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写《为人民服务》一文时，特称司马迁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位文学家”，鲁迅赞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足以说明司马迁和《史记》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司马迁的一生，有两件事情对他影响最大。第一件是司马谈辞世时的遗嘱。司马谈临终对司马迁讲述了家世的光荣历史，更重要的是强调自己未实现著史的理想，所以特别嘱托司马迁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所欲论著”的宏伟事业，并教导司马迁“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要求司马迁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以其“论载”来歌颂“海内一统”的汉家天下。司马迁于是在父亲面前低下头流着眼泪表示了决心：“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就是说，仅就这一短暂的场景而言，司马迁所承受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无穷力量及其所要求的坚毅品质，这对他后来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史记》的写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件是李陵事件。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又因为家境贫寒拿不出钱赎罪，而被判处了宫刑。这对司马迁来说是个莫大的打击，受宫刑就意味着与宦者为伍，这使他感到极度的羞耻，他曾经因此而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所以隐忍而苟活，含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未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以看出，还是父亲的遗训帮助他在痛苦中作出了正确选择。不过由于这一亲身遭遇，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评述态度更加客观冷静了许多，已经不完全如司马谈最初设计的那样一味歌颂，而是能更清醒地全面认识社会，并站出来对某些黑暗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从而也使《史记》获得了更强的政治和学术生命力。
应该看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能相继完成《史记》的写作，自然是他们主观努力顽强奋斗的结果，但《史记》却也是在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造就的。促使《史记》在汉武帝末年完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是：西周以来，中国出现了大一统局面，虽然其后有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不仅社会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发展了，而且经过秦的武力征伐，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汉家接续这个态势，至武帝时已是空前的繁荣了，这就需要有一部史书来反映这一巨大的时代变迁。在政治领域中，较长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大一统局面下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并不断显露出来，人们不能不注意探求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政策方法，也需要有一部全面总结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的著作来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且儒学产生后出现的各种政治学术思潮，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社会现象，提出不同的治理社会的策略和主张，如《论六家要旨》所表明的，已经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材料可资凭借以帮助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得出恰当的认识上的结论。同时，较长时期较为稳定统一的局面及相关的政策环境，武帝时期的图书文献资料也已经充实到足备历史总结的需要。总之，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代，社会需要及政治、物质、思想上已为一部全面的历史著作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加上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个人天赋和努力，《史记》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可以说，《史记》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而司马迁父子写作《史记》只是必然中的一种偶然而已。
古往今来，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程度不一地讨论《史记》的史学与文学价值，为其不同凡响的神韵所倾倒。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全面地论述司马迁与《史记》的伟大成就。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成书，《史记》的体例以及司马迁的重要思想；第二部分论述《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第三部分论述《史记》的悲剧艺术，作者认为《史记》作为文学作品，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它的悲剧艺术，故专章论之；第四部分论述《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主要论及《史记》对中国传记、散文、小说、戏剧等方面的影响；第五部分是作品选读，其中有《太史公自序》、《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这主要是为了印证前面的理论论述，但由于篇幅有限，本书只完整地选了这三篇。篇末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以便读者更加全面地认识司马迁和《史记》，它是前面理论论述和作品选读的必要补充。研究古典文学的经典部分，普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文学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对于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书从写作到完稿得到了我的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先生的鼎力帮助，为此，我在这里对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另外，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北岳文艺出版社赵瑞同志、贾晋仁同志、郭勇同志的大力帮助，经济出版社的董利斌同志和山西新闻出版局的冀中旭同志也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说明，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对前辈和时贤的论著多有引用和借鉴，首先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其次，我会在书中及书末一一注明所引书目。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作此题目，知有举鼎绝膑之虞，书中缺点及错误恐难避免，恳请方家与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
2010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