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书法
每当人们提起梦，或喜悦、或惊奇、或悲伤……也有的从梦中得到启示和帮助。据说，意大利着名小提琴家帕格尼尼有一次在一座古老的教堂睡着了，梦见一个魔鬼挟着琴向他走来，对他拉起了一奇异的乐曲。曲终，魔鬼不见，但余音仿佛仍袅袅不绝。帕格尼尼醒来赶紧记下了那奇异的旋律，创作了传世名曲《魔鬼的颤音》。我国书法史上也不乏此类例子。
皇帝书画家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其书始学黄庭坚，继学薛稷。有一次，他正练着字，不知不觉地靠在桌旁睡着了。朦胧间，忽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翁，正在白粉墙上题字，用笔纤瘦，结字疏通，犹如轻歌曼舞，赵佶感到这种书体清新优美，遒劲飘逸，别出新意，欲上前请教，忽被一声霹雳惊醒。原来是在做梦。于是他根据梦中老翁挥毫的情景，经过一番揣摩，变黄、薛两家之法而独创一体，自号“瘦金体”。
清高其佩“梦一老人引入土室，四壁皆画，理法无不备，而室中空空，不能抚仿，帷水一盂，爰以指蘸而习之”。可见他以指代笔作书画之法得于梦。又如湖南湘潭人杨钧(1881～1940年)先生，书画、金石、诗文均所擅长，尤以书法造诣最深。他作书喜用长锋羊毫，紧握高悬，风驰电掣，手稳力匀，臻于沉着而痛快之境界。他在《草堂之灵·梦碑》中尝曰：“一生作书用长锋，则得之于梦中……余年十岁，梦至一书房，宏敞清洁，案上文具，无不精美，砚皆端石，笔为长锋，管则象牙翡翠，古碑一本，色旧而香，忽然欣发，照写一通，已觉微倦，假寐以体，临本置之枕旁，不能舍也，天明时，仆婢呼起，仍向枕边搜索。清醒之后，方知为梦。”
书法家除梦中启迪创书体和作书习惯外，有不少是在梦中受技艺的。唐虞世南精研书法，用志不分，多次梦悟。他在《劝学篇》中尝曰：“余中宵之间，遂梦吞笔，既觉之后，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见张芝指一‘道’字，用笔体法斯也。足明至诚感神，信有征矣。”米芾也曾自谓：“吾梦古衣冠，授以折纸书，书法自此益进，写与他人都不晓，蔡元长见而大惊曰，‘法何遽大异耶？’”又如清代的钱坫，《书林记事》中说他“梦至石室，见唐巾老者，指授篆法，七日夜，作成辄批抹，最后书乾封篆，老者曰：‘可矣。’”遂以书艺精进。
还有梦中得印的。如宁斧成先生刊有“半文盲”一印，篆法雅稚，刀法遒劲，章法断连，虚实有致，堪称佳作。据作者自曰：“‘半文盲’一印数易其稿，总感未能脱俗。后于梦中观孩童作书，得此印稿，醒来奏刀而就。”
此外，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黄绮先生，“得梦奇且美，有喜登虎观龙门句，记梦中情景，用甲骨文书之”。(《书法款跋·喜登虎观龙门》)这又是一种梦趣。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凡有成就的书法家皆从梦中得到启迪。但是心理学家发现，灵感是处于睡与醒之间的过渡性区域。像米芾，终日沉湎于书画，饱游饫看，精神状态在常态下达到饱和，“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正如俗话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难想象一个胸中丝毫没有书法信息的人可以在梦中得到启示。俄国着名评论家别林斯基说得好，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最好用梦来解释”。
名纸演变
中国书法对用纸特别讲究。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中国四大发明始闻名世界。纸成为我国特有的“文房四宝”之一。自东汉以后，我国各代名纸层出不穷。如汉代纸张各名纲纸、麻纸、谷纸，所造笺纸就有玉版、贡余、经屑和麦光四种。晋代着名的为“子邑纸”。子邑是蔡伦之后又一着名造纸人，名左伯，字子邑。另外晋代为世所称的还有“侧理纸”(又称北纸）和“南纸”，是当时最常用的纸张，《博物志》和《长物志》上皆有所记载。南纸一般长一尺半，宽一尺许，王羲之父子的真迹多用其书写。南北朝时，齐高帝曾造“凝光纸”赐王僧虔，这种纸质量高，细腻发光，后人称之为银光纸。
