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欢喜
五年级的时候，教室里突然变得有点儿儿怪怪的。
怎么怪我说不好，反正是不对劲儿，感觉哪里出了问题，但是又说不出来。这么形容吧，好像是一夜之间，大家突然都有了秘密，反正，每个人都变得神秘兮兮的。特别是男生和女生之间，似乎一夜之下有了一道裂缝，那裂缝不宽，抬脚就能过去，但裂缝里是不见底的莫名其妙，飕飕冒着凉气。
以前班里多热闹啊，一下课大家就嬉笑推搡上蹿下跳的，除了不能进错男女厕所，毫无顾忌。可现在不一样了，不知道从哪一分钟开始，大家一下变成每天都在开新生联谊会似的，男生扎一堆，女生围一群，互相借个橡皮都要说一声“请”和“谢谢”，哪哪儿都不对劲儿，不舒服。
就连我自己也有了些异样，比如说和前排的李菊吧。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就坐前后桌，课上课下你掐我打，何曾有过什么不愉快？我最喜欢捉弄李菊，上课时被老师点名到黑板前做题时，总无意地碰掉李菊桌角的书或者文具盒，然后装作满脸歉意地一点儿一点儿给她拾起来，每拾起一样就朝她扮一个鬼脸，因为老师就在她面前站着，她还不敢笑，生生憋成内伤。我最喜欢拽她的小辫儿，不分时间、地点，有事儿没事儿就拽一下，然后立马扮演无辜的路人，或转嫁祸端或趴在课桌上窃笑。
别说拽小辫儿了，我还往李菊的头上扔过路边摘来的植物种子粘刺球，结果李菊花了一整节自习课才摘完。当然，李菊后来悄悄回敬了我三颗图钉，撒在凳子上，我一坐下，屁股上扎了三个血眼儿。我天蝎座，会客气吗？很快，伤疤还没好，我就往李菊的文具盒里一次放了三条毛毛虫和一只小癞蛤蟆，她上课时尖叫着几乎从座位上弹了起来，那一声“啊”全校差不多都能听见。一瞬间，全班男生哄堂大笑，女生手足无措，而老师一脸错愕，只有我满脸同情，帮忙去捉那只生猛活泼的癞蛤蟆……几年的小学时光，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呀，我们没有生过超过两天的闷气，也没为此恼怒过。李菊对我最凶的表情是翻白眼儿，翻完还忍不住勾起嘴角，莞尔一笑。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欢喜异常。
可最近不一样了，李菊几乎没再转过脸跟我斗嘴吵架，甚至连白眼儿都没再朝我翻一个。我们好像突然间变得从来没认识一样，男女生之间那条裂缝，似乎就裂开在她的身后和我的面前。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最近也没怎么招惹她，更谈不上得罪。可是她和所有女生一样，开始了扮矜持、装冷艳，每天挂着女神般若有若无的傲气和清高，目中无人。
我不是没试过缓解这种略显尴尬的现状，可我再碰掉她的文具盒，李菊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自己起身收拾。我从后面突然拽一下她的小辫，她竟然不佯怒，也不笑，而是一脸厌恶地扭扭头，甩甩马尾，就像什么都没发生。
有一天课间我甚至讨好地求她转身，给她讲个故事。李菊没拒绝，但也没表现出以往的欣然接受，只是稍微侧了侧身子，听我略带夸张地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一个卖猪肉的和一个卖水果的挨着摆摊，一天俩人因为五十吊钱吵了起来，谁都说那五十吊铜钱是自己的，还各自都有人证。最后闹到了县衙，县官听两人讲完情况，让人把五十吊钱拿到后堂。没多会儿，回来就把那个卖水果的打了二十大棒，把五十吊钱判给了卖猪肉的。故事结尾，我一脸谄媚地请李菊猜：为什么县官这么肯定钱是卖猪肉的呢？李菊面无表情，既不猜测，也没有希望我讲出结果的期待。我只好悻悻地说：因为县官让人端一盆水，把铜钱往水里一放，水面一层油花—卖猪肉的整天摸肉啊！
算起来，那应该是我近期最后一次跟李菊说话，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我讲，李菊连个恍然大悟的表情都没配合我。
