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先告诉大家在我们得到小狗菲斯之前我的家庭以及我本人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是因为我想你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典型的普通家庭，我们也有很多事情要面对，但因为我们有信念，一切事情最终都解决了。不过这一切并非总是轻松顺利，事实上，它们从来就不轻松顺利。
不知道是哪个家伙说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说这话的人在哪里呢？我要赏他一个嘴巴！因为他骗人！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就学会了跟小朋友玩的时候要讲公平。我们总是被教育说，待人处事要讲公平，因为那样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但实际上，我也告诉我的孩子们，你公平待人，但别人不一定公平对你。你尽可能公正处事，公平待人，但是不要指望别人也会和你一样公平。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反，我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我相信，根据我们已有的经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全世界我最喜欢的老板就是莫勒先生（甚至比我另一个老板詹姆斯·加纳还要好）。莫勒先生是尼可斯山市的律师，他告诉我不要在法庭上寻求公正。他说法庭里没有公正，公正是靠我们努力才能获得的。如果我们想要公正，我们就得愿意付出努力，为我们生命中的其他人创造公正。他说的话真是再正确不过了，法庭的每一步都将遭到反对，公正是如此地被随意践踏，以至于我经常怀疑，既然法官们不打算遵照法律以判例法使用先例来判案，对于案件的关键部分，只是随意决定自己所要听的和不要听的，那我们要这个司法系统干什么？
对于做父母的人来说，尤其是当他们面对世间冷漠无情、违背公正又极不通情理的法官时，要把信念坚持下去真的很难，但是这又至关重要。无论是那些已经当了法官的还是就要当法官的，他们的职责就是听人们撒谎，听他们解释为何要将自己曾誓言相爱的人拽上法庭，诬告他们有不道德的罪行。这样的工作对于他们自己也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无怪乎在那些以“暖板凳”为主要工作的行业中，法官们的自杀率最高。也许这就是法官们的报应，谁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给下层老百姓制造那么多灾难，嫌我们这些小人物总是拿一些芝麻小事来打扰他们的生活？比如虐待孩子，威胁安全，不抚养孩子，违背誓言，绑架孩子等等诸如此类针对配偶的控诉。能够鼓足信心面对在法庭的日子本身就是一大丰功伟绩，而这一点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此刻，对朋友的信任也很重要。信念并不只是相信上帝并寄希望于上帝，你也必须相信其他人。你必须得相信：他们是上帝送来帮助你的，而且有能力来帮助你做你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记得曾经在法庭的一个朋友，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朋友。当时我正泣不成声，法官对我在法庭上流露感情的表现很是不满，她认为我在浪费她的时间。那位朋友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她请求法官耐心等一分钟，因为在她面前的是一位心碎的母亲，她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心情。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朋友，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但他正是我面对如此遭遇时所需要的朋友。
在这个案子里，法庭已经命令我的前夫阻止他现任妻子毒打和伤害我的女儿们。按照法庭的命令，他也不能体罚孩子，而对我的命令就是即便我觉察到自己的女儿可能被毒打，被虐待或未被照顾，也不能再报警了。
一个法官怎么能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禁止我报警呢？不管在哪个州，不管什么原因，这都让我不可接受。但是千真万确，这就是那位法官给我下的命令。法官之所以禁止我再叫警察是因为我已经叫得太多了。每一次打电话给俄克拉荷马警察局，我都会得到一个号码，一个分配任务的号码，它可以证明接电话的警察已经实际完成了任务。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了，有一次那个接警的警察说，他已经到过漫步道那所房子，查过孩子们的安全状况。那一次是我打电话报的警，因为有一个邻居打电话告诉我，孩子们父亲的妻子[8]正拽着凯蒂的马尾辫往房间里拖，一边拖，还一边踢她的双腿。之后我又打电话给警官，根据他的笔录，他已经和我女儿谈过了，还说根本没有发生邻居说的那事。我当时也没有亲眼看到那件事，但是我后来从女儿的谈话中得知，邻居说的都是真的，只有警察在撒谎，他根本没有询问过我的女儿。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重视，于是我便将此事上报给了相关部门。后来我却被告知，如果再有问题就不要打电话给他们了。根据逻辑来推断，一定是那位警察知道自己错了，却不愿意承认，而我倒成了坏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总是打不必要的电话，而且反应也太过激烈。
