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帝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嘉庆帝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亲政，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嘉庆像历代先辈一样，亲政伊始便开始了颇具特色的新政。
正月初八，在乾隆死去的第五天，嘉庆帝便将在乾隆朝后期炙手可热、权倾朝野的和坤下狱，并谕旨各科道列款纠劾，其实这只不过是个形式。正月十八，嘉庆在公布其僭越、欺君、擅权、结党、贪赃等二十大罪后，将和坤赐死于狱中。但嘉庆并没有株连其他人，只是将原来欲掩饰和珅之罪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皇亲福长安（傅恒之子）处以斩监候。嘉庆搬倒和珅，主要是因为当时川陕白莲教风起云涌，前线将帅多倚仗和珅，糜饷奢侈，师久无功；朝中内外大小官吏包括宗亲都效仿和珅，官场腐败，专权贪赃盛行，纲纪废弛；出于以上原因，嘉庆帝才如此迅速地搬倒和珅，以肃纲纪助“军剿”。另外，处死和珅后，从其家中抄出家产金银宝物无数，全部充入内务府库。以前曾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的谣语，可见和坤贪污之巨。
诛杀和坤之后，嘉庆帝扫除了整饬内政的一大障碍。他身体力行，注意从细微处做起，崇尚节俭，反对奢侈，并多次发表上谕告诫臣工，致使自乾隆朝末期以来奢靡之风有所扭转。同时，嘉庆着手治理河漕，意在安定民心。为此，嘉庆不惜血本，对河漕大工极力支持。在镇压川陕楚白莲教军费开支庞大的情况下，嘉庆仍然咬紧牙关，光衡家楼漫口工程一项，嘉庆就用去一千万两白银，而且嘉庆还亲自过问并制定河漕治理计划，虽然一再遇到挫折，但应该承认嘉庆是尽了努力的。
作为清王朝支柱的八旗军队，到了嘉庆一朝已是世风日下，将佐生活奢华，饮酒赌博，无钱便靠借贷或明抢，武备废弛，将不能战，兵不能杀，完全失去了入关时的勇猛顽强与淳朴的作风。针对于此，嘉庆帝以最有害而且最普遍的赌博入手，亲召八旗都统、副都统及六部尚书训谕，告诫八旗子弟要注意学文习武，戒掉聚赌恶习。嘉庆加大打击力度，对于包庇家人聚赌的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明亮降为二品顶戴、副都统。这对于平定金川战功卓著的近八旬勋臣来说是不轻的，可见嘉庆整饬的力度。但是，尽管表面上雷厉风行，赌风有所收敛，可旗人聚赌积习日久，非一日可以收功，这是整个八旗制度的衰落，不是嘉庆一人能够挽回的。尽管嘉庆还禁止奢华逸乐赈济灾荒以养兵源，鼓励旗民开荒生产等为解决生计问题而殚精竭虑，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镇压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中，绿营兵和团练乡勇开始出现代替八旗兵的势头。
嘉庆即位之初既面临着“苗事”“教事”“海事”困扰，也就是前文已介绍过的湘黔苗民起义，川陕白莲教起义和以蔡牵、朱渍为首的海上武装斗争，使清王朝深受沉重打击。虽然这些大起义先后被嘉庆平息下去，然而清王朝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元气大伤，衰亡之势已成不可避免。
同时，自乾隆中期以后，清的社会经济已陷入了停滞状态，全国的耕地面积没有多大增长，但人口却骤增。康熙和雍正虽已有所察觉，人口增长过快，必将对人民生活和经济生活构成一定的威胁，但二位君主却主张精耕细作改进生产技术去增加粮食而解决困难，就连好大喜功的乾隆帝晚年也对人口增长过快而感慨，可见人口的压力已相当严峻。
