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老伴郑梓英去世10周年。我不由得想起我俩共同度过的艰苦而美满的生活。她对我帮助很大，不仅是照管家务，而且对我的过失常常直言批评。
1982年，她开始患病，先后由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天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诊治。住院期间，李阳、郑华、郑芳、顾小青、田银絮等日夜陪护。虽然按国家有关规定：对瘫痪的离休干部，组织上应付给一个陪护人员的工资，可我没有要求组织上发给这份工资，全由我家自理。
在“烽火岁月”那部分里已写了郑梓英参加了解放军。现在叙述她参军前后的情况。
一、参加抗日斗争的情况
郑梓英参加解放军时，问我“我们的队伍是哪部分的。”我告诉她说“我们是贺龙领导的一二○师独四旅十三团，你牢牢紧记，不要记错。”因为团以下的部队全是男兵，没有女兵。我便在1946年8月，把她送到后方留守处。
后方留守处主任郭成功见她还年轻，就让她到贺龙中学上学。之后，分配她在留守处当见习会计。
我团到中阳担负任务时，离后方留守处只有20多里路。我请示上级批准后，回到留守处和她结了婚。婚礼很简单，没有摆宴席，没有请宾客，只有留守处的10多个人参加了我们的结婚仪式。留守处主任讲了几分钟的话，大家热热闹闹地谈了一阵儿就完成了结婚仪式。那是1947年，她22岁，我26岁。
胡宗南调集兵力进攻延安，我们部队在3月间西渡黄河，保卫延安。郑梓英在郭成功领导下，和同志们一块为前线指战员采购油盐、毛巾、肥皂等送到前线，供战士使用。因为战事紧张，部队经常转移，郑梓英和我见面的时候很少。1948年夏季，我们在连续行军打仗后，奉令休整。她随后方留守处的运输队来部队。可巧第二天我就去旅部参加会议。我不由得对她说“你怎么这时候来前方1”她有点不高兴地说“我就回后方，不打扰你。这也是有命令才来的。”我去参加会议，她真的要回后方。刘副团长不让她走，不派人陪送，她走不成，只好住下。我回团部后，敌军又来侵扰。我就急匆匆地把她送回后方。当她们一行人走在半途，遭到敌军大炮轰击。当炮弹打来时，她们就卧倒在麦田里；在炮弹爆炸后下一发炮弹尚未打来时，就快步前跑。大约30分钟后，她们才跑到安全地带，没遭什么伤害。
1948年12月，我在永丰战斗中负伤，被送到韩城后方医院治疗。她闻讯赶来，一见我头部满满地包扎着纱布，就着急地问警卫员彭运喜我的伤势怎样？彭运喜告诉她，我的头部右侧中弹，动过手术，取出了几个弹片。曾昏迷了7天，现在清醒了口她昕后，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这时，我还不能下地活动，整天躺在床上。郑梓英给我洗脸洗脚，喂水喂饭，端屎倒尿，格外细心周到。我因失血过多，长久卧床，大便干结，医生乔林山用手一点一点往外抠，她在一旁帮忙。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的伤势开始好起来。她陪伴我聊天。
我问她“抗战8年，你是怎样度过的？做了些什么事？”她说“日本人打进来的头几年，我们村有抗日干部，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我参加了妇救会。白天干活，夜间开会，昕干部讲打日本、救中国的道理。每月做一双军鞋，交给村上，慰劳八路军。年轻小伙子还成立了民兵排，学习打枪、投弹、造地雷。到了1942年，敌人在离我村2里远的中霍村修了稠堡住进了日本人和皇协军（即伪军）。他们经常到附近村子要粮要肉，查找八路军。村里的民兵轮流放哨，日夜监视日本人的动静。一看到日军要来我村时就发出信号，全村老人小孩和姑娘媳妇们就躲起来。如是夏天，就躲在庄稼地里，有时一趴就是一整白天，不能活动；如是冬天，就进村里挖的地道，黑洞洞地坐上一整天。民兵们就在房顶上想法打敌人。日本人也没什么办法。”我问没有遇上危险吗？
她说“有一次，就在打日本5年的时候，日本人和皇协军悄悄地把我村四周包围了。天亮时，他们把各家各户几百人全叫到一个打麦场上，问谁是八路军，谁是民兵。没有一个人说话。有个汉奸指认一个姓董的青年是民兵，敌人就把他捆起来，让他说出村里还有谁是民兵，谁是八路军。他不说，日本人就用皮鞭抽，用脚踢，还把马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他，他还是一句话也不说。最后，日本人就放开狼狗扑上去，把那个民兵的肚子撕开，日本人上前挖出了他的心脏，并威胁村里人说：谁要当民兵，跟八路军走，就是这个下场！我目睹了这个民兵英勇牺牲的情况，当时想哭不敢哭。但是，敌人走后，村里的人和民兵还同以前一样，跟八路军一条心，对日本人恨得更厉害了！”我说：“以后情况好些吧？”她说“我们那一带出了个姓郑的大汉奸。他原来是抗日政府的干部，后来被日本人抓住了。听说上过好几次刑后就叛变了，给日本人办事。因为他认识我们村的抗日干部和民兵，日本人就让他带路来抓这些人。有7个人被抓走了，有的被杀了，有的没了下落。这个汉奸后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这种人没有什么好下场。1944年以后，民兵有了好枪，游击队也扩大了，八路军常来活动，日本鬼子不敢出调堡了。老百姓稍微安生了一些。这年，八路军和游击队又烧毁了中霍村的确堡，日本人和皇协军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们村时常有八路军来活动，卷百姓有了靠山，生活更安定了。