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代，各方面都趋于成熟，古典文化也进入了总结阶段。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朝廷组织、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图书的整理、编纂工作。明成祖时编纂的巨型类书《永乐大典》揭开了这个整理中国古典文化、汇辑群籍伟大工程的序幕，到了清代则奏响了这一伟大工程的最辉煌的乐章，先后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丛书的纂修工作，将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给予了新的组合荟萃。这些类书、丛书以其宏大的规模、精密的编制，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清朝到康熙年间时，社会逐渐安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国泰民安的局面，使统治者想在文化上也有所作为，还可以趁这个机会笼络大批汉族知识分子。
康熙开始广泛地招罗知识分子，组织编辑《古今图书集成》。他任命三儿子诚亲王胤祉的侍读陈梦雷为主编，起初起名叫《汇编》，后来赐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对这部书的期望很高，希望它能超过明代的《永乐大典》，但这本书还没有编完，康熙就去世了。雍正继位后，继续这个工作，雍正三年，终于将这部书完成，用铜活字排印。康有为曾经称赞这本书为“清代第一大书”，可以和《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实际上《古今图书集成》才编辑了1万卷书，分6编，有《历象汇编》、《方舆汇编》、《明伦汇编》、《博物汇编》、《理学汇编》和《经济汇编》，32典，书总计6109部，差不多只赶上《永乐大典》的一半，内容也不如《永乐大典》准确真实。
乾隆是一个好古尚文、自命风雅的帝王，他即位之后，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化方面的整理工作。他不仅下令让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和《三通》等各种书，还下诏访求各种散落在民间的遗书，他认为虽然内府的藏书不能说是不丰富，但古往今来的著作还有大量的流失在民间，所以应该及时地收集起来，一起汇送到京师，以此显示千古同文的盛大。于是下令给各地方官员，广泛搜求寻访。就在这个时候，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搜集遗书，还提出：“《永乐大典》里头，古书很多，请开馆校、辑。”乾隆皇帝一见朱筠的奏疏，立即表示同意，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办《永乐大典》，并下令用《图书集成》和《永乐大典》互相校核。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正式下谕，“将来办理成书时，著名为《四库全书》”。至此，纂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全面展开了。
这时候，因获罪被发配到乌鲁木齐的学者纪昀回到了北京，他对《永乐大典》非常熟悉，乾隆皇帝就让他做了四库馆的实际总纂。纪昀性格开朗、大方，而且重才，因此能团结人，威望很高。在他的实际负责下，一共组织了359个学者，开始了编纂的工作。
从1772（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下诏征书到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正月，是《四库全书》纂修工作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从《永乐大典》中校辑出将近400种宋元古佚书，在全国范围内采访到大量遗书，仅1772年至1774年两年间，便集书1万多种。学者们把这些过去的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各省采购采访本、私人进献本以及国内一些通行流传本统统集中起来重新校勘，按经、史、子、集四部，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汇编，该刻印的就刻印，该抄存的就抄存，该存目的就存目。明、清两朝政府编辑的实录、正史、政书、会典、方略、方志、目录、诗文总集等各种图书，大部分也被他们收入《四库全书》之内。此外，在编纂过程中，纪昀、陆锡熊等学者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稿，共200卷，对著录的3457种书籍以及未著录而存目的6766种书籍都作了介绍和评论，简要地叙述每部书籍的内容，评论其优劣得失，探讨其学术源流和版本同异。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正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编成，纂修《四库全书》的工作转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纂修工作主要是完成《四库全书》北四阁的缮写和南三阁的抄写工作；赶办大批官书，如《大清一统志》、《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宗室王公表传》和清《三通》等，及时编入《四库全书》，借此来宣扬大清皇家的“盛治”。到1788年。（亁隆五十三年），《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大体结束。而纪昀等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和《存目》，在初稿完成后，又经过长期的修改、补充，直到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才由武英殿刊版印行。
《四库全书》一共收书3457种，79070卷，装订成36275册；存目6766种，93556卷；参加编纂工作的360名官吏和知识分子，集中了当时的大批名流学者，如纪昀、陆锡熊、于敏中、金简、任大椿、戴震、朱筠、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等，若加上担任缮写、装订的人数在内，最多时达到3800人。
