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百余年的相对稳定和清王朝逐步走向衰亡，这些变化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冲击。表现在文化上，除诗、词、散文等没有超过前代的成就，其他方面，如戏剧创作和小说却得到了突出的发展。一些杰出的作家，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创作了《长生殿》、《桃花扇》、《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具有较高成就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又一个高峰。
清代的诗词虽没有大放异彩，但也出现了不少在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诗人。其中有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郑燮和袁枚等。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末礼部侍郎，福王时任礼部尚书。著有《初学集》、《有学集》。钱谦益论诗主张“有本”，反对明代七子所标榜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对拟古主义作品攻击甚烈。他认为诗是陶冶性情、流连景物、各言其所说而已，基于此论，他很推崇白居易、苏轼、陆游的诗，其诗歌风格接近于晚唐和宋代。其理论和创作对当时和以后的诗作有一定的影响。
吴伟业（1609—1671年），字骏公，号梅林。崇祯年进士。明亡后隐居山林，后被迫出任国子监祭酒。其诗擅长七言歌行，在清初诗坛上有一定影响。他的诗辞藻华丽，音律谐调，既委婉又含蓄，其中亦夹杂沉郁悲凉。但其语言欠简练，又常好用典故，致使意义隐晦。其诗的内容多为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有“诗史”之称。其长诗《圆圆曲》、《永和宫词》、《楚两生行》为一时传诵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颇能道出其诗歌的特点。吴伟业留有《梅村家藏稿》、《梅村集》等遗著。
王士祯（1634一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王士祯论诗推崇王维、盂浩然，提倡“神韵”之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他的诗，长于描写景物，清新淡泊，自然流畅，风致蕴藏。如其诗《方山道中》云：“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又如其诗《江上》云：“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自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可见其诗强调神韵，追求典雅，刻意修饰，但亦可看出由于强调神韵而易于脱离现实。王士祯著有《带经堂全集》、《渔洋诗话》等。
郑燮（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年间进士，曾作过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弃官归扬州，卖画度日。郑板桥出身贫苦，聪颖好学，蔑视权贵，同情人民，性格豪放不羁，能诗、工书、善画，世称“三绝”。他主张诗必须反映社会生活，不同意王士祯的“神韵”说。在他的诗里有很多同情民间疾苦、暴露封建社会黑暗的作品，如画竹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又如《潍县竹枝词》中云：“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窭盐挑又被拏。”等诗词都是反映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作品。其著有《郑板桥全集》。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进士，作过江宁、溧水等地知县，后辞官，于南京小仓山筑“随园”，世称“随园先生”。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
袁枚是性灵派的代表，主张诗应抒发人的性情，正如他说：“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他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的卫道工具，主张诗既可阐述伦常道德之理，又可抒发山水男女之情。他还反对追求格调，夸耀学问，而强调“性情”、“灵感”的作用。其《遣兴》诗中云：“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袁枚的诗能写出自己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新灵巧，另具风格，但其缺点是过分强调“性灵”，大多抒发个人的遭遇，题材狭窄，社会意义不大。
清前期，散文的创作有了一定的进步，以散文见称者有侯方域、方苞和姚鼐等人。
侯方域（1618—1654年），字朝中。河南商丘人，有才名，曾参加复社。著有《壮悔堂集》。其文潇洒流畅，清秀艳丽，但文章多系纵笔而出，多少失于浅薄。《李姬传》、《马伶传》、《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等，均能代表其散文特色，侯方域曾与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有过一段爱情故事，后被孔尚任写成《桃花扇》流传至今。
散文在清朝中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代表是以方苞始至姚鼐等所形成的桐城派。
方苞（1668—1749年），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乾隆时任礼部侍郎，著有《望溪文集》。他一生致力于古文复兴运动，建立了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他主张作文的目的在于通经明道，所以必须重视义理，求其根源，继承孔、孟、程、朱的道统。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是桐城学派追求的最高标准。他主张文章要“言有序，言有物”即文章要有内容，要讲究形式。这种将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的文学理论对于纠正空洞无杂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方苞受程朱理学影响很深，思想过于迂腐，定下的框框太多太死，使散文限于诵经明道。但方苞也写出过一些语言精练、寓意深刻的好文章。例如他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篇，都是清代散文中的优秀作品。
姚鼐（1731—1815年），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任四库编纂官，著有《惜抱轩全集》。他选辑的《古文辞类纂》流行甚广。到了姚鼐时，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更加系统化。他将方苞的“古文义法”加以发挥，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八个具体方面，将文章的内容和修辞格式明确划分开来，其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是《朱竹君先生传》、《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等篇。
与诗词、散文未形成巨大影响相反的是清前期的小说与戏剧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小说中，流传甚广，脍炙人口之作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和《镜花缘》等。
蒲松龄（1640一1715年），字留仙，山东淄川（今淄博）人。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书香门第”，及至其成年时，家境已经衰落。蒲松龄19岁中秀才，此后却屡试不中，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塾馆教学，直至71岁时才援例出贡，四年后去世。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他40岁时就基本完成此书，以后不断增补修改。书中的许多故事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的，有一些是作者本身的见闻或作者创造。蒲松龄自称《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对那些贪官酷吏、豪绅恶霸压迫人民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促织》一篇，通过宫中喜好斗蟋蟀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席方平》、《红玉》等篇也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和暴虐。
《聊斋志异》还揭露和批判了腐朽的科举制度。他笔下的试官是一批不学无术、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人物，在他们主持下，科举只能是“佳才出，庸才进”。在揭露考试中种种弊端的同时，蒲松龄还深深剖析了封建士子的灵魂，说他们读书的目的不过是想：官爵妻妾，无所不有，作威作福、倚势欺人。对封建士子应试时可鄙而又可怜的形象也描写得淋漓尽致，揭露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摧残。