不久，日本技降了，村上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们高兴得不得了，打锣敲鼓，扭秧歌，唱小曲，以为太平日子来到了。不料想阎锡山部队又占了定襄城，又抓兵，又要粮，打八路军，抓共产党。我舅舅被扣上‘通匪’的罪名，被阎锡山抓去杀了。老百姓恨得要命，好多男人女人都跟解放军走了。我早想当解放军，就是不知道你的信息，等了几个月。你一回来，我就说什么也要跟你当解放军了。”我在后方医院养伤，正是隆冬腊月数九寒天，屋里不生火，温度很低，穿着棉袄早晚还觉得冷。吃饭没有菜，只吃小米粥。一天，我问郑梓英“你参加解放军两年多了，觉得苦不苦。”她说“不苦，比我在家时好多了。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吃有穿。爷爷死后，因爷爷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父亲又得了肺病，不能下地干活，还要花钱看病，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有几亩地自己不能种，还要纳税，后来都卖掉了。我父亲活了30多岁就病死了。一家二口，母亲、弟弟和我，全靠我和母亲做针线活过日子。我们村里的女人给人家做鞋、缝衣服，不要钱，只要些高粱面和小米。1个月下来，只能赚两斗（每斗约30斤）左右的米面，3个人就吃这些粮。有些财主挑剔得很，说针线粗啦，鞋底不结实啦，还要少给米面。自从参加了解放军，不愁吃，不愁穿，能干啥就干啥，还有什么苦，我觉得好得很哩！”1949年3月，我伤愈归队。跟随部队打西安、打兰州、进军新疆，马不停蹄地向前挺进。1949年11月底，我们到达喀什。郑梓英随着后方留守人员和家属眼着大军日夜紧迫，1950年2月他们才到喀什。这中间我们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面。
带领后方人员的柴科长来向我汇报他们行动的情况，我觉得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比战斗部队差多少。我表扬了他们之后问柴科长：郑梓英一路上表现怎么样？我是想了解一下郑梓英参军3年多来有什么进步。
柴科长回答说“从西安到喀什差不多有800多里路，我们都是坐着汽车前进的，没有徒步行军。但是，我们有个规定：凡带小孩的家属，不论坐车、住宿都给予优待。比如有小孩的家属坐车厢的前部，颠簸轻，灰土少；不带小孩的家属坐车厢的后部，颠簸重，灰土多。郑梓英没小孩，自然坐在后部，一路上颠得腰痛，到了宿营地，满身满脸都是尘土。但是，她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宿营后，不带小孩的还要帮助炊事员烧水做饭，郑梓英也是一样，做起饭来还挺利索的。”我听后，感到郑梓英经过战争的锻炼，变得比以前坚强多了。柴科长还告诉我。1948年，郑梓英已在后方留守处经过规定的手续参加了共产党。他们编在一个党支部，在长途行军的一年中，经常开支部会，要求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郑梓英同样能起模范带头作用。
在喀什我和郑梓英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算是结婚以后共同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
二、学成一名医生
郑梓英在家乡上学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因日本侵略中国，学校停办，就没有升中学，所以，她渴望继续上中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1952年秋，她把只有一岁的儿子托付给一位可靠的姑娘照顾，就毅然到乌鲁木齐工农速成中学读书。3个月后，她给我来信说：“非常想念孩子。往往在上课时，想得走神，不能集中思想。可我不打退堂鼓。”我回信鼓励她坚持好好学习，孩子长得很好。放假时节，她早早回家，对孩子格外亲热，亲自照顾孩子穿衣吃饭，抱着背着孩子在院里街上玩，好像要补上她不在家时欠下的母爱。
郑梓英上的速成中学，原计划用3年时间学完初、高中功课，达到可以报考大学的程度。虽然她学习很努力，却出了意外的事。她害了肠结核病，一天天消瘦下来，食欲减退，精神倦怠，学校只好劝其休学一年，住院治疗。她在新疆军区医院治疗半年左右，控制了病情，身体逐渐得到恢复。在家又休养半年后仍回速成中学。这样，到1957年她才完成全部学业，获得毕业证书。有位医生曾对我说：像郑梓英得的这种病，生孩子就会引起复发，再加上上学读书，营养不好，就有生命危险。我也曾劝她不要再上学了，找一份工作较为稳妥。但是，她不接受，仍要坚持上学。我不能勉强。虽多学了一年，总算学完了规定的全部课程。
1958年，郑梓英已经32岁了，有了两个孩子。此时，她把自己的母亲从山西老家接来照顾孩子，又去报考新疆医学院。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居然考取了。
