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来一定会是大有出息。二是踢踏舞，我是打心底里喜欢那群跳踢踏舞的姑娘们。她们是从各年级挑选出来的一群非洲裔女生，她们很认真地排练了一个小喜剧，表演中有情节，也有她们设计的踢踏舞。这个节目真是特别让我期待。
根据我的判断，让学生去体育馆的广播应该是早了一点点，但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要说这个学校哪件事是有章法的话，那就是没有章法就是它的章法。一切都似乎脱了位，凡事都不按计划行事，但我们老师最好是乖乖地言听计从。这次广播真是愚蠢至极。学生们没有组织地涌向大厅，连蹦带跳，一阵狂跑，就为抢到最好的座位，或只想偷偷溜出学校而不被抓住。就如我所说，这是一所普通平常的学校，来这里读书的学生也都是些平常的孩子，和一般的孩子们没什么两样。
大概过了5分钟的样子，也就是第一次广播后整整5分钟，这位副校长又发话了，跟他的第一次广播内容差不多。但是，“所有老师注意”，他又以请求的口吻说道，“现在，请只让参与兄弟联谊演出的学生去。”行！这下好了，咱们又得钻进拥挤的人群，在偌大的礼堂里想方设法去把学生拽回来。此时过道里，全都是攒动的人头，扎堆的脚步，他肯定以为我们这些当老师的都有特异功能，一声令下就能让一切变得井然有序，不管这场面有多嘈杂——笑声、尖叫声、吵闹声、广播声、手机铃声、“砰砰”关门声响成一片——我们都可能把自己的声音直接送到学生的耳朵里。可惜我们没这能耐，我好不容易才逮到了4个学生。
又整整过了5分钟，还是这个“多说一句话就嫌嘴累”
的校长再次发声了。“老师们，这一次，请带领班上学生到礼堂，在通常指定的区域按秩序就座。”什么？这个家伙到底在说什么呀？我们根本就没有指定过座位，而这一次集会本来就没有秩序可言，就算我们通常有指定的座位，但也不是给这一批学生指定的。以前我们通常都在第四区，但我记得，那一次就被弄到第三区去了。
现在完全可以说，大厅里的嘈杂声已经像巨浪一般翻滚到了大礼堂的各个入口。我们班是在楼上上课的，所以我猜我们那不曾指定的座位可能就指定在礼堂的楼上。但我猜错了，完完全全地错了。我完全不能指望这个学校做点靠谱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整个学校都是一团糟，你还能指望什么？我费力地带着身边的4个学生挤进礼堂，爬到顶层，在那里我遇见了另一位英语老师，她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她提醒我说，按指定座位我应该在楼下，她可以帮我去核实一下，但是我得帮她看着她班指定的区域，不能让任何人坐进来。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遵嘱照办。我就是这样，经常按人家的指令行事，但从来都没法保持沉默。事后经常跟上了年纪的老师说这些啼笑皆非的事，而听我发表感慨的人也会感同身受地回应我的看法。我们就靠这样的方式宣泄一下，但又不会太过火。
我站在那里守着那位老师的阵地，却被分管我的那位副校长给踩住了脚，还被狠狠地训了一通，她觉得自己有职责有义务要对我大吼大叫，唾沫横飞都溅到我的眼睛里。我一边擦拭眼睛，一边想她这样大叫也情有可原，毕竟会堂里放着音乐，还敲着鼓，舞台上又在不断放广播，再说还有好几百，甚至将近千把个小孩都坐到第二层来了。她抱怨个不停，说是要我坐到楼下去，我没有权利坐到其他老师的地方。我正要解释，想把情况告诉她，她却赏给我更多的唾沫星子。这场“不平等交易”
不仅有其他老师看见了，还有那位非常了不起的后备军官训练营的梅杰中士也目击了整个过程。他可看不下去了，对着副校长直呼其名，要她后退，叫她坐下，但她没有。他再次警告她，不得对我无理。她这才把踩着我的脚挪开，我也惊恐地倒吸了一口气。对刚才的遭遇我气愤不已，立刻转身下楼到办公室，给我的工会代表里克挂了一个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会打电话给他。
