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议院的大厅里总有许多精彩的典礼场景，每天由权杖引导，在牧师和秘书的陪同下，斯皮克先生的队伍会从大厅里走过。布莱克·罗德也会定期来这里，每回都庄严地把下议院的门迎面猛地一关，然后在门上敲三下，接着开始召集下院议员们到上院去。但我亲眼所见、印象最深的一幕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的午后。
当时我正离开下议院大厅，突然迎面遇见了李鸿章，那时他正在旁人的引导下来听一场辩论。他个子极高，面容慈祥，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走来的陌生人。一身蓝色长袍使他看起来光彩荣耀，步态举止又显得他非常庄严高贵，嘴角流露出的谦恭笑容表示了他对所见一切的赞赏态度。
从容貌特征来说，很难想出这代人或上代人中有哪个人能接近李鸿章的样子。这并不是说他会给你留下丰功伟绩或大权在握的印象，而是他传达了一种人格尊严，好似某个半人半神，自信而超然，但他在苦苦挣扎的凡夫俗子的眼里也不乏温文尔雅的气质。
在这方面他似乎极好地代表了他的国家，一个他所特有的但仍然神秘的国家。当我们还是满身涂满蓝色的野蛮人时，中国人早已享有文明，即使在今日他们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我们所不及的。随着中国政治的兴衰变迁，中国人总是对文化抱有很高的标准，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怀有强烈的优越感，对自己国家或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利益拥有坦然处之的态度。这些特点，毫无疑问主要归因于他们的闭塞状态。正如1715年随同彼得大帝的使节团访问中国皇帝的约翰·贝尔先生所报道的那样：
“大清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其所处地理位置理想优越，气候条件健康宜人，东、南两面由大海环绕；西、北两面坐拥连绵的高岩和荒山，着名的长城蜿蜒其中，成为另一道防御屏障。但以我之见，比上述提及的更能阻挡外国侵略的屏障是那片荒芜的沙漠，它向西绵延几百英里……东部和南部的海域确实是开放的，中国有可能在那里遭到袭击；但我相信，没有哪个君王会认为打破这样一个强大民族的安宁是合理之举，而且这个民族愿与邻邦和睦相处，在自己的领土内似乎感到心满意足。”
约翰·贝尔的预言在一百多年里都真实地发生了，正如他所言，东部南部的沿海地区遭到袭击。19世纪的历史之所以关注李鸿章，是因为他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家，领命去处理祖国因古老体制所遭遇的危机。其出生、教育背景、性情气质以及他种族的传统，使他自然而然地对外来陌生人持轻蔑态度。然而，他也是第一个中国人士承认这些“洋鬼子”不可轻易忽视，承认他们在大清帝国的存在已成定局，同时，他也是中国政坛上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物。
濮兰德先生在这本着作中明确指出，李鸿章身上有许多缺陷，这些缺陷对于一个主要兴趣不在政治方面的民族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娴熟地引领他的同胞们登上他们此后无法避免的国际政治舞台；确实，尽管他身上有这么多的缺陷，但他在世界上为中国也为他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这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意义。一言以概之，李鸿章为中国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种政策迄今为止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
巴兹尔·威廉斯
1917年3月于切尔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