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瑞士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评委会主席本特·诺登回答说，诺贝尔奖的宗旨是奖励那些率先提出可启发和改变其他人思维方式及观念的人，而田中耕一正是开启生物太分子新研究领域大门的第一人。看起来此话倒也无懈可击，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自然竞争的法则都是，世界只认第一，其他都不重要。正如竞技体育，即使最快的那个人仅快了0．0001秒，冠军也非他莫属。按诺登的回答，田中耕一该不该获奖似乎不是问题。
但是，如是再听听另一位比较有名望的科学家佛朗西斯·达尔文（1848年1925年，英国植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之子）的话，也许就有了问题。他说：“在科学中，功劳归于说服世界的那个人，而不是首先想到点子的那个人。”显然诺贝尔奖的评选原则与佛朗西斯·达尔文的观点有点针锋相对。退一步讲，即使不这么理解，佛朗西斯·达尔文的观点也涉及另一个问题：有了一种发现或发明创造并获奖后该怎么办？佛朗西斯·达尔文的看法不难理解，却可能含义多多。
无论发现什么，能否坚持科学真理和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以各种方式宣传和让人们信服，这才是科学和一个探索者的重要功劳。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让人信服，首先得有坚持真理的科学工作者精神，并且敢于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无论是坚持自己的正确发现和主张，还是他人的正确发现与主张。
前者如布鲁诺，坚持自然为“上帝”；后者如哥白尼，坚持和完善阿里斯塔克的“日心说”。“说服世界”的含义还在于，一种发现和创造能否很快地转化为生产力。这也分两个方面，一是有新产品，二是武装生产者，包括从科学素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上武装人以及从知识技术的普及上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由此获得最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前者可以表述为，田中耕一的发现能不能迅速转换成一种简单易行而又准确无误检查癌细胞的诊断手段，而后者则比较复杂。在我国，许多人都要看得到并认同的一种现象是，每年都有很多发现和创造，但是论文评奖或论证（答辩）一结束，就束之高阁或锁进柜子，转变成生产力的微手其微。这样的发现和创造实际上等于没有发现。
比如，以色列人设计出分为大小便冲水的马桶的创意非常有益，但是要把这个创意拿来说服中国人并实行之，这个功劳更了不起。有多么了不起？以北京为例，每年至少可节约洁净的生活用水两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北京年用水量的一半。可惜，迄今没有人劝说北京普遍用这样的抽水马桶，更不用说全国。
至于让科学技术武装劳动者，其效益和功劳就更为巨大了。举个典型的例子：同样的飞机设计和零部件，如是由中国工人来安装，这样的飞机只能飞400小时；如果让俄罗斯工人来安装，则可以飞800个小时；再由美国工人来安装，却可以飞1200个小时。而作为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功劳——从整体素质上武装人，也是一个小小的统计就能说明问题。美国人的科学素养早在1990年时就达到69％。由此也可以明了，为什么美国可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和富国。
所以，在诺登的观念与佛朗西斯·达尔文的理念之间，我宁愿倾向于后者，但这并不是说我不赞同田中耕一获奖。如果非要两全其美，也可以用一种现代时尚来解释，就像对一个企业而言，产品与销售如同一个哑铃的两端，同样重要。
种植春天
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播下爱心的种子定能收获春天。
这是一则日本的童话。
从前，有一位国王，性格冷酷。他国度里所有的地方都盖在厚厚的白雪之下，从来就没有花的芳香和草的翠绿。他十分渴盼春天来到他的国家，但是春天从来都不肯光临。
这时，一位流浪已久的少女，来到了皇宫的门前。她恳求国王给她一点食物和一个睡觉的地方，她实在太饿太累了。但是国王从来都不愿意帮助别人，他叫随从把少女赶走了。
可怜的少女在肆虐的风雪中走进了森林。在森林中，她遇到了一位厚道的农夫。农夫急忙把她扶进屋，让她睡在温暖的火炉边，给她盖上毛毯，然后用仅有的面粉为少女做成了面包和热汤。当他把面包和汤端到少女面前时，才发现少女已经死了。农夫把少女埋在了田野里，并把面包和汤放进去，还为她盖上了毛毯。
第二天一早，奇迹出现了。其他地方仍旧是白雪皑皑，但是在少女的墓上，竟然开满了五彩斑斓的小花——这里的春天来了！原来，这个女孩便是春天。农夫接纳了她，诚待了她，滋润了她，安息了她。于是也便享受了她。
原来，只要付出，一切都会有收获。无论你付出得多么早，或者多么晚。
原来，没有什么可以真正死去，除了一颗冷酷的心。
原来，春天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握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静静地等待我们去把她种植、诞生和创造出来，等待我们用爱做中介，把冰凌百丈变为繁花万朵。
也许，这样静静等待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春天。
一个男孩的疑问
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每项新的发现与创造，都是在疑问、好奇和不断追索的精神下获得的。科学就是循着一个个疑问，不断地发展和超越的过程。人类失去好奇与疑问，世界将会怎样？
1921年，印度科学家拉曼在皇家学会上做完声学与光学的研究报告后，乘船取道地中海回国。在甲板上，一对印度母子的对话引起了拉曼的注意：“妈妈，这大海叫什么名字？”“地中海！”“为什么叫地中海？”“因为它夹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之间。”“那它为什么是蓝色的？”母亲一时语塞，求助的目光正巧遇上了在一旁饶有兴味地倾听他们谈话的拉曼。拉曼告诉男孩：“海水呈蓝色，是因为它反射了天空的颜色。”
关于海水为什么是蓝的，当时在科学界只有这么一种解释。但不知为什么，拉曼在告别了那一对母子后，总对自己的解释心存疑惑：那个充满好奇心的稚童，那双求知的大眼睛，那些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为什么”，久久萦系于拉曼的心，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申丧失了小男孩那种到所有的“已知”中去追求“未知”的好奇心。失去好奇心是科学发现与发展中最大的忌讳，即使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科学家，也会因此而变得闭目塞听，止步不前。拉曼立即着手研究海水为什么是蓝的，并很快发现了疑点，进而彻底推翻了先前的结论，提出了新的科学的解释，他的发现被后人称为“拉曼效应”。
1990年，拉曼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印度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科学家。一个孩子的问号，竟和诺贝尔奖连在一起，这不是个奇迹吗？在科学发展史上，每项新的发现与创造，都是用问号抽出的丝引出的线，问号是黎明的曙光，是暗夜的指南，科学就是循着一个个疑问，不断地发展和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