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口悠纪雄对20世纪80年代日本地价的高涨问题进行了阐释，文中在分析地价和土地供需变化的关系时，主要从地价指数的变动率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地价上升率与消费者物价上升率的比较两个方面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将地价的变化分为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后期和石油危机前后三个阶段。其中，地价高速增长期的特征是地价的年平均上涨率超过20%，且高于消费者物价上升率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在地价高速增长后期，地价增长率变缓，大约在10%，且地价上涨率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地价高涨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地价的涨幅超过GDP与CPI的涨幅。
邬丽萍在对国外有关土地价格相关研究的综述中指出，国外学者一般基于供求原理对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所采用的自变量通常包括经济发展状况、利率水平、人均GDP和城市规模等。
同时，对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城市增长控制和税收等政策对地价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杨宇和郑循刚基于全国地价指数数据，采用ARIMA模型对地价指数进行了预测，但其研究并没有将地价的时间变化与宏观经济变量结合在一起分析。彭俊将我国城市土地交易价格与价值发生偏离的原因归结于垄断供应、寻租行为、税费体系不合理、土地开发企业行为不当和隐性土地交易五方面的原因。目前，国内有关地价合理性的研究还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定量的研究。
2.2.2地价空间变化规律研究
McMillen收集整理了芝加哥市150年的土地价值数据，其对地价演变的研究表明，土地的价格梯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平缓；传统的单中心城市模型(Monocentric City Model)对地价的解释能力降低。Atack和Margo研究了纽约市1835-1900年间未开发地块的价格梯度，研究发现南北战争(Civil War)之前，地价随着到CBD距离的增加而快速衰减，但南北战争之后，地价梯度变得平缓，且地价决定模型的拟合优度大幅减小。Dale-Johnson和Brzeski以波兰的克拉科夫市为例，研究了转型经济过程中城市土地市场的演变，这是目前对转型经济国家地价时空演变研究最为深入的文献。研究关注于新兴土地市场地价决定因素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文章引入季度哑元变量，建立了地价的时间价格指数；同时，研究了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地价变化，发现地价在不同区域的增长速度不同。
同样利用波兰克拉科夫市的土地交易价格数据，Dale-Johnson等基于土地区位价值的空间分布，采用非参数估计的方法预测了克拉科夫市经济中心的演变。研究表明，土地区位价值的空间分布很好地反映了城市空间结构的特征，并且，其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体现出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Cervero和Duncan对住宅用地价格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从邻里社区的土地利用模式和社会人口属性两个方面选取解释变量。其中，邻里社区的土地利用模式选用的度量指标包括土地利用的混合程度(Land Use Mix)、周边1英里(1.61公里)范围内商业零售业就业人口比重、就业与居住的匹配程度(Job-Housing Balance)、周边1英里范围内的独户住房比例；邻里的社会人口属性则包括家庭收入、种族混合程度以及地块1英里范围内的黑人比重。研究表明，较高的土地利用多元化程度、社区收入水平和种族隔离程度均对住宅用地的价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随着GIS技术的发展，国内有关地价空间变化规律的研究也在增加。李玲等采用Kriging最优内插法分析了北京市商业、住宅、综合和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空间分布。这一方法在王霞和朱道林对地价时空分布的研究中也得到应用。郑新奇等基于济南市1998年和2001年的地价样点，采用加权平均内插法和搜索圆空间插值法研究了地价的时空分布，发现地价表现出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降低的趋势，不同区位地价随时间的变化幅度不同。蒋芳和朱道林基于GIS技术对北京市住宅用地价格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发现地价在空间分布上既有连续性也存在变异。陈思源等用同样的方法对江苏省镇江市商业用地价格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商业用地地价的空间分布呈辐射状，商业中心与地价中心的分布有较强的一致性。
2.3考虑集聚经济的地价形成研究
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是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的本质特征在于集聚，包括劳动力的集聚和资本的集聚。集聚经济是城市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而集聚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又取决于城市中的微观主体(企业和家庭)以及其他有关的经济活动在城市空间的分布。戴威·皮尔斯在《现代经济学辞典》中将集聚经济定义为“因企业(或活动)设址接近另一个企业(或活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中的成本节约冶。
集聚经济理论作为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精髓，早在20世纪初就被正式引入主流经济学领域。集聚经济效益是企业在城市空间中趋于集中的原动力，也是分析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集聚经济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汇集、投入品的共享和知识的外溢效益，同时，自然资源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消费品机会和寻租行为也是产生集聚经济的原因。在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集聚经济通常被划分为三类，即内部规模经济(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和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中仅仅把集聚经济作为既定的理论前提来解释城市产生、发展以及衰退的原因，并分析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形态。对集聚经济理论本身的运行机理缺乏系统的探讨。已有对集聚经济的研究大多从产业的层面，研究不同产业特别是工业产业在城市间的迁移与空间集聚，而对城市内部集聚经济的研究则相对不足。
2.3.1国外研究
