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发火，不论多么高明总是要伤人的，只是伤人有轻有重而已。因此，发火伤人后，需要做及时的善后处理，即进行感情补偿，因为人与人之间，不论地位尊卑，都是有自尊的。妥当地善后要选时机，看火候，过早了对方火气正旺，效果不佳；过晚则对方积愤已久不好解决。因此，以选择对方略为消气，情绪开始恢复的时候为佳。
正确的善后，要视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性格大大咧咧，是个粗人，领导发火他也不会放在心里，故善后工作只需三言两语，象征性地表示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心细明理，领导发火他能理解，也不需花大功夫去善后。而有的人则死要面子，对领导向他发火会耿耿于怀，甚至刻骨铭心，此时则需要善后工作细致而诚恳。对这种人要好言安抚，并在以后寻机通过表扬等方式予以弥补。还有人量小气盛，则不妨使善后拖延进行，以天长日久的功夫去逐渐感化他。
上下级之间的感情交流，不怕波浪起伏，最忌平淡无味。有经验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既敢于发火震怒，又有善后的本领；既能狂风暴雨，又能和风细雨。
在“借口”上做一做文章
力与威是相辅相成的，不管对于管理者个人还是他所领导的团队，只要能展现出过人的力量，威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威猛的境界，成就一番大气候呢？
《厚黑学》中，李宗吾先生曾举例刘邦与项羽相斗的结果，以证明厚黑的妙处。刘邦的面，刘邦的心，比常人有所不同，可称天纵之圣。这不仅表现在他斗项羽的过程上，在驭下管人时，他也几乎时时处处无不厚黑，不时找出适当的借口对大臣施威，敲山只为震虎，使部下有所畏惧，谨慎行事。
作为一个领导，应该让下属对自己有所畏惧，因为这样才能够使他们服从管理。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员工由于自恃有一定专长，或自自持短期内很难找人替代他的工作，或自恃与公司大客户关系良好，所以往往难以管束，视公司规章如无物。对于这种人，一定要实施严格的管理，让他知趣改过。
对于组织中的重点人物即使仅仅发现一些类似的苗头，也要及早采取行动，在“借口”上做一做文章。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老祖宗那里学习一二。
西汉时开国功臣萧何一生始终谦恭谨慎，不矜功，不伐能，不图名，不争利；善于体察君王心意，委曲求全；甚至不惜以自污的方式化解主疑；他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忠主敬业。
但即使如此，他在晚年还是蒙受了一次无端的冤屈。有一次，萧何向高祖上了一道奏章，说由于长安都城人口增多，田地不够耕种，请求把上林苑的荒废空地拨给百姓开垦，既可以收获一些粮食补充民用，同时豆麦秆叶还可作苑中禽兽饲料。哪知汉高祖看了奏章以后，却怀疑他是有意讨好百姓，收买人心，便怒气冲冲地把奏章往地上一掷，骂道：“相国一定是受了商人的财物，居然敢来请我的上林苑地。这还得了！立即传令把萧何抓起来，关进大牢内。
可怜萧何20多年如一日地兢兢业业办事，谨慎小心地做人，多次化解了高祖的猜疑之心，不料到了鬓发斑白的时候居然祸从天降，心中感到无比的冤闷！萧何深知高祖的为人，因此，他越是处在这样的时候，越是冷静，虚中自守，不上诉，不辩解。
他知道，要不了几天，高祖就会放他出去的。
几天之后，一位姓王的卫尉当值。他见高祖背垫着枕头半躺着，心情比往日好些，便上前跪问：“陛下，相国犯了什么大罪，被关进大牢？”高祖说：“朕听说李斯作秦始皇的丞相，凡有善行就归功皇上，有恶行就自己承担。可是萧何竟然私受商人的钱，为他们请我的上林苑去讨好百姓，收买人心。所以应该治他的罪。”王卫尉说：“陛下，臣以为萧相国无罪。宰相的职责是为民兴利，萧相国请开垦上林苑荒地正是他应尽之责。陛下怎么怀疑他是收受贿赂讨好百姓呢？况且当初陛下与项羽相争数年，随后又出讨陈稀、英布的叛乱，每次陛下出征在外，都是相国留镇关中。如果相国有二心的话，只要他当时稍一动作，整个函谷关以西早就不是陛下的了。但相国却从来不贪图私利，始终忠于陛下，难道今天反而贪求商贾的那一点钱财么？至于秦始皇，他正是因为不听臣下批评，一意孤行才亡了天下。李斯就是能为他承担过失，又哪里值得效法呢！下未免把相国看成浅薄小人了。”
其实高祖当然知道萧何素来谦恭，只不过借口挫辱他一下，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敲山震虎，树立自己威严，并未真想治萧何的罪。但此心思怎好让人知道呢？高祖听完王卫尉一席话，嘴上自然不便说什么，沉默了一会，便命派使者持节将萧何赦免出狱。
萧何出狱后来不及回家换洗，便衣衫邋遢，光着脚丫子跌跌撞撞地进宫谢恩。高祖说道：“相国大可不必多礼了。相国为民请求垦种苑中荒地，我不允许，我不过是夏桀、殷纣那样的君主罢了，相国才是贤相。我关押相国，就是想让百姓知道我的过失啊！萧何赶紧磕头称谢退去。从此，萧何行事更加恭谨了。
在这里，萧何事实上有无收买人心的企图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捉一放，萧何以后是绝对不敢有这样那样的企图了，这也正是管人高手刘邦的真正目的所在。从这一事例中我们也可看出，现代企业管理过分讲究科学的一面，而对这种结合个人心理尤其是中国人心理的管理方式往往给忽略了。