嘉庆嗣位后，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对付白莲教大起义及整饬内政上，而对于关系盛衰的这个根本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缺乏出色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洞察力。其实，嘉庆朝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注意到了，被嘉庆斥责为“耽酒狂纵，放荡礼法”的翰林院编修洪吉亮在其所著的《治平篇》、《生计篇》中对于清王朝的人口增殖和人口增长与社会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论述得相当清楚，提出要正确认识人口增长的压力和物资供求关系的平衡。其例举的数字虽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真实反映了当时人口增长给清王朝带来的极大压力。相对于当时人们的认识程度，洪吉亮无疑在这方面是佼佼者。但度量很小的嘉庆帝对于其人口的记述却置若罔闻。洪吉亮虽未提出有效控制人口的办法，但他强调的自然淘汰与人为干预，或放弃传统“重本抑末”的政策，利用剩余人口在开发自然资源等出路，其积极因素是可见的，可惜未被采纳。
不仅如此，嘉庆在人口已过警戒线的情况下仍然死守“农本主义”，对于任何新鲜事物都持敌对态度。随着人口过剩，耕地不足，社会氓流群体到处都是，打破传统，通过大力开发工矿资源，吸引和消化剩余劳动力并为社会创造财富，本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良好途径。以两广总督鄂弥达为代表的开矿派曾向禁矿派发起猛烈的冲击，从而使广东成为继云南之后获全面开发矿业的省份。但在嘉庆刚刚亲政后，这一可喜势头便被压了下去，自此以后，嘉庆倒不如康熙帝和乾隆帝，二人虽也以禁为主，但禁中有弛。而嘉庆却在矿业政策上一退再退，越来越僵化顽固，形同其祖雍正。
嘉庆四年十二月，他以山西煤窑容易藏奸而命人查封；六年三月，谕旨斥责奏请开采新疆各处金矿的伊犁将军保宁；同年九月，下令查封平泉州各处铜矿并革主张开采的步军统领明安职；十二年正月，嘉庆下令将请求开采顺德府银铅矿的平民解往直隶问罪；二十年，封新疆都兰哈拉铅厂等等。嘉庆帝在位时曾屡次颁诏禁矿，甚至连铸造银币的铜矿和铅矿也遭禁止，即使是日常生活及冶炼所必须的煤矿也诏禁，传统的观念抑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将社会矛盾进一步推向深化。
早在顺治年间，清王朝统治者为了保住“龙兴之地”，在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上沿边植柳，建立了所谓的“柳条边”，以阻止内地人民出关，而经由山海关出入须经官府发放“通行证”，致使关外大量肥沃的耕地得不到开垦。随着人口的激增，大量关内农民通过不同渠道涌进关外。嘉庆亲政后，抱着关外乃满洲根本的旧观念，一再颁诏禁止关外流民进入东北，并严令东北地方官吏查稽流民，不允许再添流民。同时，将有关“查禁”不力的官员治罪，这种封禁是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使本来就十分紧张的阶级关系难以缓和，使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这样一来，他所极力推行的“安民制乱”所取得的那点可怜的效果，被这种保守经济政策抵消得差不多了。
清王朝到了嘉庆一朝，经济已陷停顿，加上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官场的腐败，国力日渐下降，而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更使得这种状况越来越重。
清王朝最早接纳的是来自西方金发碧眼的传教士，他们不仅带来了基督教，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但自康雍乾三朝始，开始逐渐限制基督教在华传教，基督教分支天主教曾在华有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像被顺治帝尊敬的汤若望。嘉庆承袭其先辈对天主教查禁的政策，随着国内政局的不稳，其态度也越来越严，其间出现了以“德天赐案件”和“西洋堂总牧司案”及以《治罪专条》为依据的三次查禁高潮。其主要原因是嘉庆鉴于国内的形势不稳，为防微杜渐。