自习课，我实在忍不住疑惑，问同桌小利：“你有没有感觉最近班里有点儿儿诡异？”
小利趴在课桌上，压低着声音说：“你才感觉出来啊？”
我盯着小利看了足足五秒，也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跟我说话弄得像地下党接头。我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
小利扭头看了看邻桌的孟献文和明树，欲言又止地摇了摇头，说：“不太清楚，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
我觉得小利的吞吞吐吐立马在我和他之间画出一道友谊的深沟。
我们是同桌哎，我们俩从光屁股就一起长大的哎，我们争争抢抢恼恼好好，好歹也十年了，怎么可以突然这样—你们都藏着秘密，互相对个眼神就了解一切，只剩下我，傻乎乎的，不明白，被嘲笑。
于是我凑近小利，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说：“告诉我怎么回事儿，现在、马上！否则，下一秒我就跟你绝交！”
小利愣愣地看着我，回头想跟孟献文和明树求助，可俩人眼里满是心照不宣的笑意。小利挠了挠头，说：“咱们班的男生都有目标了，你没有？”说着，小利的眼神有点儿游移、分散，脸还红了。
我去！就这么点儿事儿，还搞得这么严肃，真有出息啊。我轻蔑地对着小利笑了一声，我在托儿所就把初吻送出去了好吧？还跟我玩儿害羞。
为了表示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幼稚，我开始不说话。小利见我半天不理他，又凑过来问：“告诉我，是谁？”
我忍住笑，“你先告诉我你的目标是谁，我再告诉你”。
小利的脸又红了，思忖了半晌觉得有风险，干脆就不说了。我接着逗他：“那孟献文和明树的目标是谁，说了吗？”
小利摇摇头，“当然不能说，说了万一让老师知道，就是证据了”。
“哦？”我突然明白了教室里最近气氛诡异的原因。每个人都揣着秘密不说，又想知道别人的秘密。想来，男生女生同此凉热吧？几乎是一刹那，我冒出一个想法，我忍住笑问小利：“下节是吴文化的语文课，你们敢不敢玩儿个游戏？”接着，我看向孟献文和明树，同步配合一个挑衅的微笑。
三个人的好奇心明显被我勾起来了，“什么游戏？”“你敢我们就敢！”
“既然咱们都有目标，那就挑班主任的课，趁吴老师在黑板上写生字词的时候，每个人都去拽一下自己目标的小辫，没有小辫拽一下头发也行。敢不敢？”
“你要是敢第一个去拽，谁还怕谁不成？”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达成了一致。
“第一个就第一个，你看我怎么给你们做示范。”我用眼角瞥了一眼李菊的背影，她依旧和平日里一样，背挺得笔直，像是随时都在防范我出什么招儿损她。
语文课，吴老师在黑板上写课文标题时，他们三个人就示意我开始。我淡定地摇了摇头，一直等到吴老师带着我们读了一遍课文，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开始写生字词的时候，才跟他们三个打了个招呼，半起身，猛地拽了一下李菊的小辫，然后快速坐回凳子。说实话，我很紧张，但更多的是想笑。我怕自己会笑出声来，于是趴在桌子上，把脸埋进语文课本里，拼命忍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我已经平静下来了，准备抬头看他们三个的表演，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愤怒地说：“报告吴老师，有人拽我头发，好疼！”说着说着，还有了哭腔。
我愣愣地抬起头时，李菊举起的右手已经开始放下了，半路转去面前，估计是在抹眼泪。吴老师转回身，一脸的惊诧错愕。他两只手撑在讲桌两边凸起的边沿上，中山装的衣角蹭了讲台上的粉笔灰，沾了一圈白。吴老师扫视着全班，不怒自威：“谁欺负女同学，请自觉站起来。”当然，不会有人站起来。吴老师又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可还是没人站起来。空气渐渐凝结。吴老师看样子也不准备继续上课，只是用眼睛来回不断扫视，搜寻着蛛丝马迹。好一会儿，他没有收获，因为我有备而来，早就装作若无其事了。
