈赤置于处死之列，只是由于诸兄弟说情才得以活命。以后，在追随伯父的日子里，阿敏屡立战功，加上努尔哈赤为了女真内部的团结与统一，也要顾及到亲弟之子及其附属势力，所以这应是阿敏能位列四大贝勒之二贝勒的重要原因。但从正统角度讲，虽有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新汗一说，但其承继汗位的机会实在渺茫，天命八年之时，努尔哈赤曾命诸贝勒上书言及自己过失，翌日上书者只有代善、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三人，而无赫然列于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这应是努尔哈赤从未把阿敏列入汗嗣之列的反映。只是阿敏手中握有镶蓝旗，势力不容小觑，故成为竞争汗位者笼络的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一方面权衡，四大贝勒争位的胜出者非皇太极莫属。但其即位之前还有一个极大的隐患未除，这就是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
第二节“大妃”被迫殉葬
生殉在努尔哈赤时期的女真社会屡见不鲜。天命十一年（1626）为努尔哈赤殉葬的后妃有三位，她们是大妃阿巴亥和两个地位卑微的庶妃阿济根、塔音查。有清一代，乌拉纳喇氏以尊贵的大妃身份生殉，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努尔哈赤一生共有四位大妃，即元妃佟佳氏（褚英、代善之母）、继妃富察氏（莽古尔泰、德格类之母）、孝慈高皇后叶赫纳喇氏（皇太极之母）和大妃乌拉纳喇氏（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之母）。其中，大妃乌拉纳喇氏，名阿巴亥，是海西女真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女。阿巴亥8岁失去父兄，12岁时在叔父布占泰的亲自护送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嫁给年长自己31岁的努尔哈赤为侧福晋。当时，居大妃之位的孟古姐姐尚健在，除了阿巴亥，努尔哈赤的侧妃、庶妃加起来不少于七位。但短短两年过去，当时还未曾给太祖生育过一男半女的乌拉纳喇氏脱颖而出，在孟古姐姐病逝后一跃成为努尔哈赤的第四位大妃。
关于阿巴亥如何演绎了这成功的一幕，史料中并没有任何的文字痕迹，但从其对阿巴亥的记载中却可品出个中滋味。史书上说阿巴亥嫉妒，有机变，总让太祖“不悦”。说阿巴亥嫉妒，但并未指出她嫉妒何人，从其入宫仅两年就后来者居上的史实看，其嫉妒的对象多半是当时的大妃孟古姐姐。如此看来，阿巴亥必是争宠了。若做个比较的话，她们两人的出身门第相仿，至于相貌，史书上用了一个与描述孝慈高皇后孟古姐姐相同的词“丰姿”来评价阿巴亥，即是说她们都是美貌异常的女子。这种巧合很有趣，只是阿巴亥比孟古姐姐年轻了15岁，是太祖的新婚侧妃，努尔哈赤宠爱的天平自然会倾向于阿巴亥。而且从外在条件方面如相貌、家世背景等看，阿巴亥并不输给孟古姐姐，她是有竞争大妃资格的。阿巴亥与孟古姐姐最不一样的是性情，孟古姐姐文静而有涵养，所谓“闻恶言而色不变”，她听到了谁的恶言呢？面对丈夫眼中只有新人笑的事实，听了恶言的委曲该向谁去倾诉呢？以孟古姐姐的秉性，其内心的痛苦是不会在人前显露半分的，只能是在人后自己排解，也许这就是她早逝的原因之一。而阿巴亥则恰恰相反，所谓“有机变”，可以理解为聪明活泼，乖巧伶俐，通俗一点说就是心眼活络，能说会道。显然努尔哈赤更喜欢这种类型的女人，因为努尔哈赤的不悦对阿巴亥荣升大妃并没有什么妨碍，孟古姐姐一离世，阿巴亥就顺利地登上了大妃之位，足见其富于机变的功效。
阿巴亥富于机变还表现在其获罪之时努尔哈赤对其的处理上。当证实其与太子代善有某种暧昧关系时，努尔哈赤虽恼羞成怒地数落她，说她邪恶狡猾，自己用金子、东珠这样的稀世珍宝来打扮她，让她穿别人见都没见过的好缎子，可她竟然不爱汗夫而去爱别人，真该杀。但努尔哈赤最终却并没有像赐死富察氏那样对其一杀了之。而是说杀了她，则对不起年幼的三子一女，好吧，从此我再不和她在一起了，我要离弃她。无论如何，努尔哈赤当时就是舍不得杀她 。不久，阿巴亥又重新被立为汗的大福晋。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逝。阿巴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丧夫之日就是自己的死亡之期，因为当时在女真丧葬习俗中生殉虽不稀奇，但却是有条件的。作为生殉的妻妾，首先必须是死者的爱妻，其次是无幼子需要照顾，而且生殉者多为地位较低的妾。抛却阿巴亥总让汗王不悦这一点不提，多尔衮和多铎年纪尚幼，其又是地位最尊的大妃，生殉之事怎么也轮不到阿巴亥的头上。可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阿巴亥所具备的这些不能生殉的条件此时恰恰成了她必死的原因，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声称“有遗诏”，因其“致帝不悦”，有机变，为免后患所以必欲置她于死地 。其实，真正的原因无非是多尔衮、多铎年纪虽幼而无战功，但却拥有和兄长一样的权力与地位，是太祖赐给全旗之子，加上阿巴亥位居大妃，无论谁继承汗位都会受到牵制，假以时日，则有被取而代之的危险。所以，诸王达成共识，对于推举新汗之前让大妃生殉一事，无人表示异议，包括代善在内。
