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席话中可以看到乾隆恃强傲物,总以泱泱大国自居,英国人将当时其国内最大最新型的军舰模型送到乾隆面前,并在说明书中特别强调,英国在欧洲是第一位海军强国,素被称为“海上之王”。这时乾隆还在喋喋不休地侈谈恩赐。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才做出英国“船坚炮利”的结论,乾隆是负有历史责任的。
而马戛尔尼使团在回到广州的途中,看到清军因夏天炎热而一手持武器,一手持扇子,断言如遇到战争,这些军队肯定缺乏勇气。两广总督长麟在与马尔尼谈话时,想吸烟,马戛尔尼从衣袋中取出一个磷瓶,点燃一根火柴给他,长林非常惊异,他不明白马戛尔尼为什么能把火放在口袋里,英国人由此而得出结论,中国“在工业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实是处于极落后的地位。”
自乾隆查处洪任辉告粤海关陋弊诉状案后,将其他海关关闭,只留广州一地通商,而且拒绝英方扩地通商的主张,并加强对行商的管理,乾隆批准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关于实行“保商”的建议,规定由几家殷实的行商充当“保商”,行商对寓居商馆的外商有约束管理之责,“如有纵夷人出入,以致作奸犯法者,分别究拟”。这种“保商”制度,主要是强调中国人管外国人使行商具有承保外船,交纳税银,责办贡物。同时,《防夷五事规条》的制定,限制了西方商人和中国民间的直接联系,主要内容是禁止夷商在省过冬,夷商到粤,管束稽查,借领人及被雇请汉人并查,严禁外夷传递信息,拨营员弹压稽查夷船等。同时还设置了行商属下的通事(翻译)、买办,推行封建主义的行商垄断进出疆贸易制度等。
除采取上述措施以维护限制外商对华贸易外,乾隆一朝还调整了康雍以来沿海人民出海贸易的规定,限定三年为限,概准回籍。康熙雍正二朝对出口商品如米谷、火药、硝磺、铁器、绸缎、丝斤等限制非常严格。乾隆一朝做了调整,逐步放开禁运之令,但数额有所限制。
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乾隆一朝虽实行闭关锁国,但对外贸易和在华西方商人的管理逐步制度化、法制化。乾隆闭关的目的并不在完全断绝对外贸易,而是在于防范国内敌对势力合乎西方殖民势力相联系,独开广州通商即有此意。对沿海各地渔民向外通商,则比康熙和雍正两朝宽松得多。但这种政策相对于以清盛世之经济实力发展对外贸易,振兴国威来抵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显然是保守的、落后的。这种政策实质上极大地束缚了中外贸易的发展,限制了中国人民学习西方产业革命新技术及先进思想文化,阻止了中国经济的开发与社会的进步。
18世纪中叶,廓尔喀人统一了尼泊尔以后,不断扩张势力,因其临近西藏,在乾隆年间竞两次入侵西藏。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70大寿,六世班禅在两年前就表示要亲赴热河为乾隆祝寿,为此,乾隆命人在热河仿造班禅所居住的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建造“须弥福寿之庙”,作为六世班禅的行宫。六世班禅于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为其诵经祝福,后不幸出天花死于热河。班禅在清政府那里得到许多赏赐,送回西藏后,被其哥哥仲巴据为己有,班禅之弟逃到廓尔喀,调唆廓尔喀入侵西藏,妄图抢夺财宝。