《四库全书》一共抄录了七份。第一份于乾隆四十七年抄成，放在新建的文渊阁中。第二年，又抄出一份，放在沈阳的文溯阁中。第三年，又抄出一份，放在圆明园里。第四年抄出的第四份，放在承德的文津阁里。这4份算是正本，抄得十分精工，一色用的宣纸朱栏，装订得也非常精巧。副本书型略小，一共三份，都是乾隆五十二年抄成，分别存放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中。耗时20余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的《四库全书》编纂工程，若不是在安定、强盛的朝代，则是无法想象的。
《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体例是不相同的。《古今图书集成》属于类书。所谓类书，就是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以供检查之用的工具书。如唐欧阳洵所编《艺文类聚》第58卷“杂文部”内“纸”的条目下，列举了蔡伦造纸的传说，韦诞、陈寿、葛洪、杨修等人有关纸的故事，以及晋付咸的《纸赋》、梁刘孝威的《谢赉宫纸启》。把有关纸的多种材料辑录在一起，以供选择，正表明了类书的作用。类书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诗文、辞藻、人物、典故、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飞禽、走兽、草木、鱼虫以及其他许多事物，几乎无所不包。与近代的《百科全书》非常类似。《四库全书》则是丛书。所谓丛书，就是将若干种著作汇编在一起，并冠以一个总名。由于各种天灾人祸，图书非常容易散失，学者使用不便，但丛书却集中了大量重要和稀见难得的图书文献，对于古籍的保存、流通、校勘以及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张之洞曾说过：“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赅群籍，授残存逸，为功尤巨。”
尽管《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体例不一样，但它们的文化价值和某些编纂特点却是极其相近的。首先是这两部书的编纂、整理都是建立在对各种著作的广泛搜求博征基础上的，由此汇集成书籍的海洋，对保存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意义。《古今图书集成》最初编辑时，是想超过明《永乐大典》，所以清政府投入了大批的人力，不厌浩繁，广搜博采。这部书共分6篇，每篇又分门别类，条理十分清楚，搜集宏富。里面的内容可以说是贯通古今，汇通经史。涉及到天文地理方面的，除文字叙述外，还都有图形讲解；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还收进了许多已被人们轻视而失传的工技、农艺方面的书，“山川草木，百木制造，海西秘法，无不毕具……”尤其可贵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在辑录各类材料时，有许多是完全根据原书整部、整篇、整段地收入，一字不改，完整保存了许多古籍。特别是后来明《永乐大典》遭到破坏，在现存类书中，《古今图书集成》就是搜罗最博、规模最大的一部了。
《四库全书》的编纂更是博采众书，搜罗宏富。
大规模的采集书籍，使《四库全书》集中国古代典籍的大成，成为一部空前规模的巨型丛书，为保存古代宝贵的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收藏、保留文化典籍的功绩与中世纪欧洲《百科全书》的历史作用交相辉映，是世界文明宝库的瑰宝。
其次这两部书都是以精密的分类将纷杂的典籍重新组合，把繁乱无序的书籍归纳成为一个有秩序的知识整体。
《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共有800册，分为6汇编，32典，6109部，分类是极为详细的。书前都有目录索引、书后附有“考证”24卷，6汇编，32典。而每一典中又分很多部。每部先列“汇考”，然后列“总论”，有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篇等项目，没有的暂时存缺。所谓“汇考”，就是把一个事物的因革损益的源流，古代的、现在的称谓，和它的种类性情以及制造的方法，概括性地写下来，使人能梗概地了解这件事情或这个物体；所谓“总论”，就是把经书以及注疏和子书中关于该事该物的论述，给予收录；所谓“列传”，就是记载历史上各个著名人物的传记；所谓“艺文”，就是把涉及这个事物的词藻，包括诗、文、词、赋等都给予收录；所谓“选句”，就是多摘选一些涉及该事该物的对偶诗句；所谓“纪事”，就是除“汇考”记其大事外，将该事该物琐碎、细小但又可传的方面，按照正史、稗史、子集的次序给予收录；所谓“杂录”，就是将该事该物除经书以外的论述，如旁引、曲喻或真假难辨等材料给予编录；所谓“外编”，这是收录这个事物各种荒唐无稽的记述。其中的引证都详细地注明了出处，标明书名、篇目和作者，便于查对原书。《古今图书集成》以较为明确、精密的分类体例，纠正了以前类书部类重复、分合不当的缺陷，又以每部逐项排列事文，取舍谨严、富有条理的特点，构成了一种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中国类书的形式，由此变得面目一新。
《四库全书》采取的是不同于《古今图书集成》的分类方法，它采用的是我国古籍传统的四部，即经、史、子、集分类法。四部的名字起源于晋朝初年，苟勖和张华整理府库藏书时，撰述目次，分为四部：甲部，纪六艺小学；乙部，纪诸子、兵书、术数；丙部，纪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纪诗赋等。东晋的李充在整理藏书时，将荀勖等创立的分类法又进一步给予规范化，并确定了经、史、子、集的顺序：甲部，五经之属；乙部，史记之属；丙部，诸子之属；丁部，诗赋之属。唐玄宗时，于两都各聚书四部，仍然以甲、乙、丙、丁为次序，分为经、史、子、集四库。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就由此确定。但《四库全书》编纂时并不是简单的沿袭这种分类法，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调整和增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达到了相当精密和完善的程度，代表了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类法的最高水平。
在这项大型图书纂辑工作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尤其值得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