李菊突然又举起了右手，说：“吴老师，让后面两排把手伸出来我就知道是谁了。”
吴老师将信将疑地看着李菊，而李菊已经站起身看着我们了，她脸上的泪痕未干，表情却是愤怒中带着点儿冷酷。看着她的眼睛，我觉得心里发凉，忽然觉得自己不认识这个坐在我前排已经三年的女同学了。
吴老师见李菊如此坚定，便让我们四个和后排四个都摊开双手。大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呼啦一下围了过来。迷局在我看向自己双手的一瞬间就揭开了：我拽李菊小辫儿的右手，有一抹蓝墨水，那是李菊最喜欢用的“英雄牌”天蓝色墨水。但是我没猜到全部的结果。那天被吴老师罚去墙角站着听课的不止我一个人，而是四个。因为手指有蓝墨水的，还有小利、孟献文和明树。
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喜欢，只知道哪怕看她一眼，就莫名欣悦。
后来：
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颜色还是天蓝色，因为那几乎是唯一一个能让我看一眼就欢喜的颜色。哪怕如今早已没什么机会用钢笔了，可圆珠笔的一次性笔芯的颜色，我的首选也还是天蓝色。
小荒唐
吴文化竟然挑中我作为阿芳的搭档，代表学校参加全镇中小学清明节扫墓的朗诵大会，我当然受宠若惊！这要是前几年，我当仁不让啊，可如今“泯然众人”了不是。再说了，阿芳是谁？巩沟中心小学“新晋当红炸子鸡”，语文、数学两门主课全校第一，唱歌、跳舞、朗诵都代表学校去镇上参加过比赛，另外她还是全校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双料主持人。
按惯例，清明节朗诵大会的标配从来都是一男一女，这个全镇中小学最盛大的活动，能代表学校朗诵的都是尖子，所以看着是表演，实际上是比比赛还紧张隆重的斗秀，是每个学校软实力的最佳体现。
第一天排练，我就看出阿芳眼里的不屑。我知道，她觉得我分量配不上跟她搭档，可是没办法，是吴文化选我的，不是我死乞白赖求来的。可阿芳一有机会就向吴文化表达不满，她说我衣服有点儿土，起码应该白衬衫蓝裤子，还说我个头比她矮，还嫌我朗诵的词儿没全背下来，还有，我嗓门小、声音尖，一点也不浑厚……其实这些我都好解释，我衣服土气应该怪我妈吧？我个头矮，谁让她比我大两岁呢？我又不是种子选手我着什么急背台词？再说了，我声音小是好久没出这么大的风头，所以没了自信，我声音不浑厚是因为我还没发育好吧。
可吴文化根本没给我解释的机会，直接命令我：“回家找一套新衣服、三天内把词儿背熟、再练练嗓门儿，个头……就这样吧，你得加倍努力啊！”
我只好无奈地点点头。
背词儿不是问题，放学后带着朗诵词上了树，一个傍晚我就背得滚瓜烂熟。迎着夕阳和微风，我的嗓门自然就大了起来。虽然自信不是一天就能找回来的，但我想象着面对几千名学生，那感觉相当不错。我知道，只要愿意，我能拿出最好的状态，既配得上阿芳，也对得起吴文化重新给我的机会。至于新衣服，解决得相当顺利，我妈听说我要跟阿芳一起代表学校朗诵，一高兴竟然第二天就去镇上给我买了一套白衬衫蓝裤子，还额外加了一双我讨要很久她也没舍得买的白色回力鞋。
只是那天晚上有点儿节外生枝。饭桌上我妈一直唠叨着我要代表学校朗诵的事情，话里明显都是对我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欣慰和惊喜。我二姐在竞争代表她们中学朗诵的过程中败下阵来，原因是音乐老师觉得她脸比另外一个女生大，这让她很是受辱，一晚上皱着眉头一声不吭。我妈夸我一句，她就偷偷甩给我妈一个白眼儿。
我爸疑惑道：“代表学校去扫墓？给谁扫墓？”
“就是隔壁三侯村那个烈士，年年清明都来这么一出，敲锣打鼓一整天的。”
“去给侯老二扫墓？”我爸咬了一口馒头，面不改色，但我听出他话里有话。
