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未，我在乌鲁木齐市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落成典礼。这座碑矗立于人民广场南侧，十分雄伟。碑名由王震题写。碑上记载着二军、六军穿瀚海、跨天山、走戈壁、进军新疆主要城镇和边防的情况，文字生动翔实，十分引人注目。
参加典礼的有乌鲁木齐军区原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原副司令员张希钦、徐国贤，还有在乌鲁术齐市的原二军、六军的干部约800多人。我向好多同志亲切问好，一起追述我们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旧日情景。这时，我不由得记起了乌鲁木齐军区原副司令员、二军军长郭鹏。他去世己10多年了，但我仍记得他在关键时刻对我的教育和关怀。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自治区党委、政府已不能正常工作。我们这类干部也被“炮轰”、挨批。报纸上连篇累牍全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我们理解不了，接受不了。我和新疆自治区副主席田仲一起去找郭鹏副司令员。因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经常被围攻，日子很不好过，所以我们未去找他。
到了郭鹏副司令员家，田仲就问“文化大革命怎么个搞法？”郭鹏说“我也不清楚。”我又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郭鹏又回答“我也不清楚。”我们又问“文件上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现在都挨批斗，帽子很大，该怎么办？”郭鹏又说“我也不清楚。”我俩看到郭鹏忧心忡忡、十分焦虑的样子也就默不做声了。最后，他说“你们顶着吧！要事实求是，日久就明。顶不下去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告辞出来。我牢记着他最后的几句嘱咐。过了10多天，军区一位参谋把我送到一个部队里住了一周，安静地休息了几天。
1967年6月间，两派群众互相激烈辩论，开始发生武斗。我正在军区生产办公室。郭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还没有向他问好，他就语气坚定地对我说“你不要参加群众组织，不要参加群众的集会游行，更不要沾武斗的边。”我回答“一定照办。”在十年“文革”中，我都按照郭鹏的指示办。
1969年，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郭鹏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我的大儿子李星已经成年，学校停课不能上学。工厂停主兰兰卡停产，不招工。下乡插队又被不同观点的人赶了回来。他没有告诉父母，就去兰州，要求参军。郭鹏派秘书劝告他返回新疆。李星不愿意，死缠硬磨了一个多月，终于被安排参军。这个孩子从普通战士起，到200年，已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将军。他的成长，主要是党的教育和部队培养的结果。但是，郭鹏当年对他的安排，却是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1975年1月，我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会议。郭鹏也是四届人大代表。他一报到就犯病住院了。我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一见面，他就问我“来北京干什么？”我回答：“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他惊疑地问“你是怎么被选为人大代表的？”我说“我也不很清楚，只知在新疆自治区革委会上以微弱多数当选。”说真的，我那时不知道我当选的内情。郭鹏对我说“这次大会很重要，要站稳政治立场。要选周恩来当总理，选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我问他身体的情况，他说“心脏病犯了，老毛病，不要紧。”我这次和郭鹏的见面，竟成了最后的见面。
郭鹏在红军长征时已经是师级干部。他久经沙场，屡立战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巨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在战场上，他是一位比吨风云、威震敌军的战将。对下级干部和战士，他是经常帮助排忧解难的长者。他的战斗作风非常好。走得快、打得猛、追得紧是他率领的部队的特点和优点。不仅兄弟部队对此称赞，就是敌军也不得不心服。他经常学习毛主席著作，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建军原则领会深刻，在实战中运用得好，常打胜仗。他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坚决，不论怎样艰苦的战斗任务，他都能接受并完成。组织让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和政委团结得好，对政治工作很重视，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相互结合得很好。他生性豪爽，坦诚待人，在他领导下，无论打仗和工作，心情都很舒畅。
当1995年站在纪念碑前时，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想起了许多战友和烈士的英名。2002年2月，我写了一篇缅怀王恩茂老领导的文章，同时想到了我们的好军长郭鹏，写了这段文字，以表达我对他的敬重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