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为了冲淡其黩武的武夫形象，其在世时极力舞文弄墨，附庸风雅。写了几万首歪诗，但这些诗歌充其量也就是一些打油诗。
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胡乱题字，说到这，得承认他的字写得不错的。虽谈不上是书中大家，但还是下了一定功夫的，窃以为肯定要比贪官胡长清的字要好，也值钱的多。这样一来，让人看了彷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明君了。
可是，又有谁知，这都是迷惑人的表象，他的真实面孔，却是一个和秦始皇一样的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而且都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狂人。说白了就是大兴“文字狱”，对诗文吹毛求疵，对说话捕风捉影，就好比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有的事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砍头、抄家、充军，且株连九族。
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
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发，说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无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们竟望文生义，强词夺理地指责蔡显含沙射影，“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
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把这个案件上报皇帝，主张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蔡显。乾隆皇帝仔细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了一道圣旨，把凌迟改为斩首，同时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
在大兴文字狱这点上，乾隆皇帝比他的大臣要厉害百倍。这从“字贯案”可以更加清楚。举人王锡侯，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十分寻常。殊不知，这一举动在当局的眼中，已经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何况《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构成另一罪状。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板、书册全部销毁，而且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
江西巡抚海成受到牵连是为什么呢？原来海成在向皇帝报告时，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
王锡侯当然要按照皇帝的谕旨重新审问，留下审讯笔录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断如：
——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的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锡侯答：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板另刻，现有书板可据，请求查验。
尽管如此辩解，既然皇帝已经说“人人得而诛之”，王锡侯自然难逃一死。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
此外，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禁毁书籍达几千种。无怪乎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
清朝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高宗以在位期不越祖父康熙帝为名禅位于子颙琰，是为清仁宗，又号嘉庆帝，自称太上皇，仍然继续执政，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去世为止。
点评：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周围的人歌颂他英明伟大，更喜欢别人颂扬他的智慧和才能。
乾隆皇帝的虚荣心也体现在了他的诗歌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崇尚文化的皇帝，却大兴文字狱，这不是让人深思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