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651—721年），字元之，原名元崇，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常兼兵部尚书。他曾为稳定武周政权、开创“开元盛世”起了关键作用。他辅弼朝廷，革除旧弊，开辟了一代之风，推进了社会进步，是我国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
姚崇自幼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剖析决断，答对如流”。武则天当政时，五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崇奏决如流，深受赏识。圣历三年（700年）春，名相狄仁杰向武则天荐姚崇任夏官侍郎（四品）。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凤阁侍郎兼知政事。以后，虽宦海浮沉，但仍担任过睿宗和玄宗朝的宰相。
姚崇文武双全，才智过人，赤心忠胆，敢言直谏，精通吏道，倡廉自廉，关心民众疾苦，注意发展生产。武则天在当政的20年中，先后启用了李昭德、狄仁杰、姚崇等贤才担任宰相，协助管理国家大事；但也任用了一些奸佞小人，如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株连冤死很多无辜，朝野人心惶惶。夏官侍郎姚崇大胆进言说：“自垂拱（685—688年）以后，受枉家破、含冤受刑、被迫认罪而死者甚多。告发者有功，天下称为‘罗织’，比汉代‘党锢’之祸更甚。陛下派近臣复查，近臣尚不能自保，怎敢对已断的案子有所动摇？被审问的人，如果翻案，又怕遭酷吏严刑。依赖上天降福，陛下醒悟，诛灭凶恶小人，使朝廷平安无事。自今之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担保，现任官吏再没有造反的人了。”则天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应促成此事，陷朕成为滥刑之主。卿言很合乎朕意。”遂赐姚崇银千两。
唐初官僚机构不多，官员比较精简。从则天后期至中宗、睿宗朝，机构宠大，官吏冗滥，不仅加重财政负担，而且加深了贪污腐败之风。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锐意改新，决心拨乱反正，整顿吏治。这就必须选择一位贤明能干的宰相辅佐她。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利用在渭滨出猎的机会，特召睿宗朝被贬在同州（治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史的姚崇，欲拜为宰相。姚崇佯不谢恩，玄宗大感意外。经询，姚崇才不失时机地向玄宗提出：精简刑法，行仁恕之政；疏远佞臣，不听诬陷之词；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减轻苛税，以利民生；待臣以礼，不任意屠戳无辜；奖励群臣进谏，做到虚怀纳诲；禁绝营造佛寺道观，防止挥霍浪费国家财帛；严防边将轻动干戈，勿穷兵黩武；在外臣子，不谙礼制或诤谏而触讳犯逆者，不予追究；外戚专权危及社稷，应书之史册，永为殷鉴。这十条为政措施，切中时弊。玄宗听后，两眼含泪，良久，沉痛地说：“这事确实让人感到刻骨痛恨。朕答应就是！”姚崇连拜两下，说：“这实在是陛下实行仁政的开始，也是臣千载难逢的良机。现在我敢承担为陛下辅佐的宰相了。”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果敢。他为相后以“十事”作为施政的纲领，辅佐玄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政革：引荐贤者，裁汰冗员；抑权贵，黜罢不肖，使官吏各尽其职，改变了过去“宰相十几人，台省要职不可数”的情况，出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局面。
开元时期，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一次，姚崇患了疟疾，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有一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不及崇，凡事推而不专。姚崇假满复出后，只一会儿，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紫微舍人齐浣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姚崇为政清明，奖掖后进，具有举贤荐能之美德。开元四年（716年），姚崇因过失和年老，又举荐比他小16岁的宋璟代其宰相职务。宋璟也是唐朝有名的良相。他为人刚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为相坚持正道，刑当无私，敢于选贤任能，使官吏各尽其职。宋璟得到唐玄宗重用后，继续推行姚崇的政治路线，使唐朝这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史称“开元盛世”，而这一切，与玄宗重用精明干练的姚崇、宋璟关系很大，故史曰：“姚（崇）、宋（璟）相继为朝，崇善变事务，璟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力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时贤相，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宋，他人莫道焉。”
开元九年（721年），三朝宰相姚崇去世，享年71岁。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批评厚葬之风。姚崇去世前，向子孙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他的子孙们去世以后，也要照他的嘱咐去做，要永为家法。姚崇节俭办后事的故事，也被后世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