“他是什么烈士？当年就是个地痞流氓！”我爸“哼”了一声，抹掉嘴角的馒头渣，有点儿愤然地转头对我说：“你爷爷他们兄弟几个当初没少被他祸害，你做小买卖他就敲竹杠，你开个油坊他别着把土枪来收保护费，你爷爷当个校长他都到学校占了几间房。后来学生多了让他腾房，他跑去告发，说你爷爷私藏了十几条枪，要带着学生造反。你爷爷连枪都没摸过几回！听说你爷爷失踪那天夜里就是他带人绑走的。”
我发誓，从我有记忆以来，我爸从来没有跟我一次说过这么多话。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到最后他也没总结出一句什么，但我悄悄地明白了他的情绪。
第二天我去找吴文化，告诉他我不参加朗诵了。吴文化一脸的奇怪，想来也是，我竟然敢拒绝这么一个光荣、重大、绝无仅有的好机会。
吴文化问：“为什么不参加了啊？”
我说：“我衣服土，又比阿芳矮，词儿也没背下来，嗓门小声音也不浑厚，还是换别人吧。”
吴文化慌了，“还有三天就清明了，现在让我换谁也来不及啊。你是不是自尊心受到打击了？你是我挑的，选你不是因为你个头高、嗓门大，而是你有经验，上过舞台，底子摆在那里，你不用自卑。你这身衣服就不错，可以直接穿上台。”
我暗暗后悔不迭，责怪自己臭美，一大早就把白衬衫蓝裤子穿上不说，还把回力鞋也套上脚了。连吴文化都破天荒鼓励起我了，我不知道怎么拒绝下去，只好说：“那你不怕我在台上要是出丑，会给你和学校丢脸？”
吴文化重重点头，“我对你有信心，你有这个底蕴！”
那我就没办法了，不是我求着吴文化让我上的，也不是我故意要跟阿芳作对，是他们逼着我没法后退。那篇矫情的朗诵文章我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而且声音可大可小，嗓门自如控制。再排练时，连阿芳都对我刮目相看。
清明节那天，学校瞬间到达了沸腾状态。仪仗队敲锣打鼓，吴文化不知从哪弄了一根白色棍子，怪模怪样地上下晃着，让仪仗队跟着节奏演练。全校学生都穿上新衣服，是不是少先队员都系上红领巾。大家在各个班的班主任的引领下，举着花圈、扛着红旗、戴着纸菊花，按顺序进场。这是精神面貌的体现，在学校的操场就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我和阿芳最好笑，被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摁着往脸上扑了粉，还在两颊抹了红脸蛋儿。站在全校队伍的最前面，我扛着校旗，阿芳举着一个青松扎成的圆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全村老少挤在路边看，像过年等唱戏一般。
各个学校的朗诵顺序现场抽签决定，抽完签，吴文化圈起食指和拇指，让其余三根手指笔直地散开着，我知道这是OK的意思。他满脸兴奋地跟校长汇报之后就跑来告诉我们，他抽到了最末一位，这是绝佳的上签—因为最后一个最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前面朗诵得再好，到后面也差不多忘了。
其实，朗诵大会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台上的人举手投足都意气风发，为了情绪饱满必须声情并茂甚至声嘶力竭，而台下嘈嘈嚷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以前我在人堆里最兴奋，但今年不行了，我像个木偶，被安排在学校代表的最后一席，面无表情。我不紧张，也不兴奋，就像坐在树杈上看着夕阳一样，脑子是放空的，发呆走神，惬意轻松。
终于轮到我们学校，我跟着阿芳笔直、挺拔地走上舞台。奇怪，我竟然能看到阿芳头顶那根昂扬的马尾辫，难道这几天我长高了一截？
最后上台朗诵总是最受关注，但是希望大压力也大，用吴文化战前动员的话说，不是在压力中精彩爆发，就是在紧张里丢盔弃甲。
我知道，最终的结果必定会轰动全场，因为我注定会再次成为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