廓尔喀遂派兵入侵西藏,乾隆得知后,立即派四川总督鄂辉、提督成德率川兵五千人藏援助。廓尔喀兵为抢劫而来,等到清兵入藏时,廓尔喀兵已饱掠而退,可鄂辉等人竟以收复失地,廓尔喀举国内附而奏报,乾隆被蒙在鼓里,竟册封廓尔喀拉特纳巴都尔亲王。其实,廓尔喀暗中与西藏噶隆官员议和才退兵,因议和没有经过达赖喇嘛,所以廓尔喀没有得到噶隆许诺的地租而再次入侵西藏。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军再次入侵西藏,清驻藏大臣保泰竟准备放弃西藏,至使班禅所居札什伦布寺被廓尔喀军抢劫一空,西藏僧众人心慌慌。十月,乾隆命两广总督福康安率清军入藏,第二年三月,福康安率军从青海西宁出师,急行军四十天入藏,在擦木、济咙战役连克廓尔喀军,清军进入廓尔喀境内,先后攻克索勒拉山,深入七百余里,杀敌四千余人。到达廓尔喀首都阳布附近时,清军中伏,廓尔喀乘胜请降。福康安因八月即大雪封山,归路被堵,遂准降,廓尔喀归还了抢劫的大部分财物,并表示永远遵守清约束,清军致此取得反侵略的决定性胜利。
缅甸位于我国云南南部,顺治年间,爱星阿和吴三桂曾追击大西军李定国部至缅甸首都附近。之后,缅甸与清政府互不往来有70余年。
1753年(乾隆十八年),缅甸内乱,失败的溃兵窜入我云南境内骚扰,清当地官员向其部索要物品,被拒绝,其头目宫里雁夺取了所居孟连的地方,云贵总督刘藻治理不利,畏罪自杀。
乾隆派陕甘总督杨应琚前赴云南,清军虽逐渐收复了被缅甸方面所占的土地,但杨应琚滋生轻敌思想,主张兴兵灭缅,并称自己已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乾隆也受杨应琚感染,批准了征缅计划。
杨应琚得到圣旨后,派兵进入缅甸。缅甸国王集结三万精兵大举反攻,并侵入我国境内,乾隆将虚报战功的杨应琚赐死,命云南提督明瑞代云贵总督,继续征缅。
明瑞率满汉清军二万余人分兵两路攻入缅境,虽然清军勇猛异常,但因粮草不足,明瑞被迫撤军,行至距边境200里的猛育地区被数万缅军包围,明瑞为掩护清军突围而与清重要将领观音保等战死。乾隆深知此次明瑞之死与清军之败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命厚葬明瑞,处死救援不利的额尔登额等将领,并在北京建旌勇祠祭祀阵亡将士。
明瑞的失败,并没有使乾隆正视现实,他不顾大臣的反对,命傅恒为经略,阿桂、阿呈衮为副将,调集各路兵马五万余人,并调福建水师,准备水陆并进,欲图一举攻下缅甸首都阿瓦。
傅恒所率清军沿伊洛瓦底江三路前进,深入缅甸两千余里。清军在缅甸水陆要冲老官屯与缅甸军展开激战,清军想尽办法也没有突破老官屯。此时,傅恒所率清军主力已由入境时的三万锐减至一万三千人,缅甸国王慑于清军威,呈表清降。傅恒鉴于清军水土不服,兵力有限等原因,未等正式议和便班师回国。
缅甸虽具表请降,交出被拘留之人,并表示不再侵扰,但乾隆经此一役才清醒过来,表示征缅应知难而退。大学士傅恒在缅甸染上痢疾,回到北京不久便病逝,清王朝失去将出相人的栋梁之材。双方谈判后,清政府全力关注金川、缅甸出兵暹罗(泰国),双方边境再无警报。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与西方诸国基本贸易关系。葡萄牙、荷兰(郑成功曾驱逐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侵占)、西班牙(清时称日斯巴尼亚)、英国(清时称口英咭唎、法国(清时称佛郎机)、意大利、比利时、丹麦(清时称嗹马)、瑞典(清时称瑞丁)、奥地利(清时称奥地利亚)等十国,在清前期先后都同清王朝发生贸易联系,诸国也曾派出许多传教士来到大清帝国(如汤若望等),清王朝与西方诸国之间没有刀兵冲突,保持着平等的贸易关系。
另外,处于清王朝东部的朝鲜和日本,也同清王朝保持着良好关系。朝鲜自皇太极时定下君臣之国后一直处于清王朝藩属国的地位,对清王朝一直很恭顺,每年向清朝贡一次,从未间断,正如乾隆所说:“朝鲜世世为本朝臣仆。”
日本与我国友好的历史悠久。清早在1673年(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致书于长崎,请求通商通航,福建、广东商人往日本去的人便多了起来,常常杂居在长崎市,后日本幕府实行闭关锁国,逐渐限制中日贸易,但两国也无刀兵冲突。
总之,清前期对外关系基本上是以贸易开始联系的,与诸国之间保持着平等关系,即使是对藩属国,清王朝也往往是“恩赐”多于“朝贡”,可见清初的对外关系基本上是平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