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司马迁生平和《史记》成书
一、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县名，今陕西韩城，那里南面是滚滚黄河，北面是著名龙门（山），可谓长河名山，气势雄浑，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同时那里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司马迁的家乡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里，当地名胜古迹很多，所以，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听到过许多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
与农夫牧童为伴，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长河名山和乡土文化共同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广东海洋大学苗体君副教授与百家讲坛主讲、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认为：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其生年，汉代史料也就缺乏记载了，从而留下了至今难以解决的疑案。关于司马迁出生时间的两种说法：一是出生于公元前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年，于是王国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二十八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汉武帝元封三年是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郭沫若向上推28年，即武帝建元六年。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因为古籍中“二、三、四”与“廿、卅”常常发生讹误。学术界经过多次的学术辩论后，现在大多数的研究者认同王国维的说法，并认为这个问题无需再进行学术争论。所以，在出版的各种书籍中，关于司马迁出生时间的记载都采用此说，如：季镇淮著的《司马迁》一书中说：“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一四五年（汉景帝中元五年）诞生于龙门。”；游国恩等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一）中说：“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还有杨雨著的普及读物中外名人故事丛书《司马迁》中说：“正是在这一年，一位东方大帝国盛世的见证人——司马迁降生了。”
在司马迁的故里陕西韩城，人们还把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九定为司马迁的生日，自从北宋兴起民间庙会以来，司马迁故里的人还为司马迁设立了“太史庙会”，会期从农历二月初八至初十，三天时间，一直延续至今。
二、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
司马迁生活在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和教育。他的始祖是传说中的颛顼时代的重黎氏。传说重黎氏为“星历之官”。司马迁的祖先是司马错，《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于殷。汉之伐楚，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是一位博学的历史学家。他刻苦勤奋，曾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汉代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汉代《易》学大儒。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虽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旨》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十岁，司马迁随父来到长安，并向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还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匪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三、漫游交往与博览群书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传说中大禹曾经进过的洞穴，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绅之士，两者大相径庭。诸如等等。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
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东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往西到过崆峒，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又奉命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秦王的具体情节，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儿子冯遂和司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惟妙惟肖，富有生活气息。
四、立言不朽到发愤著书
元封元年，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当时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无法参加。他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感到无比遗憾，但更使他抱恨终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因为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司马迁身上，这时，司马迁出使西南刚刚返回洛阳，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订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另一方面弘扬当时汉朝辉煌。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
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做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言：“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认为，如果不按父亲所说去做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司马迁之所以修史，为的就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了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但他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身体、精神受到摧残，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人变得成熟了，他的修史动机较与壶遂谈论时变得更加充实了。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他不再把修史仅仅看做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以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年。全书共52万余字。
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后。
第二节《史记》的体例与版本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从时间上看，它记载了自远古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以至汉武时代，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并进入封建社会，总共长达三千年的史事；从具体内容上看，它记载了三千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法律、天文、地理以至于医术、占卜等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所以说它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从地域上看，除主要记述汉武时期国家版图中心地区的史事之外，还包括了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视野所及当时已知“天下”的全部社会生活状况，所以它同时具有某种世界史的性质。
《史记》是秦汉以来统一事业在史学上的反映，其主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说明历史发展和历代王朝兴盛衰亡的演变，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人生理想。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囊括中外、贯通古今的通史新体例。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这部百科全书有着非常明确的划分阶段的特点。依据历史事势的发展，司马迁将三千年的历史划分为春秋以前、春秋、战国、秦楚之际、汉代五个阶段，并精辟地概述出各阶段的特征，而集中表现司马迁对这些特征认识的是“表”及其序文。代指春秋以前阶段的是《三代世表》，虽然其序文没有关于该阶段的文字论述，但实际内容是强调了中国本土上世系的产生与延续以及随后影响深远的分封的形成。其他阶段特征所概述的五霸争雄、七国扰壤、号令三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等，分别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四篇序文中做了明确的论述说明。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说明，显示出司马迁具有极高的驾驭史海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