尤其是《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的制定与颁行，表明了清政府害怕人民受外来宗教影响而爆发像白莲教那样的大起义。这种禁止传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心怀叵测的西方殖民者侵华的殖民扩张，但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阻碍了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真正地认识自己，使思想的发展被桎梏。
至于与天主教俱来的西方贸易，清王朝一直采取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嘉庆也不例外。就像他自己所说：“天朝富有四海，怎么会需要那些小国的东西？”“西洋人所贩卖的东西，全靠到天朝销售，至于钟表呢绒等物，中华大可不需要，而茶叶、蚕丝等物，在他们国家是断不可缺少的，如果一旦停止贸易，则他们便无生计”。这一番说法与乃父乾隆如出一辙，充分暴露了闭关锁国所带来的远离世界、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陈腐观念。这种观念付诸行动，使得嘉庆帝的对外政策比乾隆有过之而无不及。
嘉庆沿袭乾隆一口通商的僵硬政策，丝毫没有松动。即便是通商口岸广州港，也并非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除由公行（行商）实行垄断外，还有诸多的清规戒律。一般是规定外国商船于每年五六月抵粤、泊黄埔，限当年九十月归国，而且广州口岸只对欧美商人开放。
1805年（嘉庆十年），两艘俄国商船到粤，请求贸易，当时即将卸任的粤海关监督延丰在其一再恳求下，准许其在黄埔卸货，并派兵弹压稽查。没成想嘉庆为此大发雷霆，将延丰革职，对给予放行回国的新任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等捉拿问罪，并明令如再有该国商船来广东贸易，立即驳回，不得擅自起卸货物，违者治罪。这种对通商口岸规定过窄（俄国向来是在恰克图贸易的），限制过死的思想反映出嘉庆帝的思想已趋于僵化。
不仅如此，嘉庆还对出口的货物越禁越多，对其数量越禁越少。康熙年间，对外出口只禁止军械、火药、硝磺等军用物资。到了雍乾二朝，由于受保守思想的影响，禁止出口的货物越来越多。到了嘉庆一朝，出口限制越来越严，使嘉庆一朝的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束缚，逐渐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地。据两广总督蒋攸铦奏折透露，1812年（嘉庆十七年）进口货价1200余万两，出口货价1500余万两；1813（嘉庆十八年），进口货价1260万两，出口货价1290万两，进口值在增加而出口值在减少，进出基本相抵。中国原有的巨大顺差优势消失了，可见嘉庆朝所实行的僵硬限制政策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嘉庆帝虽在开矿，通商等问题几近僵化保守，但对于鸦片的态度却是积极的。
“鸦片”一词原是英语opium的音译，追根溯源，则是拉丁语“汁液”一词演变而来。在我国最早将之称为“阿芙蓉”，其后才通称鸦片。
鸦片实际是由罂粟汁液制成，罂粟汁原产于南欧一带，西方药典中历来把它列为治疗失眠、头痛药物。它到底何时传入中国已无法考证，不过最晚是在唐代。大体上是由阿拉伯传人。中原地区有少量的种植，将其作为治止痢良药。清代，鸦片被列为药品，允许纳税进口，但税额很高。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西方国家一直处于逆差状况，特别是资本主义很发达的英国。所以，西方商人便逐渐加大鸦片的输出，以图扭转逆差的局面。