越是有真本事的人个性越强、独立性越强，对此，管理者应该以通达的态度、圆融的手段，使其心甘情愿地竭尽所能为你效力。周围聚集了一帮龙虎之人，管理者又怎会不威呢？
要懂得“曲径通幽”的妙用
以铁腕处理棘手问题、管理下属可以迅速解决问题、不留后患。但这并不是说天天黑脸铁面、完全无情无义。铁腕在这里首先是态度的坚定果决，但具体的手段大可以温和一点，以曲径通幽的方式照样可以达到目的。
赵匡胤当上大宋皇帝后，总是寝不安枕。从自己陈桥兵变易周为宋的经历，他深知兵权的关键性，也总怕有将领以他为“榜样”，兵变篡权，因此他下定决心把兵权抓在自己手里。
但是赵匡胤并没有采取腥风血雨的方式，他的铁腕不仅逐步施展，而且采取了一种春风细雨的方式，并因此传为历史佳话。
经过两次对禁军领导班子的调整，作为宋朝中央军的禁军一直十分稳定，赵匡胤这才放了心。于是到了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三月，他便免去了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职务，改任为南西道节度使。又免去韩令坤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去任成德节度使。殿前都点检一职自此不再任授，赵匡胤自此完成了皇帝亲握军权的大事，实现了皇帝就是军队统帅的专制决策。
到了这一步，在宋朝禁军这个国家军队中，主要的高级将领，都已为赵匡胤的兄弟、义兄弟和亲信分别担任，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就可以使赵匡胤高枕无忧，无须担心兵权被他人所篡，再有人利用兵权来左右政权了。其实，这种把兵权分别授予自己人的方法并非就是非常牢靠，历史上就有许多弑父屠子、兄弟相残的例子为人耳熟能详。
仅把军队管理者都换成亲信，赵匡胤仍不会高枕无忧的。为了彻底解决兵权左右政权的弊病，还要从根本上也就是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就是要解除所有功臣个人意义上的兵权。“图难于其易”，既然已把军队的高级将官都换成了亲信，也就等于完成了第一步，而解除这些人的兵就不是多困难的事了。
由此可见，赵匡胤做事于其细，顺利地掌握了军权，因此就为他图难于其易创造了下一步“其易”的条件。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的一天晚朝后，赵匡胤在宫中摆了一场宴会，宴请禁军的高级将领。在宴会进行到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叹息道：“若不是你们这些人出力扶持，我怎能做这个皇帝，不过我既做皇帝，就要做一个真正的皇帝。可是，做皇帝也真是太难了，自从我当了皇帝，就没有一天能睡上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他如此说，大惑不解，忙问：“皇上，二李既平，国泰民安，你怎么还睡不着觉呢？”
赵匡胤说：“中国五十年来，多少人都能当上皇帝。而今，也不知还有多少人想当皇帝啊。
石守信和其他将领都诚惶诚恐，说：“陛下怎么这样说呢，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啊！”
赵匡胤说：“纵使你们不生二心，也难保你们手下的人不贪图富贵。一旦有一天，有人也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推辞不掉啊。”
听赵匡胤如此说话，石守信及其他将领吓得汗流浃背，一齐跪下，说：“臣等愚昧，不解圣意，该怎么做，请皇上指示。”
赵匡胤就说：“依我之意，你们不如全卸去兵权，去大藩做节度使。置田兴宅，广积产业，饮酒作乐，痛快地过此一生，使我们君臣两下无猜。”
石守信和诸位将领都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第二天，诸将皆称疾不朝，各自上书请求辞去在禁军的职务。于是赵匡胤任命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出任宋州；任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出任寿州；任张令铎为镇安节度使，出任陈州；任罗彦瑰为彭德节度使，出任相州；任石守信保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为天平节度使，出任郓州。
老子说：“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赵匡胤有这种智慧。释诸将兵权，本是一件很难很大的事，但他从其易，从其细，所以就顺理成章，水到成渠地完成了图难、为大之事。
铲除隐患的态度是坚决的，这是方；达到目的的手段是灵活的，这是圆。赵匡胤的做法既去掉了心头之患，巩固了皇权，又不动声色，又不费力气，没有引较大的动荡。看来，“曲径通幽”这一招实在是对领导之道中面方手圆策略的妙用。
学会红脸白脸集一脸
作为管理者，有时候对故旧施威可能会碍于情面，苦无良策，这时就需要与人配合，各扮角色。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一个砸场，一个收场，管人效果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