唐代是我国造纸业的飞跃时期，所出名纸数不胜数。唐代最着名的有硬黄纸、云蓝纸及宣纸。硬黄纸是取纸置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纸性变硬而莹澈透明，有如明角。云蓝纸是九江所产，为当时文人所乐用。唐代安徽宣州泾县所产的宣纸(因在宣城散集，故名）尤为着名，纸质洁白、细致、柔软，经久不变，不易蛀蚀，便于长期存放。唐代还出现了各色花笺纸，其中四川名妓薛涛所造的十色花笺尤为珍贵，当时元稹、白居易、牛僧孺、杜牧、刘禹锡等二十余人慕名而至，用十色花笺与薛涛唱和，薛涛花笺因之名传千古。
南唐李后主酷嗜诗文，对造纸亦极精心。着名纸有会府纸，长二丈，宽一丈，厚至数层；还有鄱阳自纸，长如匹练，为当时新产品；而最着名纸则是士林所共知之的“澄心堂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箔光润，盛极一时。据说此名是李后主所起。
宋代造纸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前代各名纸无不仿造，尤以造纸家张永自造纸天下为最。仅经笺就有碧云、春树、龙风、团花、金花等数种，还有长五丈的匹纸、歙纸、观音帘纸、张腊黄藏经纸……数不胜数。
澄心堂纸为最佳，着名书画大家多用此纸。
元代着名纸有白鹿纸、黄麻纸、铅山纸、常山纸、莫山纸、观音纸、清江纸、上虞纸，笺纸则有彩色粉笺、腊笺、花笺、罗纹笺等。
明代纸类尤全，前代名纸均有仿造，永乐中还在江西西山置官局专造官纸，其最大者有连七纸、观音纸，此外还有奏本纸、榜纸、大小笺纸以及宫内所用的细密洒金五色粉笺……清代纸类齐备，连外国亦购求，御用纸有金六龄朱红福字绢笺、云龙珠红大小对笺、各色腊笺、各色花绢笺、金花笺、梅花玉版笺，一般常用的有开化纸、太史连纸、罗纹纸、宣纸、棉纸等等；旧纸有侧理纸、藏经纸、金粟笺、明仁殿宜德敕笺，仿古纸有澄心堂纸、宣德描金笺，还有外来的高丽之丽金纸、金龄纸、镜花笺等等以及琉球之雪纸……在这洋洋大观的各代名纸中，尤为着名和普及的还是宣纸。
“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这是郭沫若先生对宣纸的评价。宣纸是我国珍贵的文房四宝之一，是我国特有的物产，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此外装潢裱托、水印木刻、仿古碑帖、民间剪纸等等亦用之，效果优雅，美观大方，搓折无损。它质地绵韧，颜色白雅，虽经风吹日晒，光泽依旧，不蛀不腐，向有“纸寿千年”之称。宋代欧阳修起草的《新唐书》、《新五代史》，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
以及唐宋以来的历代名字帖画，都因用的是宣纸故至今仍很完好。早在唐代宣纸就被列为皇室贡品。
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曾荣获金质奖。至于它始于何时，已无记载。
宣纸润墨性能良好，浓淡层次清晰，且品种繁多，可分为棉料，皮料和特净三大类，还分为单宣、夹宣、二层三层等，尺寸有四尺、五尺、六尺、八尺、丈六宣等四十余种；此外经加工成“熟宣”，有矾宣、玉版、蝉羽、云母等，还有染成各种颜色的虎皮、槟榔、珊瑚、雨雪等等，种类繁多。熠熠生光的中国宣纸早已饮誉海内外，在世界名纸中独占鳌头，是海内外中国书画爱好者的炙手货。
古人品墨
宋元以来，有藏墨之风，苏轼写有《书墨》一文，文曰：“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好墨难求。故而每得佳墨，辄奉之若宝，越陈价越高，所谓“笔陈如草，墨陈如宝”。何谓佳墨，简言之曰：“质取其轻，烟取其清，嗅之无香，磨之无声，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如此乃是佳品。”清康熙年间，宋牧仲官黄州，得古墨三十六丸，一一宝藏。有人将三十六丸墨的式样、铭文、来历，详加考证，写成文章，可见其推崇之。清代王灼斋对藏墨的爱好，近乎成癖，他藏有唐以来珍墨数可百计，不肯轻易示人，怕别人看中。他的担心并非多余。宋代王景源所藏唐朝李忄造制墨一笏，就是被好友黎介然见到后硬是以一方端砚换去，后有人用五万钱来换端砚，王无论不与，此即一证。然而王灼斋的藏墨最后也并没有保住，太平军一到，便将古墨融之于炉，作印刷文告用了。王抚膺痛哭，其哀墨如此。