鸦片虽说可以治病，但它毕竟是麻醉性毒品，清政府曾颁过禁烟令，不允许贩卖鸦片，但民间贩卖鸦片以药品做幌子。清政府虽明令禁止，但贩卖和吸食鸦片已成为我国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真正意义上的查禁鸦片始自嘉庆朝，嘉庆认识到鸦片的合法进口是造成鸦片烟泛滥的症结所在。所以在嗣位后即下令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将禁烟由内转向外。1800年（嘉庆五年），嘉庆宣布禁止内地种植罂粟。
由于清政府的禁令越来越严，使得广东正式终止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于是外国鸦片商便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开辟非法的渠道。当时除澳门外，黄埔水域实际上已成了鸦片走私的最大据点。所以，嘉庆一再向广东地方官员敲警钟，谕令严密稽查杜绝。
1811年（嘉庆十六年），嘉庆针对禁烟起色不大的情况，发布上谕，提出对鸦片走私稽查不力、索贿卖放的官员严惩不贷使一些地方官员提高了警惕性，使贩烟活动有所收敛。
1813年（嘉庆十八年），嘉庆命刑部拟定吸食鸦片的定罪则例，并发表上谕对贩销者，失察故纵者以及吸食鸦片者，特别是各级官员和太监吸食鸦片，明令加等治罪。
1815年（嘉庆二十年），嘉庆批准由两广总督蒋攸铦等拟定的《查禁鸦片烟章程》，使禁烟堵源有章可循。
这期间，由于清查堵源，使烟案也时有发生。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美国一艘商船携带鸦片被香山县渔民李奉广、陈亚红、林复如等抢劫，美船水手被杀数人，李等抢得十六箱鸦片，两箱银元。此案破后，两广总督蒋攸铦将抢劫犯李奉广等正法，随从抢劫者发放边疆，将收缴的鸦片运到美馆驿门前烧毁，但蒋攸铦却给鸦片贩商头目奥地“赏恤”，并放其归国，遭到了嘉庆帝的斥责。由于嘉庆态度坚决，措施得力，使鸦片走私呈下降趋势，阻止了鸦片在中国进一步泛滥，其贡献不可磨灭。
嘉庆帝虽然在禁烟问题上作法积极，但整个大清帝国的衰亡之势不是他一人能够扭转的。来自国内的吏治腐败和白莲教大起义对清王朝的冲击本来就很大，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渐渐露出他们殖民者的本来面目，他们开始用船坚炮利对待闭关锁国的中国，开始以船坚炮利作为后盾窥视中国的大好山河，西方殖民者的船舰已悄然靠近大清帝国，在嘉庆朝已偶露峥嵘。
1808年（嘉庆十三年）七月，英国海军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抵达虎门外鸡颈洋面停泊，其理由是为防止法国侵占澳门。而且，英军不等两广总督吴熊光批复，于八月初派兵登岸，强占了澳门的东望洋、娘妈阁、伽思兰三座炮台。吴熊光虽然指责英军登岸，但态度表现得很软弱，其防范措施也不得力。只是希望英兵主动撤离，所以他既不上报朝廷，也不派兵备战，只是一味派人晓谕。吴熊光见英军不予理睬，随即停止对英商开舱，企图用停止贸易的手段来迫使英兵撤离。但英军头目路利不仅不理，而且竟派兵船闯入虎门，停泊在黄埔，同时不断增加兵船。
吴熊光见遮挡不住，忙与广东巡抚孙玉庭上奏嘉庆帝。嘉庆接到奏报，一面降旨申斥吴熊光等人，一面命令吴熊光等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嘉庆连续发出几道上谕催促吴熊光尽早准备，将云南兼贵州巡抚永保调至广东任巡抚。吴熊光这才调集官民二千六百余人，分驻澳门、虎门一带，准备随时出击。
此时，由于中国停止了对英贸易，商务损失很大，英商因此对英兵在澳门登陆也表示反对，路利只好表示“情愿退兵”。吴熊光也买办食物，并答应在英兵撤离后照常开舱贸易。
事后，嘉庆将吴熊光革职发往伊犁，孙玉庭革职还籍，任命永保为两广总督，但永保在赴任中突然发病死去，嘉庆改派百龄继任。
1814年（嘉庆十九年），英国军舰快艇在中国内海劫持美货船，这种侵犯中国领海主权的行为分明是在向中国示威，清政府两广总督蒋攸铦义正词严、处理得当，将英军舰逐出领海，并在虎门等处列舰警戒，诘责英国大班益花臣。最后，英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错误。
由于嘉庆帝一直坚持较强硬的对英政策，使英国无机可乘。于是他们故技重演，唱起文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