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英格兰姓，姐姐要我保证一定不能在书里给这个家族的姓氏抹黑。我以前总是说它是苏格兰姓氏，其实我没说实话。“斯特林费罗”[1]是个地地道道的英格兰姓氏。我从姐姐收罗来的一些零碎的族谱资料中了解到，最早姓斯特林费罗的人其实就是英格兰半岛上给乐器上弦的人。如果你的吉他琴弦断了，来找我们就好了。我记得我还跟我五年级老师李尔德夫人说过，斯特林费罗的祖先是拿钱给人实施绞刑的人，因为专门从事这个行当，所以就有了“绞刑手”这么个头衔。我知道我在跟她撒谎，但这个谎言让我免于枯燥无味的写作。在李尔德夫人的课堂上，你可以做口头汇报，也可以写出来。这样课堂安排对于像我这样想象力丰富的黄毛丫头来说真是太棒了。
在伦敦，斯特林费罗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名望的姓氏。
在此，我得跟我姐姐说声抱歉，因为我要告诉大家，给我们这个姓氏引来争议的并不止我一个。这可要归功于一个大富翁，他拥有两家以“斯特林费罗”命名的俱乐部。
据我所知，其中一家在伦敦，而另外一家就在纽约城。
有一次来纽约，我想进去看看。我还想着只要把我的驾照亮出来，证明我也是如假包换的斯特林费罗，没准门卫见了我都会点头微笑呢。唉，还是算了吧！我身边总是跟着一只狗，还有我女儿这个小不点，不管算不算名流，菲斯和我的女儿们谁都不会被允许进去的。人们对姓斯特林费罗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得肯定他们至少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看来我自己以及我的生活跟英格兰距离并不是那么遥远。凯文·培根是怎么说的来着？他说的是“六度分离”[2]，对吗？
我正站在大学的课堂上，专心致志地上课，因为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曾在厨艺与保健学院教过书，过了七个多星期的样子，我以前的一个学生——21岁，高中毕业，决定等上一阵子再继续学业——给我带来了一件小礼物，他伸开手给我看他买的一本杂志。“杂志不错，”
我说，虽然不太清楚他要我看什么。“看！”他大声说，一字一句听得非常清晰，“你的狗上了杂志封面啦！”没错，就在这里。菲斯的图片印在封面的一角，她正挺直身子，迈着步子。就在她的头上还有一个小小的旁白框，上面写着：怎么样？似乎是要说“怎么样，我可以走，不是所有的狗都可以走的吧？”我得承认，不管是我的狗狗上杂志封面，还是出现在杂志的中间，甚至上电视节目，我都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有一次，我在得克萨斯的时候，拿起一份达拉斯的出版物，发现上面就印着菲斯亲吻我女儿劳拉的照片；祖玛出版社史蒂芬·霍尔曼专栏曾经购买了菲斯的一组辛迪加照片[3]，而这正是其中的一张。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祖玛出版社又把照片转卖了，然后这些照片就被大量转载。这一次，情况不同了，我可不干了，我不允许任何人将菲斯的照片登在黄色杂志上。
我家小狗的照片还曾出现在伦敦的一家名叫《猎奇》
的杂志封面上，其在美国的同类杂志就属《马克西姆》
之流了。而《猎奇》的内容还更为阴暗，不但刊登一些衣着暴露、极近挑逗的女性照片，而且还有一些战乱国家打人的场景，游击队员突袭的照片，甚至还有看起来像恐怖主义行动的胶片式图片。一张张图片逐一展现着恐怖而恶心的袭击过程。就在这些女人、枪械及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中间，一只仅凭两条后腿走路的小黄狗正穿过我家客厅。我一直都很感谢我最好的朋友吉妮·克拉克，而且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再次感谢她——是她想办法在史蒂芬·霍尔曼拍摄这些永载史册的照片之前将房间收拾好的。房间里那条教堂长凳估计又会有人要说三道四了。
虽然，我们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美国“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地区，但是我们对宗教还没有虔诚到非要找个理由把那种长凳搬回家不可的程度。这条凳子的主人其实是我前夫的姐姐——笛。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她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她犹如一朵冬日玫瑰在早春二月破雪而出，嫣然绽放。她活泼开朗，多姿多彩，又睿智过人。坦白说，在她看来菲斯与《猎奇》扯到一块其实很正常。我想也是吧，嗯……猎奇嘛！