阿巴亥先是“支吾不从”，因为太祖从病发而动身去清河温泉疗养，直至其病情加重乘船顺太子河而下欲返回当时的都城沈阳，病危之时努尔哈赤只急召大妃一人前去迎接，足见对其信任程度之深，向阿巴亥托付了身后之事也未可知。而且两人在浑河的船上是见了面的，阿巴亥看着汗王咽的气，有没有遗诏她心里清楚得很。想当初获罪之时，盛怒的努尔哈赤尚不忍心杀她，此时此刻就不顾念幼子了吗？但这时的阿巴亥已失去了汗王这座靠山，她只是个空有名位而手无寸铁的女人，接下来的史实说明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因为依女真风俗，当殉者不容辞。枟宁古塔志枠载：“夫死，必有一妾从殉。当殉者必于主前定之，不容辞，不容僭也。当殉者不哭，艳妆而坐炕上，主妇率皆下拜而享之。及时，以弓弦环而殒之。倘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死矣。”万念俱灰的阿巴亥运用自己最后的机变做出了服从的决定，在努尔哈赤驾崩的第二天早上，艳妆盛饰的阿巴亥面对着以皇太极为首逼其生殉的诸王，说了一番自愿追随汗王于地下的动听言词，大意为我12岁起就侍奉先帝，丰衣美食已26年了，我不忍心与先帝分离，愿相从于地下等等。但心中终是有所牵挂，故而哀求诸王在她死后善待她的两个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37岁的阿巴亥含怨自缢。值得一提的是，与大妃同时殉葬的除了庶妃阿济根，还有当年讦告阿巴亥的塔音查。这个当年的告发者今日却与被告同一命运，面对皇太极随之即位的史实，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另有缘故，实在引人深思。
究其根本，大妃乌拉纳喇氏之所以生殉，是因为在努尔哈赤的诸子中，除了代善外，还有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十子德格类、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多铎有继承汗位的资格。此时代善已是皇太极手下败将，而莽古尔泰和德格类除了威望与战功不及皇太极外，其母富察氏天命五年因获罪而亡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两人的嫡子地位大打折扣，他们已经不具备继承汗位的条件。而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人，均为现任大妃阿巴亥所生，特别是多尔衮和多铎二人，深得努尔哈赤的喜爱。只是此时两人年纪尚小，多尔衮九岁，多铎七岁，政治上尚不成熟，除了从父汗那里继承的权利与地位外，战功和威望都无法与皇太极相提并论。但随着二人年龄的增长，加上大妃的力量，这一切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作为即将称汗的皇太极都不会坐视不管，这才是阿巴亥遭受生殉悲惨下场的实质。
乌拉纳喇氏生殉，皇太极获利最多，一方面扫除了其即位道路上最后的大患，即免除了幼弟对汗位的威胁，另一方面则继续打击了代善，在心理上形成了优越的态势。
第三节 皇太极入承汗位
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一，“天气澄明，风日清美”，大政殿前“具法驾，设卤簿”，“三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各官聚于朝”，皇太极的继位大典正式举行。皇太极先率“诸贝勒群臣焚香告天，行九拜礼”，后即登上汗位接受“诸贝勒大臣文武官员行朝贺礼”，“诏以明年丁卯年为天聪元年”，并“颁赦国中”以示庆贺，后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据记载，努尔哈赤崩后汗位虚悬的关键时刻，“大贝勒代善子贝勒岳托、萨哈廉兄弟共议，至其父代善所，告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遂与岳托、萨哈廉定议。翌日，诸贝勒大臣聚于朝，代善以其议告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皆喜曰：‘善。’议遂定，乃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我宁不畏皇考乎？且舍诸兄而嗣位，我又畏上天。况嗣大位为君，则上敬诸兄，下爱子弟，国政必勤理，赏罚必悉当，爱养百姓，举行善政，其事诚难，吾凉德，惧不克负荷也。’辞至再三，三大贝勒及诸贝勒曰：‘国岂可无君？众议已定，请勿固辞。’