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懋功一带的。红四方面军于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成功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八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斗争形势。但是，张国焘既不请示中央，也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张国焘采取这一错误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他把中央红军退出江西看成是红军战争的彻底失败，因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还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
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达达维，受到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当天晚上召开的联欢会上，毛泽东讲了话。他说：
“这次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我们在中央苏区就知道四方面军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作战英勇，创造了川陕苏区，消灭了很多敌人，各方面都有很大成绩。”
“我们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我们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种子……”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6月16日2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联名发出《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其内容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兄弟部队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
（丁）我野战军十二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电文所示：“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此时的意见就是如此。
但是，张国焘却反对这一北上方针。其原因如徐向前所指：“作为第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看不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我国荒僻的西部地区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因此，6月17日，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认为川北地区地形、给养条件不利，红军没有粮食吃，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
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懋功。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当时属四方面军的李先念。他仔细地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并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反复考虑着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下一步行动。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详尽地分析了目前形势，指出：“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还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同一天，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重申了北上方针的正确，不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向大西北或向南发展的错误方针，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后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6月20日，毛泽东等再电张国焘，又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4日，毛泽东等和军委纵队一起到达懋功县两河口。为了欢迎张国焘，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一小块平地上，搭起了欢迎会场。第二天，张国焘骑马在三十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匆匆赶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冒着大雨欢迎张的到来。张国焘态度傲慢，在讲话中说什么“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公开宣布了同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反的错误主张。
为了消除分歧，统一认识，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报告，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向大西北，向东、向南进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应迅速前进，在松潘与胡宗南作战，首先占领甘南。张国焘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理由是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部二十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东南，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他说，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并要求“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为他们是打成都”。他主张红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迅速的打破胡敌向前。他特别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与会人员都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张国焘在其时也不得不承认：两河口会议上“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样，中央政治局从党的组织原则上，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正式确定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对于这场北上与南下之争，张国焘在1938年5月6日发表的《敬告国人书》中有一段话，虽然美化其自己，但也佐证了这场争论的确实性。
“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必须尽快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但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后，即对两河口会议决定采取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态度。6月30日，竟又致电中央，公然违反他刚刚举手赞成的两河口会议决定，重新提出退却方针，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一、四方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同时，进一步向党中央伸手要权。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再次拒绝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同时本着大敌当前、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7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对此，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7月底，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这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已经失去了进取松潘的有利时机。8月初，毛泽东等军委成员举行会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
军委关于夏洮战役的计划确定后，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于是，中央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程有两项：（1）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2）组织问题。
在会上，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会议重申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同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一样，毛泽东仍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
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驳斥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前进，许多老根据地仍在坚持斗争，“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发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正确性。明确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决议突出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会议决议最后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的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的生长着”，“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这个决议没有点张国焘的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为了团结他一直北上。同时，会议同意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补为候补中央委员，或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
沙窝会议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朱德指挥，实际上由张国焘率领。但张国焘一离开沙窝，便又公然违反会议决议，提出要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拖延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因此，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以克服张国焘的阻力，贯彻沙窝会议精神。会上，毛泽东首先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我们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面：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向洮河流域东岸发展；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毛泽东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为不利。敌人的部署，正是逼迫红军向黄河以西。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因此，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他指出，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毛泽东在分析敌我形势之后，提出红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张国焘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与会人员讨论后，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结论，指出：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的关键。向东，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况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同时也指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
毛儿盖会议后，左、右路军终于又迈上了北上的征途。8月26日，右路军胜利通过草地，并取得包认战斗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等领导抓住有利时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把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
但是，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右路军和左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并且擅自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强迫已前进到墨洼的五军团返回阿坝。9月3日，张国焘竟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电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须即决即行。”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动，当然是党中央所不能同意的。毛泽东等“即决即行”，按照预定计划，部队坚决北上，并派前锋一军团于9月4日出发北进俄界。在巴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同陈昌浩、徐向前等商谈，争取张国焘北上。9月8日，徐、陈致电张国焘，说明“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
当天，张国焘来电，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晚上，毛泽东等人即在周恩来驻地开会。因周当时患病未愈，起不了床。会前，毛泽东等已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求徐、陈表态，两人均表示同意电报内容。于是，中央当晚即以毛泽东等7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
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又在9月9日密电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当即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即著名的巴西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转移，脱离险境。并指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还决定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巴西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的进行。夜12时后，部队先后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三军团在山上警戒，担任后卫。三军团又以红十团为后卫。为了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毛泽东和彭德怀随红十团一起在后尾前进。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9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
“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进后，陈昌浩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个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李特把陈昌浩写的一封信送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毛泽东也来会见李特，对他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让他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9月11日，北上部队陆续到达俄界后，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刻率部北上。张国焘又一次抗拒中央的命令，并于9月12日直接发电给红一、三军团，攻击北上“将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还诱令说：“望速归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等21人出席。会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揭露了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错误，接着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他指出，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指出：“我不同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因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批评了张国焘向西南地区退却的逃跑主义错误，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因其分析与态度是悲观的，因而“以至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决定还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
会议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决定把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的方针，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9月14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的时候，又致电张国焘，恳切地说明“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服从中央命令、率军北上。9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甘南的哈达铺后，又等待了7天之久，因为张国焘已拉着四方面军南下，才继续北上，并于10月间奠基西北，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