话得说回来，藏墨与用墨毕竟不同，墨并不是越陈越好，清代学者钱泳曾分析说，墨“所谓陈者，欲其多隔几年，稍脱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为陈”；“凡用古墨者，不论卷册大小幅，皆模糊，满纸如渗如污。因为墨古则胶脱，胶脱就不可用，任其烟之细，制之精，实无可取，不过置案头观赏而已。”
砚台上的铭文
砚台，在“文房四宝”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和价值。它既是书画的文具，也是精美的工艺品。细细品味古人镂刻在砚台上的各种各样的铭文，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
铭，本义就是“镂刻”的意思，郑玄说：“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宋代欧阳修曾有一方南唐歙石砚，他在砚台上刻的铭文是：“此砚用之二十年矣。
当南唐有国时，于歙州造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眼，月有俸禀之给，号砚务官，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方而平浅者，官砚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类今工之侈窳。此砚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知为佳砚也，儿子辈弃置之”。予初得之，亦不知为南唐物。
有江南人年老者，见之，凄然曰：‘此故国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豆惜之。其谪夷陵也，折其一角，皇礻右三年辛卯，尤图阁直学士欧阳修记。”这篇铭文是一篇很好的散文，它不仅详细记载了这方南唐歙砚的由来及收藏经过，而且记载了南唐时造官砚的历史，因此也是后人研究中国砚台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铭文作为一种文体。它可诗可文，可长可短，十分灵活自由，清代纪晓岚曾有九十九方名砚，故以“九十九砚”命名其斋，每方砚台必刻有铭，如赤石砚铭：“迂士得之，琢雕为朴”。淄石砚铭云：“刻鸟镂花，弥工弥俗。”螭蚊砚铭云“雕镂盘螭，俗工之式”……或谈艺文，或论为人，信手扌离辞，皆有深意。
铭文或以明主人之志，或表内心之喟叹，不拘一格，据记载民族英雄岳飞有方遗砚，砚背上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淄”八个字，表明了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有趣的是这方砚到了宋咸淳九年(1273年）十二月转辗到了另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手中，文天祥又新刻了一段铭文，曰：“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将爱国主义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宋代开始，一些文人将铜雀台瓦改制成砚台，这种砚有贮水数日不渗，发墨快的特点，十分珍贵。宋苏辙《铜雀砚铭》曰“客有游河朔登铜雀台，得其遗瓦以为砚，甚坚而泽，归以遗余。为之铭云。”清代无锡王蕴章藏有一方铜雀瓦砚，砚背上还有“建安十五年造”六个隶书字，砚上刻有明都元敬撰写的铭文，曰：
“昔为瓦，藏歌童，贮舞马。今为砚，承铅椠，伴图史。
呜呼！其为瓦也，不知其为砚也，然则千百年后，安知其不复为瓦也！盖豪雄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因得而有之也，吾是以喟然有感于物也。”由昔日铜雀台之瓦变成今日案头之砚，进而联想到千百年后“安知其不复为瓦”，感慨历史的兴衰。不失为一篇史论佳作。