上又不允，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从上述史料看，皇太极继位确实没有父汗的遗命，但也合理合法，因为他是遵循天命汗的“八和硕贝勒共执国政”的原则被推选为汗的。早在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即言“夫继父为国君者，毋令力强者为君。倘以力强者为国君，恐尚力恣纵而获罪于天。一人虽有知识，能及众人之谋耶？故命尔等八子为八王，八王同议，必然无失。尔八王中择其能受谏者即嗣父为国君。若不纳谏，所行非善，尔八王即更择其能受谏而好善者立之”，明确指出继位新汗应是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而产生。又崇德九年议定皇位继承人时，多尔衮曾说过多铎等名在“遗诏”，顺治年间多尔衮更说过“太宗之位，原系夺立”的话，所以皇太极继位过程也不是如实录所载的那样一帆风顺。朝鲜史料对此有着生动的记载，枟春坡堂日月录枠言努尔哈赤临终“谓贵永介（代善）曰：九王（多尔衮）当立而年幼，汝可摄位，后传于九王”。枟丙子录枠云：“贵荣介（代善）让弟弘他时（皇太极）曰：‘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枟鲁庵文集枠则说：“诸将欲立嗣后举哀，贵荣哥（代善）曰：‘父欲立弘佗始（皇太极）。’弘佗始曰：‘当立者，兄也。’相让走避。于是要土（岳托）等往谓贵荣哥，不出；又请弘佗始，不出。号呼奔走于两间，日再三，凡三日。贵荣哥竟使要土等率诸将六七人群拥弘佗始，抬举至尸前”，皇太极才当上了后金国主。综上述，皇太极之所以能够入承汗位，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本人“智勇俱全”外，与他的争位期间所打下的雄厚的政治基础密不可分。即使有遗诏，诸贝勒大臣有谁能服年幼的多尔衮或多铎？大妃已逝，代善在与皇太极的较量中早已甘拜下风，如何敢摄位？加上原本维护皇太极的年轻贵族岳托等人的倡议，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皇太极终于成了一国之汗，但此天聪汗非彼天命汗，从各个方面衡量两人之间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努尔哈赤在武力征服的过程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翦除舒尔哈齐后更是实现了对权力的独占。建国后，努尔哈赤作为家族长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将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族权和新的国家等级秩序上的汗权融为一体，集为一身，终其一生，其统治地位都是牢不可破的。皇太极继位成为天聪汗后，其汗的地位则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皇太极面对的是年长于己、实力在握的三位兄长，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得极为错综复杂。当然，皇太极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与汗权相抗衡的三大势力，故即位伊始，皇太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双方立誓的方式来相互约束。天聪汗的誓词是“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三大贝勒与诸贝勒等誓曰：“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谨誓告天地，我等兄弟子侄询谋佥同，奉皇帝缵承皇考基业，嗣登大位，宗社式凭，臣民依赖。如有佥壬，心怀嫉妒，将不利于上者，天地谴责之，夺其寿算……”。同时，皇太极“以三大贝勒推戴，初登宸极，不遽以臣礼侍之。率诸贝勒行三拜礼，各赐雕鞍马匹”。皇太极初登汗位的这些举措从侧面都说明了其手中汗权的软弱性。
溯源求本，皇太极即位后汗权软弱性的表现是明代女真风俗“以年之老少为上下”的血缘辈分观念根深蒂固的具体反映。早在天命七年努尔哈赤规定以推举新汗、共议国政、八家均分为主体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思想时，就曾指出：“国主于每月初五，二十日两次升殿，初一晨起往堂子叩首，向渥辙库（家内神）叩拜，尔后国主亲向诸叔诸兄叩首毕，始升汗座。汗本人与受己叩首诸叔诸兄一处同座，受众人叩拜”，明确规定了新汗对家族长辈和同辈兄长所应尽的义务及同座受拜礼仪 。比照皇太极即位前后的行为，都是在一丝不苟地执行努尔哈赤当时的规定。天聪汗皇太极向长辈和兄长执弟子之礼，甚至要同座受拜，虽顺应了女真的传统，但此种行为显然是对汗权形成制约的一大因素。所以，皇太极置身于这种政治冲突的漩涡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