这个学院是苏联援建的。各种教学设备很齐全，学制为4年。学院的学生大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只有郑梓英和少部分维吾尔、哈萨克学生年岁较大。按说郑梓英的年龄已超过最佳的学习年龄，可她不怕家庭拖累多、记忆力较差等困难，坚持学完规定的功课，经过考试答辩，获得毕业证书，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在学解剖课时，她曾对我说：初进那个挂着人体各部器官标本的大教室时，不由得就让人毛骨悚然，十分害怕。尽管有老师带着，也不敢动手解剖。后来一想到要当个合格医生，必须懂得人体的构造，不仅不害怕了，还积极地把那些头骨、心脏等标本翻来覆去地细看，还要做好笔记。有时，仅自己一个人呆在那间教室里，也没有任何紧张不安的感觉了。
郑梓英毕业后，学院想留她在附属医院门诊部工作，一方面当医生给病人看病，另一方面当党支部书记。她没有同意。有的党政机关的卫生所要她去，她也没同意。她选择了去乌鲁木齐市第一门诊部工作。我问她为什么到这个单位工作？她说“这个单位在大十字附近，周围居民多，老年人、小孩有病不愿到较远的大医院，而愿到，较近的这个门诊部。我到这个门诊部，能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看病，一般的感冒发烧等普通病都可少花钱又省时间地在这个门诊部治好。”我说“这个门诊部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单位，是集体所有制单位，要考虑好！”她说“我是革命军人出身。只要能给老百姓看病，哪个单位都愿意去。”有一年春节，门诊部韩主任到我家来走走。他对我说“郑医生是医学院毕业生，又是解放军军人，到我们这个小单位来实在屈才。我年纪大了，想把门诊部交给她负责。”我说“郑梓英临床经验少，你是老大夫，经验多，人也熟，还是你当主任好。”过了两年，郑梓英就被乌鲁木齐卫生局任命为门诊部主任。
乌鲁木齐市郊区有少数民族农牧民，生孩子没有医生接生，害了病本村也没有医生和药品，常牵着马来门诊部请医生。只要有农牧民来请，郑梓英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不论寒冬还是炎暑，总是毫不迟疑地带上必要的药品，骑着马跟着来人出诊，有时出一次就是三四天。因为每到一地，不只给一个病人诊治，附近的病人都乘机求诊，所以不得不多住两三天。“文革”中，有部分职工离开门诊部，郑梓英等多数医务人员坚持岗位，一天都没有停诊，周围居民有些普通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他们受到群众的称赞。
1970年以后，乌鲁木齐市委先后任命她为第三医院副院长、乌鲁木齐市卫生局副局长。她在局、院长领导下，负责医疗业务工作，在改善医疗设备、学习先进医术、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听取医务人员意见，提出改进办法，对局、院长的工作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支持。
1980年，郑梓英调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担任卫生体育处处长。她仍然热心发展宁夏的卫生事业，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为宁夏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辛勤工作。
三、勤俭持家，严慈教子
郑梓英从小和母亲靠针剪谋生，学下缝纫的手艺。虽不很精，家常衣裤全会缝制。我们的4个儿女童年少年时所穿的衣服，都是由她和她的母亲缝制，没有买过成衣。前面3个孩子都是男孩，所以确实是老大穿新的；拆拆洗洗，老二穿旧的；缝缝补补，老三穿破的。这样，我们家每年节省不少开支。
建国之后，粮食是定量供应。特别是遭受自然灾害的ω年代初，家里粮食不够吃。而我们的4个儿女都在长身体时期，郑梓英总是想办法让孩子们吃饱。她摘些野菜榆树叶，买很多土豆红薯，掺杂着玉米面、小麦面粉，做成既新鲜又可口的饭食，使我们渡过了3年的困难时期。
她经常要求孩子们按时上学，认真昕讲，遵守校规，完成每天的作业。如没有完成，不许玩耍。如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吵嘴打架，总是先责备自己孩子的不好处，从来不同别人争长论短。
大儿子李星参军后，她亲自去军营探望，嘱咐他要好好练武习文，安心服役。二儿子李阳在太行山服役，没有及时写家信，她很惦记，便派三儿子李亮去探望。当她得知李阳的身体和工作都正常后方才放心，并写信鼓励李阳要安心工作，学好本领。
我们只有一个女儿，排行最小，全家人都很关照她。郑梓英更是多方爱护，从来没有大声呵斥过她，总是循循诱导。一言一行间，充满了温暖的母爱。
小孙女李晶1-4岁间，由郑梓英亲自抚养。她天天关心着这个孙女的饮食起居，随时观察她的情绪变化，及时纠正她生活上的毛病，培养良好的习惯。
郑梓英受到儿孙们的孝敬和爱戴。她去世后，全家人都很悲痛，每年都要纪念她。在全家人的心目中，永远留下了她慈样的音容笑貌，牢记着她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郑梓英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却是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21002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