在作品中，蒲松龄还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故事，表现了追求婚姻自由、向往幸福生活、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从不同的侧面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嫌贫爱富的势力观念及玩弄女性的丑恶行为等社会阴暗面。
《聊斋志异》的题材非常广泛，作者以现实生活作基础，用传奇怪异的手法创作许多情节曲折、形象生动、具有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两百多年来，一直为人民所喜爱，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但由于作者本身的历史局限性，《聊斋志异》中夹杂着对封建伦理和因果报应等方面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思想光辉。
在蒲松龄之后，吴敬梓的杰出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影响很大，流传很广。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活优裕。吴敬梓年幼聪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23岁，父死，生活起了变化。接着，他考中秀才，以后却屡试不中，由于他不善理财，又慷慨好施，不到十年，便将产业全部卖光，遂迁居南京，后来的生活十分贫困。正是由于家道中落和生活的坎坷，使他经历了世态炎凉，洞察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于是他奋笔疾书，以清醒观察现实为基础，将对封建统治阶级和知识界的卑劣与丑恶以及科举制的摧残人性溢于笔端，留下了不朽的讽刺之作——《儒林外史》。
作者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就借王冕之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吴敬梓的笔下，横行乡里的豪绅、利欲熏心的士子、附庸风雅的名士、招摇撞骗的清客，一个个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吴敬梓通过对儒林群丑的描绘，对科举制及其影响下的社会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进一步否定了科举制度本身。同时，吴敬梓在揭露科举场中文人名士官僚乡绅种种丑态的同时，把一些“市井小民”作为正面人物来刻画，赞美他们高尚的品质和纯洁的灵魂，体现了作者的理想。
吴敬梓虽然猛烈地抨击了科举制度，但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他理想中的人物，只是王冕、杜少卿等恬淡避世的逸人隐士。尽管如此，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部书仍然是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开讽刺小说之先河。
在小说中，《红楼梦》一直在古典小说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曹雪芹（？—1763年），名霈，字梦阮。其家隶属汉军正白旗，是清室的“包衣”（奴隶）。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的乳母，其祖父曹寅曾作过康熙的“侍读”。康熙即位后，曹家得到重用，其祖父及父辈先后任江宁织造。织造衙门是专门为皇家织造绸缎的机构。织造一职，由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选派，官职虽不高，但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章、呈密折，报告吏治民情，充当皇帝耳目。曹寅博学多才，曾主持刻印《全唐诗》，并以藏书著称，而且与许多名人学者交往甚密，康熙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曹寅的江宁织造署内。这时是曹家的鼎盛时期。康熙死后，曹家厄运开始，在雷厉风行的整顿财政经济中，曹家由于长期担任江宁织造，财务亏空大，受查封，家产被抄没，只留下北京的部分家产以养家糊口，但既使这时曹家也没有败落。1728年（雍正六年），年幼的曹雪芹随父回到北京。乾隆初年，曹家再遭变故。这个赫赫扬扬近百年的家族才完全败落下来。曹雪芹迁往北京西郊，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曹雪芹从事《红楼梦》的创作。由于他一生经历从富豪到败落的过程，使得他能从各个方面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深刻体察封建大家庭中的复杂的矛盾，为《红楼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贯穿《红楼梦》的一条主线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反封建传统的基础上的，这个爱情悲剧本身就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围绕着这条主线，作者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生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及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
《红楼梦》中贾、史、王、薛是封建四大家族，象征着封建社会的支柱。他们通过联姻关系联结在一起，上通朝廷，下连官府，都有着显赫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贾家号称“诗礼簪缨之族”，但就在其富丽堂皇的外表下，父子之间，婆媳之闻，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夫妇之间，嫡庶之间，围绕着财产和权利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贾府的主子们花天酒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且道德败坏，正如其中人物柳湘莲所说：“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恰恰说明了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已经丧失了维系人心的力量，从而也证明了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贾府的豪华生活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基础上的。其中贾珍对乌庄头说的，“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一语道破天机。在作品中，曹雪芹虽没有正面描写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但在写甄士隐没后，夫妻二人要回田庄去，“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民剿捕，难以安身”。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阶级斗争犹如星火燎原。
曹雪芹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后期的社会矛盾，《红楼梦》不仅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鲁迅先生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尽管曹雪芹在其作品中还有补封建制度之天的幻想，对君权有保留，对农民起义采取敌视态度，但就《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作品，曹雪芹的名字足可以列入世界伟大作家之林。
遗憾的是，曹雪芹只留下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年龄未到50岁，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高鹗，字兰墅，籍隶汉军镶黄旗，乾隆六十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刑科给事中等职。他的续书，完成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使故事首尾完整，便于流传。但后四十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如前八十回，特别是宝玉中举和贾家“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严重地违背了曹雪芹的初衷。
在《红楼梦》之后，《镜花缘》是一部比较优秀的小说。作者李汝珍，生卒年不详，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曾作过河南县丞，学问渊博。《镜花缘》是他晚年作品，计划写二百回，结果只写了一百回。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唐敖、林之祥等人游历海外诸国的见闻，描写自己的理想社会，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
作品还突出地赞扬了妇女的才能。书中一百多个才女都是些巾帼英雄，反映了作者要求提高女权的思想。通过对人物的刻画和描写，作者抨击封建社会中压迫妇女的制度和风俗，表现其进步的倾向。但《镜花缘》在思想上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在艺术上有炫耀学识、忽视人物塑造的缺陷。
与小说成就同放异彩的是清前期戏曲的创作，继元杂剧和明传奇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中国戏曲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其代表有戏剧理论家李渔和优秀剧作家洪昇、孔尚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