也有人以铭文申鉴戒。苏东坡长子迈将去德兴县做县尉。临行前，东坡送儿子一方砚台，并刻有四句铭文，以作告诫，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于，以此书狱常思生。”意思说：你可以用这砚学习，学习时应当经常是如饥似渴；可以用这砚追求上进，求上进应当经常有所惊醒；可以用这方砚台写治理财政的文章，理财时应当经常考虑给予百姓以利益；可以用这方砚书写断狱文告，断狱中应当经常想到犯人悔过自新，求得新生。从学习态度到为官宗旨等方面对儿子进行谆谆告诫，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法帖村——衡水湖畔在河北平原的衡水湖畔，有一个历史上以生产经营法帖为主的专业村，衡水市巨鹿镇闫庄村。1991年以来，衡水市文化局李功等人从这个村先后发掘和征集古法帖石刻和木刻原版、拓片400多件，连同相关资料共计上千件。
法帖，泛指名家书法作品。收藏法帖，是宋朝以来历代文人墨客的雅好，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赵灵命侍书学士王着编集摹刻秘阁所藏法书10卷，名曰《淳化法帖》，此后，文人争相效仿，将名人书迹摹刻在木板或石板上收藏。民间以此为版本，拓印成法帖经营出售，形成法帖行业。李功经过访求，已征集到市博物馆的石制法，帖版有10块，木版110多块，拓片80多种，一部分仍在村里保存，木版多为梨木、杜梨木，木质坚硬致密，加之多次用墨后，既可防虫蛀，又可保护木版以防朽烂。经考证，这些法帖版最早的已有300多年，且保存完好。其中有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赵孟兆页、朱熹、郑板桥等历代着名书法家书迹。其中石版《十三行》在我国北方尚属首次发现的珍贵文物。
闫庄村如今是一个有百户人家的普通农村，这个村经营法帖始于明朝末年，前后数百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衰败，至今已无人经营，以致很多珍贵的木版法帖有的做了桌子面，有的做了箱子，保存完好的只是一少部分。清代，闫庄的制帖业达到鼎盛时期，当时村里30多户人家，家家制帖，户户经营，村民的足迹踏遍北方名门大宅。北京的怡墨堂、沈阳的闫氏帖铺，都是闫庄人开设的。现在北京的琉璃厂，从前叫做衡水街，就是因为衡水人在这里开设帖铺较多而得名的。闫庄的法帖通过怡墨堂还出口到东南亚，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清人的“名帖”
“名片”近来在社会上甚为流行，其实早在清代名帖就已盛行。那时人们称名片为“名帖”或“名刺”，把它装在长方形的硬木“拜匣”里，外出拜客时由仆人随身携带，以备抵门投递。
1938年，我在东四南大街一个地摊上购得清人名帖一纸盒，其中共有名帖三十余张，每张长约二十二厘米，宽约十二厘米，皆为大红色，多系竹纸。大凡中国官员的名帖都是根据本人的楷书姓名木刻版印制的，如李鸿章、翁同龠禾、那桐、世续、徐世昌、郑孝胥、张百熙、张之洞、恽毓鼎等人。官阶较高的名帖都比较简单，上面只有姓名，别无他字。而一些官阶不高的人有的在名帖背面右下角印有的名帖上就有“收到元旦团拜金二百”的字迹，这样名帖又起收条的作用了。再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如果名帖的主人丁优(遇到父母的丧事），就把他的名字先印在一张浅蓝色的纸条上，再把它帖在姓的下面(因为姓是公有的），把原来大红纸上的名字给盖上(大致与原来名字的字迹重合）。这样名帖的主人在主观上认为他的名字已脱离了大红色，表示本人是个孝子，能够为死去的父母守孝了。
前面已经谈过，这些名帖实际上都是官员们的楷书签字。因为其中不乏书法名家，如翁同龠禾、郑孝胥等，所以收藏这些名帖，欣赏他们的书法，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书法家的“润笔费”由来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