没错，我的确给警察打过很多次电话，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孩子们是不是过得很好，有没有得到照顾，因为我的孩子们经常打电话，不是告诉我她们被单独留在家里没东西吃，就是告诉我她们的父亲用皮带抽打她们的脸和双腿，以此作为她们没洗盘子的惩罚。她们还告诉我，其中一个还被她们父亲的妻子踢了肚子，只是因为她对着她儿子嚷嚷了几句，因为她儿子把葡萄汁倒在狗身上。
没有孩子的监护权真不是我自愿的选择，但是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女儿，不管法庭命令怎么样，我又叫了警察，因为我女儿劳拉正在电话里惊慌失措地告诉我，那个女人又在后院猛踢凯蒂的头。她对着围栏外朝邻居们呼救，但是没有一个邻居前来帮帮她。不过还是有一位邻居匿名报了警，说孩子们父亲的妻子总是虐待孩子。
警察找戴尔谈过话之后，戴尔就很快把孩子们装上车，然后开车走了，这样他也就不必处理这个局面了。因为戴尔的所作所为，我又给警察打了电话，这一次警察回复了我。但是我敢肯定，他这么做是因为迫于我邻居报警电话的压力，而不是因为我打了电话。
也许最好还是解释一下事情为何会发展到如此失控的地步。戴尔和他现在的妻子贝拉住在漫步道，他们住的房子是我们复婚后买的，我们本想在那房子里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但一切未能如愿。在最初的离婚协议中，他想要这套房子，另外我们也达成协议，共同拥有对孩子的监护权。因为我当时重返校园，需要重新开始学业，而且我知道我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稳定下来。我允许他对孩子有人身监护权，但不是控制权，对孩子的事情得由我们共同决定。至于他有没有再婚或者约会的自由，这都不是问题，他曾向我和孩子们，甚至我的父母都承诺过，他决不因为约会或结婚干扰孩子们的生活，因为她们已经承受得太多了。但是那个谎言不久就破灭了，他坚持的时间不过是一只蝴蝶的一生一息而已。1997年戴尔和我离婚后不到90天的时间里，他就完成了从相遇，到约会，再到同居，最后再婚的全过程。他这次娶的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而且还怀着别人的孩子。戴尔至少在口头上宣称过，他反对堕胎，但他现在不但拿钱给她堕胎，而且用的还是从我这里扣留的钱。他还欠我几千美元的房子首付款，更确切地说是我欠我父母亲的。如今住在这套房子里的女人，曾经至少结过两次婚，曾因为不付房租至少从两个地方被赶出来过，还因为有人举报她挪用公款而被开除过。同时，还因极度郁抑，甚至躁郁症而接受过医生的治疗，我搞不懂戴尔是怎么想的。
后来还是我打电话告诉戴尔，她已经嫁给了外郡的一个男人。戴尔自己不想花钱去调查他即将迎娶的这个女人，他吃准了我肯定会去调查她的，因为他打算把她留在家里。此事就发生在我们离婚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叫汤米·贝德纳的人，史蒂芬郡有登记的。”
“她和他离婚了吗？她说她已经离了？”他问我。
“她申请离婚，但未获批准。”我补充道。
“为什么没有？有什么障碍吗？”他问道。
“她被指控对婚姻不忠——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戴尔，看来是汤米认为她背叛了他，你怎么看呢？”
“你闭嘴，我只是想知道她是不是结婚了。不需要你来对我说教。”
“你知道吗？她在嫁给汤米之前，还嫁给了一个叫J.D.斯盖梅克的男人。你知道她的高中校长说她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嫁人了吗？你知道有人举报她挪用公款而被金融公司开除了吗？你知道她在服用躁郁症的药吗？”
“闭嘴！我才不在乎呢。”他继续道，“她会做你不会做的事情，你离开了我，记得吗？”
“我离开了你，”我果断地说，“因为你做了我不会做的事情，你有了外遇，不，你有很多的外遇！我原谅你在我们再婚之前我所知道的那几次外遇，我够善良的了。”
“去死吧！”他大喊大叫。
“现在不会，永远不会。谢谢你啊，你娶了一个已婚的女人！”
仅有一点信念是不够的。有时候，我不得不采取法律允许范围以外的行动。最终，在经历了被毒打、遭绑架、换律师、遇车祸，并发现戴尔和贝拉违反了至少20项法庭裁决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诉讼的胜利。我赢了！
这个胜利的到来并非一朝一夕，当然，要是能够速战速决那自然是太好了！倘若这场官司24小时之内就能打赢，我就不必遭受这几个月的煎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