“是的，菲斯上了这杂志的封面，我看见了。你是帮我买的吗？”
“对，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你付我买杂志的钱，我还是个穷学生。”
“没问题。”我付了他6美元，拿过杂志，发现还有封面上那个几乎全裸的妙龄女郎。教室里等着上课的学生马上有反应了，也想看看这本杂志。他们说是想看封面上的菲斯，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借口很可笑，因为看一只小狗的话，怎么也不会有那样的眼神。我说下课再看吧，但图片需要先“动动手术”才行。这话听起来，我真是有点傻。其实，我就是。我讲不清楚“傻鸟”、“呆瓜”、“笨蛋”
到底有啥区别，但肯定的是，我就是“三合一”，全笨到一块了，尤其是要用电脑的时候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
我拿起一支黑色“夏比”牌记号笔，给封面女郎添了一件大圆领女式背心。接着翻开杂志，又开始帮更多的女人“穿衣服”；我一边画还一边萌生了不少相当漂亮的服装设计点子。凯蒂和我就喜欢这种游戏。当天，她正好和我一起来了学校，她来帮那些不会电脑的学生把论文输入电脑。以前有些学生出钱请她打字，但是后来我要学生们别再这么做了，并试图把钱退给他们，不过只有一位学生站出来告诉我他付了多少钱，而其他学生则坚持说，凯蒂，偶尔还有劳拉，帮他们打字，得点小费是应该的。
因为我的女儿们在家里自学，所以她们会获得很多一般的公立高中无法给予的精彩体验。同情心与助人为乐的精神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和凯蒂给那些姑娘们穿上荷叶边褶裙、直筒裙、维京队球服，看到这本书的封底女郎只穿了点遮羞布，我们还特意给她画上一条比基尼短草裙。给这些女郎“穿”衣服，我们谁也不觉得烦，甚至还为她们编写一些简短对白，感谢我们不辞劳苦地为她们“添”
衣服，因为老呆在书页上，衣不蔽体的话容易着凉。太有意思了！但是之后，我又发现，有必要把书页订起来，因为有些学生正在商量着要把画上去的衣裙擦掉。好家伙！我说做就做。除了报道菲斯和劳拉的那几页图片和文字，其他的都被我订了起来。你应该见过菲斯的这张照片吧，一只黄毛小狗露出肚皮，嘴唇半张着，似乎“噢噢”地想说点什么。她讨厌那幅照片，可这幅照片偏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这种来自伦敦的低俗杂志上。
课间休息结束之后，又该回到课堂继续上基础课了。
这个班的学生的论文分数还不够，所以我决定给他们多点机会修满学分。那就上“展示与讲述课”[4]吧，这个也许最顶事。我上的是《艺术欣赏》，这门课本不该我上的，因为我并没有资质上艺术类的课程，但是在我被聘用之后，该校教务长一定要加入艺术课程组。他向我保证，不管出什么麻烦，都由他顶着。不管他什么意思，反正我已将所有的证书、教育及工作简历复印件悉数交给了学院。有什么状况的话，不是他顶，难道还要我来扛吗？
我继续上课，听一位学生谈她曾祖母缝被子的技艺。
他曾祖母缝的被子不但漂亮，还带点古香古色的味道，并且大到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我全神贯注地上着我的课，投入地做着我的工作。这时，厨艺与保健学院的教务长乔尼·普兰特出现在课室门上的窗口里。他向我打手势，示意我到走廊上见他，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所以我把记事本、杂志、报纸、钢笔、所有带的东西，包括播放器及一些CD全都留在教室里。我刚一出门，乔尼立刻“鸭”低着头，迈开步子同我一道走下长廊。
没作任何解释，他只是说院办主任赫莉哈格德随后就到。
可是半小时前，我刚刚私下里见过赫莉啊。当时她还想看看学生带给我的这本杂志。看见我在那些女郎身上画衣服，她还取笑我说，图片也没“那么不堪入目”吧，而对于有关菲斯的报道，她也没有一丁点的反感。
当时，我脑子里唯一能想到的是我女儿劳拉可能出车祸了，或许是鲁本。当时是下午四点刚过，而凯蒂又和我在一起。我整个人警觉起来，每根神经紧绷着，心里做了最坏的准备。乔尼一路陪我来到大会议厅，他紧紧抿着的双唇就像拉紧的钱包拉链。他说过，赫莉来会议厅之前他什么都不会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出事了。
我立刻开始祈祷，为劳拉，为鲁本，也许是我父亲，或者母亲。我完全读不懂他的表情，而接下来的事情也的确让我十分震惊。