城市经济活动通过空间互动(Spatial Interactions)而产生的外部经济，是集聚经济效益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集聚经济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力(Productivity)，进而影响着企业对不同区位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了城市地价的形成与空间分布规律。
将集聚经济效益引入城市土地价格的研究中，是城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前沿话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城市内部集聚经济效益通过对企业生产力的影响进而影响办公用地的价格或租金水平。企业在城市空间中某一特定地理位置集聚的动力是从与其他企业的空间临近(Spatial Proximity)中获得溢出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获得企业之间供给与需求的前向-后向关联性(Forward-backward Linkage)。但企业在获得空间集聚经济效益的同时面临着需要支付较高地价的代价，城市不同区位的集聚经济效益与地价水平影响着企业的选址决策，也决定着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变。但由于数据的局限，考虑集聚经济对地价影响的文献以定性分析和理论研究为主，缺少定量的实证研究。
作为对单中心城市模型的改进，Fujita和Ogawa描述了一个基于集聚经济的线性城市空间结构，这是首次将集聚经济与地价相联系的文献。在其模型中，他们假设企业可以从与其他所有企业的空间临近中获得的外部性经济，并以区位潜力方程(Location Potential Function)来描述这种外部性收益，即假设企业从与其他企业的空间临近中获得的外部性收益随着二者之间距离的增加而以指数函数的形式衰减，且衰减速度为常数；这种外部性收益是决定办公用地竞租曲线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在Fujita和Ogawa的模型中只考虑了一维的城市结构，并且假设企业和家庭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密度是固定的。Lucas和Rossi-Hans-berg放松了上述两个假设条件，构建了一个考虑集聚经济效益的城市空间模型，并假设土地和劳动力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而，城市内部不同区位给企业带来的生产力的不同会导致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差异。
在其模型中，企业从与其他企业的空间临近中获得的集聚经济效益同样以区位潜力方程的形式度量，集聚经济是影响企业对城市空间不同区位地价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Lucas和Rossi-Hansberg的模型为我们提供一种探索利用企业间的集聚经济效益来解释城市内部办公用地价格空间变化的思路。
Shukla和Waddel将就业中心形成的原因解释为企业从空间临近度中获得集聚经济效益，集聚经济来源于企业从与其他企业空间互动中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由于空间临近而获得的更多的交易机会。研究发现，零售业可以从空间集聚中获得一站式购物或比较购物优势，金融、保险、房地产等企业有很大的动力在区位选择上与服务业保持空间的临近，以更好地获得服务。
Dekle和Eaton利用日本的区县数据，估计了集聚经济效益对制造业和金融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产业生产力具有显着影响；企业生产力对集聚经济效益的弹性在10%-15%；集聚经济对金融服务领域生产力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制造业生产力的影响。
Sivitanidou以洛杉矶(Los Angeles)为例，对办公和商业企业是否愿意为靠近城市主中心与次中心支付较高的价格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不同企业愿意向城市主次中心靠近的动力对土地市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与城市主次中心的临近都会导致较高的写字楼租金；但次中心对主中心以及次中心之间不具有完全的替代性。研究指出，这种企业对与服务中心空间临近的需求是影响后工业时期土地市场运行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不同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Fuerst以曼哈顿(Manhattan)写字楼市场为例，通过建立Hedonic面板数据模型(Hedonic Panel Model)，研究了写字楼租金决定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其模型中在度量区位属性对写字楼的租金影响时重点考虑了经济活动从空间临近中获得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并采用1500英尺(约457米)之内的写字楼空间和以距离加权的周边最近的20个写字楼面积来度量这种空间临近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变量对写字楼的租金水平有着显着的正影响。
此外，也有文献专门研究了城市内部集聚经济的来源。Tauchen和Witte以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临近而产生的交易和外部性来模拟集聚经济。Palivos和Wang基于经济活动的空间互动建立了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其中，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是解释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
Anas、Arnott和Small将集聚经济的来源归结为企业间的规模经济外部性、消费者更好地获得商品的机会以及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市场联系。
2.3.2国内研究
国内已有文献中有关集聚经济对城市地价影响的研究很少，仅有的几篇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论述的层面。王剑、徐康宁指出，大量企业在某一地的集聚必然会带来要素价格的上升，包括地价的上涨。张廷海对安徽省CBD产业集聚经济的分析中，将CBD地价的上涨归结为集聚经济现象。邬丽萍指出，考虑产出外部性及集聚经济效益的影响，企业生产力与居民消费效用在城市不同区位存在差异，从而会导致地价空间分布的差异；集聚经济及其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是城市土地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是目前国内有关集聚经济对地价影响的研究中论述较丰富的一篇文献。任荣荣和郑思齐以北京市为例，从价格梯度、开发数量与开发区位三个角度研究了对办公与居住用地开发的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集聚经济在办公用地的开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其作用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该研究从定量的角度给出集聚经济在企业选址中发挥作用的初步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