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大通，路过中街那一带，我总喜欢到“夏洪兴老秤”站一站，看一看。如果我正好带了相机，我会将相机对准墙上那一排排老秤。有一次，当我把相机对准正在做秤的他时，他显得有些不高兴，说，有什么好拍的呀？我只好同他套着近乎，并把我父亲的名字告诉他，他的表情立即就不一样了。
我们两家算是世交，我们的父亲不仅是同事，生前交情也很不错。只是我离开大通时，他还小，他不认识我，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叫夏大明，与我妹妹是初中同学。去年的一个时候，他们那一届同学在母校聚会，我还特地问大明参加了没有。
一块行将褪色的招牌悬在当街的一只架子上，牌子上写着“夏洪兴老秤”，这是他们传了将近一百年的店号。店的四壁挂满了大小不一的老秤，让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店面看起来像是一个老秤博物馆，那些老秤按照规格大小，整齐划一地展示在那里，向人们讲述着夏洪兴老秤的一段漫长的历史。
夏洪兴老秤到大明这里，该是第五代了。而据我所知，目前在整个铜陵地区，夏洪兴是唯一一家做老秤的秤店。走遍市场，很难再见到一杆老秤，在电子秤普及的时代，夏洪兴老秤的招牌依然坚忍地挂在那里，夏家祖先地下有知，该为夏家有大明这样的后人感到欣慰。
大明祖籍湖北孝感，跑鬼子时，大明的爷爷带着大明的父亲以及另一个叔叔来到和悦洲。那时候，夏家除了做秤，还兼做胡琴，县黄梅剧团里很多把胡琴都出自夏洪兴老秤。
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提起。我上中学后，同学中一片乐器热。下晚自习到熄灯的那段时间里，整个学校都是一片杂乱的二胡和笛子的噪音。我当时很想有一把二胡，但我知道，父亲是不可能为我买这种奢侈品的。但有一天，父亲竟真的提着一把二胡回来。后来我知道，这把二胡是父亲请夏师傅做的。
时光过去四十多年，当年的许多事，连同那把二胡，也一同丢进记忆的仓廪。每次见到大明，自然又想起了那把二胡，也想起老一代人之间的那种朴实而本真的情谊。在这条老街上，大明的秤店是唯一能让我找到父辈们人生印迹的地方，这也是我每次路过夏洪兴老秤，都要进来看看的原因。我内心的那一点情结，大明又怎么知道呢？
这一次我在大通住了几天，意外的是，在一次吃早点时，又遇到大明的哥哥大富。大富说，当年他父亲在和悦洲做秤时，父亲兄弟两人，另请了好几个伙计，做出来的老秤仍供不应求。即使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弟弟大明开始做秤时，几个人加班加点地做，仍不够市场的供应。随着电子秤的普及，老秤正逐渐退出市场，整个铜陵地区，目前只有夏洪兴一家老秤店，而其他几家秤店所销售的老秤，全是从夏洪兴批发。现在，这唯一一家老秤店正面临生存的危机。大富说：“大明还在撑着，我也劝过他，让他改弦更张，做做别的，但他不听，他只一根筋地在做秤的行业上，他说，夏洪兴老秤的店号挂了一百多年了，不能毁在我这一代手里。”大富的话，让我对他弟弟大明又多了一份敬意。
明天我就要走了，我决定再去“夏洪兴老秤”坐坐。
大明身材高大，相貌英俊，但性格比他哥哥内向。我问他去年为什么没去参加同学聚会，他说，没人通知他，他不知道有这次聚会，要是知道了，他一定参加的。
这一次，我们的谈话算是一次比较专业的访谈。
大明说，做一杆老秤工序很复杂，秤杆是一种从浙江进的名叫马尼康的原木，这种原木能保证秤的矗直和不易变形。在做一杆秤前，要先用法码在秤杆上定位，再用钻花在秤杆上打出均匀的秤眼。没有熟练的手艺是做不好这一道工序的，秤眼的深浅、大小，都决定了一杆老秤是否精确无误。大明父亲在世时，我曾多次站在他身后看他做秤，看他怎样用一块磨石在滚动的秤杆上熟练地磨着，看他怎样双手配合，熟练地在秤杆上割着铝丝。现在我知道，做一杆老秤，须经过抛光，上色，打蜡，漂洗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做到精细踏实。
大明将他祖辈传下来的一杆五百斤老秤拿给我们看，乌黑的秤杆，打着铜绿的秤芯，秤头上刻着“夏洪兴”三字店号。大明保存着这杆老秤，也保存着祖上传下来的这门传统工艺。
大明的下一代再也不肯像父辈一样接掌“夏洪兴老秤”，“夏洪兴老秤”走到大明这一代，或许是走到尽头了。大明说，他打算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希望“夏洪兴老秤”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每天清晨，夏大明把那块“夏洪兴老秤”的牌子挂到店门口，傍晚，再把那块牌子搬回来。我知道，大明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些时，内心是充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