刚到办公室，一个秘书就要我接电话，办公室总共有三位秘书。这是前门接进来的访客电话。我接过电话，发现来电的人碰巧是“俄克拉荷马人”报社的新闻记者，这是我们那里最大的一家报社。他想写一篇关于菲斯的报道，我跟他说，我还有另一个猛料，这件事保准能让读者们大为震惊，可以让他们了解这个学区的现状以及该校老师是如何被人为操控的。他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他让我别挂电话，又去拿了个录音机一五一十地把我的话全录了下来。不久，分管我的副校长和那位分管11年级的副校长都找来了。他们肯定在四处找我吧，我想。
我能听到礼堂里传来的音乐，想必会议已经开始了。按理说他们现在的职责是管好礼堂内的学生，但她们神出鬼没地来到这儿，肯定是在找开小差跑出来的老师，而且他们自己也完全能猜到，我现在出来肯定是在向工会代表投诉他们。那位分管9年级的副校长再次冲到我面前，这一次，没有礼堂音乐声的掩盖，我可以说，她的吼声把电话那端的记者还有我自己的耳道都堵得满满的。
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盯着我们。我索性将电话放到她嘴边，让那名记者亲自问她。他要我告诉他如何拼写她的名字，我就在那里当着上帝的面，当着大家的面，拼出了她的名字。看到我完全不把她当回事，她暴怒了起来。她才不管职业素养什么的，再加上正校长不在学校，她觉得，作为主管校长，她就有权贬低别人，斥责别人，侮辱别人，唯恐天下不乱，竭尽所能制造事端。瞧她那6尺2的骨架，我不敢肯定她是不是人类，但我肯定她应该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亚马逊悍妇。
当事态趋于平静之后，我回到教室，拿起钱包，还有午餐盒，走出教学楼。做了出门登记，跟办公室的几位女士道了声再见，又朝正校长的秘书雪莉笑了笑。她是全校心地最好的人啦，我想让她看到我没事。她回送了我一个微笑，摇了摇头，说：“斯特林费罗女士，你有麻烦了！”我回答她说：“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自第一天接触到学校的行政人员，我就跟他们合不到一块去。
很明显，他们脑子里完全没有公立学校里应该遵守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总得有人站起来替孩子们说话。这不但需要信念，还得要点勇气。我知道我不会回来了，但没想到他们这么早就急着赶我走。
2005年3月3号，最后一遍铃声响起时，有几个人随同我一起从我房间里出来。当时，那个“悍妇”及正校长都在，校长手里拿着“悍妇”写的解聘信，要我立马走人，别再回来，除非回来参加正式的听证会。听证会安排在年底的最后一个星期。我的学生，超过100人，被其他的人顶替来出席听证会。都是一些教育程度不高，根本不在乎我是不是使学生们真正有所进步，让学生的平时表现分数、作业水平及其他标准分数都有所提高。据我所知，他们只不过是保姆之类的人，甚至连保姆都做不好。
但是在听证会上，我的正义还是得到了伸张。我得到的答案是，她错了，她无权如此地对待我。我心里不禁想，这说明我还有机会回来，说不定明年干得更好呢。
但我错了！没人要我回来，因为我捅了太多的娄子，我不但向工会反映情况，还让整个俄克拉荷马州的人都知道这个学区以及这个学校的管理者没有遵照内城区高中应有的规范来治理学校。他们向我保证，我的档案会被封存起来，我可以得到赔偿，还有保险费，而且如果有人要求他们为我写业绩鉴定或个人推荐信的话，他们也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给我写一封标准的推荐信。信念真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当我在这个学区被整得很惨的时候，我需要信念。有人对我谎话连篇，唾沫横飞，甚至当着数百名学生的面，把我赶出校门，让孩子们误以为我犯了什么事，被警察带走了，这时候我也需要信念。
信念就这么有意思。有信念就要表现出来。现在我应该选择沉默，让学生们看清楚校方的所作所为，而且以孩子们对我的了解，他们知道我决不会做违法的事。他们心里一清二楚。他们也有信念，只是他们的信念不在学校那一方，而在我这边。我必须坚强，也必须放手，让一切都过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