乔尼为赫莉开了门，她忙着用白纸巾擦拭眼睛，黑色的睫毛膏沾满了纸巾，看样子应该是刚从办公室出来会议厅的。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时，乔尼伸出右手食指，对我说“朱迪，这回没办法”；伸出第二根指头接着说“你必须走人”；又伸出第三根指头，代表第三句话“别问为什么？无可奉告”；最后伸出第四根指头跟我说“再见”。我当然要乔尼作出解释。但是他的反应让我吓了一跳，而且也把赫莉给惹烦了。他突然发威，又伸出他的手指对我指指点点，说我工作不得力，必须得走人，他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反正我必须立马走人。他的话简直是莫名其妙，竟然一个解释都不给我，于是我便转问赫莉，希望她给我个解释，结果我得到的回应就是她更多的眼泪。
她结结巴巴地跟我说，我不适合教厨艺与保健学院这类学校的学生，比起我曾经在俄克拉荷马城社区学院、俄克拉荷马浸会大学、热德兰和兰斯敦大学教过的学生，这里的学生还是有些差距的。她说有些学生根本没法完成我布置的任务。最后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谎言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索性直白地讲：“你走人吧，其他的我们什么也不会说的。”这个命令应该不是乔尼也不是赫莉的决定，这一点我还看得出来。上课前几分钟，我还与赫莉私下里会了面呢，转眼之间这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这回，她也不会再说我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了，这话可是在她哭着见我之前亲口说的，现在也必须收回了。“再见”
这两个字，她很难说出口，于是乔尼又一次代劳了。她甚至都不敢正眼瞧我一下。我想，你不敢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理亏。到底怎么回事？始终没人告诉我。
得知自己被辞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盒子来收拾我的办公用品。此时凯蒂也在办公室，而与我同办公室的彼得也被解雇了。乔尼或者赫莉，又或者是他们俩一起，先是告诉他，校方要炒掉我，然后通知说，他也得走人回家。他后来告诉我，校方不但命令他走人，而且还禁止他在以后与我联系。到底搞什么鬼？从我走过大厅的情形来看，其他的行政人员也完全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听到他们在四周交头接耳地议论说：“没搞错吧，你是开玩笑吧！”我还记得我还听到了厨师长库尔特波米特很特别的声音，他告诉那40多个我不得不放手的学生，他要带他们去厨房，并保证事情会解决好的。
接着我能听到学生们说“那不是真的！”他们具体讨论些什么，我并不知道。不过，排除几个其他的话题，就可以肯定他们是在讨论我被解聘一事。对我的处理难道之前就已经公之于众了吗？厨师长知道，学校管理人员也知道一二，而赫莉和乔尼只比我早几步，也是在跟我谈话之前不久才知道的。很明显，解职令应该来自高管层，但没人愿意对我透露只言片语。
我和凯蒂立即开车前往KFOR电视台去见布兰德·爱德华兹，他是该台新闻栏目《在你身边》的一名记者。
他也许有兴趣报道下此事，也许他会站在我这边。俄克拉荷马州竟然是一个如此肆意妄为的州，允许雇主随意解聘职员。怎么说也得有协定、书面通知、申斥书什么的才行吧！布兰德不在电视台，但碰到一位前台女接待员，她来电视台有些年月了，对新闻报道的事略懂一二。
她相信这是个有价值的新闻报料，而且她觉得既然菲斯被牵扯进来了（间接地，因为我丢了饭碗的话，就养不活我的小狗了），她就建议我去找阿里梅尔来报道此事。
现在菲斯已经和阿里混得很熟了。
第二天有利于我直指校方的证据纷至沓来。学生开始打电话给我报料。有一个学生说，解聘我是因为我道德有问题，让劳拉和菲斯的照片上这种“不检点”的杂志。
这么说起来好像是我有意让这个杂志报道她们似的。还有一个学生打电话说，赫莉认为我是同性恋才解聘我的。
这真是荒谬可笑，你想想在我们班上至少有四个公开的同性恋者。打电话的这名学生她自己就是一名同性恋，她说赫莉曾跟班上另一名学生说过，是我将这种同性恋癖好带到班上，通过艺术课在学生中传播。我觉得赫莉应该不会说这种话，因为她和其他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异性恋者。对于同性恋者，不管我认不认识，我都不会排斥，但这绝不是理由。教书育人是我的本职，我还是艺术组的一员呢，记得吗？我觉得我教的都是正道，只是这门课本不该是我教的，是吗？那天下午，我在厨房见到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州教育委员会派来的吗？
他们是不是与评估委员会一起的呢？我被解雇后，这些人似乎还待在校方行政办公室里，这让我不能不多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