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二年十一月，王翱因为身患疾病，真是没有精力再去处理朝中一切事情了，于是第八次提出辞职，诏曰：“爱卿德望老成，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还需要你再辅佐我成大业，以成用贤图治之功，还是不允许你离开。”于是，朱见深命太医每天都要前去诊视王翱的病情。每有政事，朱见深第一个想到的人还是王翱。
成化三年七月，王翺已经卧疾超过五个月，第九次提出辞职，家人也奏请皇上，要在家养病，言辞十分恳切，当时王翱已经有八十四岁了。这一次，朱见深看王翺实在没有精力辅佐他了，终于不情愿地同意了王翺的辞职。操劳了一辈子的王翱想要回故乡安心养病，可是还没来得及出京城，就于同年十一月去世了。王翱虽然历仕五十三年，但是身后却没有多余的财产。人们都称赞他始终清白、名节不失，视古大臣无愧云。
朱见深正是在李贤、王翱这些老臣的精心辅佐下，才顺利地坐稳了皇帝之位，并开启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老臣们一个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抚治荆襄流民
流民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病态，成为历代王朝的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洪武年间，曾制定了一项极为严厉的户籍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把百姓们永远地束缚在土地上，以保证国家的赋税和徭役。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大批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再加上赋役的日益苛重，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如此一来，“流民”和“逃户”就越来越多，荆襄山区很快便成为了一个流民最大的聚集区。
提及荆襄的郧阳地区，主要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的地带。向北走，有秦岭；向南走，有大巴山；向东走，有熊耳山；居于中间，有武当山和荆山。那里山深林密、沃野千里，成为封建统治的最薄弱环节。在元代的时候，这里就已经是流民的聚集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聚集区的百姓也会时不时地与朝廷武装对抗。明朝初期，开国名将邓愈奉明太祖朱元璋的命令，平定了这一地区，随后便将那里的百姓全部迁移，腾出了这片地方，并下令严禁百姓进入此处。但是到了永乐年间，这一封锁就已经被打破，郧阳山区依然源源不断地有流民进入。宣德至成化年间，聚集在这里的流民已经达到150万，真成了一个不小的群体。他们千百为群，为了寻找生存之道，便就地开荒采矿，流徙不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天顺八年（1464年）的时候，明朝政府还特意设定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负责管理荆襄、南阳三府的流民的各种事宜。
成化元年（1465年）三月，在荆襄流民中有个叫刘通的人，被人们举荐为这里的首领。有一天，刘通联合另外两个兄弟，在房县大木厂聚众4万人进行起义，这两个人曾经跟他患难与共，后来结拜为兄弟，他们分别叫石龙、刘长子。这几个月以来，刘通一直盘踞在梅溪寺，并自称汉王，年号德胜，还任命了将军、元帅等。
同年五月，朝廷指派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会合湖广总兵李震、河南巡抚王恕入山征讨这群流民。当时的刘通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万山之中，还分为七屯，一边耕田，一边作战，日子过得倒是挺滋润。在梅溪附近，刘通的起义军打败了湖广总兵李震，杀都指挥以下的军官达到38人。总兵官朱永不幸生了重病，只能暂时留在了南阳。兵部尚书白圭率官军分兵四路，分别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犄角一同并进。白圭、唐慎、李震在南漳小胜义军，并进至潭头坪。
就在同一时间，林贵、鲍政自远安进兵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县进兵浪口河。王恕、都指挥刘清等自谷城进兵洞庭庙，四面围攻刘通。这一次，刘通吃了败仗，率部撤到了寿阳，欲出陕西。苗龙走大市，欲出远安。明军已至寿阳，刘通起义军的退路被截断了，随后遂退至大市，与苗龙合兵，拒战明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刘通的儿子刘聪以及苗虎等百余人战死了。明军乘胜进逼，刘、苗率众退保山寨，这里山险谷深，易守难攻。正好又赶上大雨泥泞，明军猛攻了三天三夜，都没能攻下山寨。
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白圭率兵前来增援，刘清领兵千余，由小路绕到寨后，纵火焚义军营寨。正面，白圭率大军进攻，义军数万迎战，见营后起火，腹背受敌，顿时乱了阵脚，被明军斩杀了万余人。刘通、苗龙等40余人被生擒。送到京师，磔杀于市。义军余众男子10岁以上者都被斩杀。刘长子、石龙两个人在乱军之中逃去，收集余部，聚众于四川巫山。白圭派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追蹑其后，进兵巫山。
同年十月，刘通义军粮草都用光了，军心也开始有所动摇。白圭派指挥张英打探，知道他们缺少粮草，于是想趁机进山诱降他们。刘长子见明军气势汹汹，临阵动摇，起了投降之心，五花大绑把石龙绑了，送到了喜宁营。而他自己则率领众军到喜宁营乞讨粮食，随即投降。过了不久，刘通的妻子连氏以及义军将领一共600余人都被诱降。刘长子因为出卖石龙等义军领袖，终究还是没能逃过一死。同年十一月，明军班师回朝，众人都被押送进京，石龙与刘长子等均被杀于市。为了能够彻底安抚流民，朝廷又任命原户部右侍郎杨璿为右副都御史，前去抚治荆襄、南阳流民。
刘通组织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连续几年的干旱，使许多小农无以为生，于是大批入山。很短的时期内，流民入山者就达90余万。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荆襄流民李胡子、王彪、小王洪等刘通旧部又聚众起义，他们在南漳、内乡、渭南之间活动。李胡子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名号。
同年十一月，朝廷又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前往镇压，也没能解决流民的问题。从那以后，朝廷为了有效防止流民再一次进入，便制定了一个严刑峻法，凡是违反的人都要被治罪。规定中这样写：凡是闯入山中的人，带着枷号示众一个月，全家都要被谪戍边卫。此外，朝廷还命人在12个通衢要路设立营堡，并驻兵200人常年戍守在那里，又在8个水陆要塞设立巡检司，凡是路过此地的人，都要进行一一盘查。即便如此，流民偷偷入山的趋势依然没有减少，这让朝廷伤透了脑筋。
成化十二年（1476年），聚集在荆襄山区的人数又达到几十万人。对此，朝中的一些官员两次出兵，但是并没有实际效果，这都是当年项忠滥杀无辜酿成的恶果。为了改变这一政策，祭酒师傅周洪谟特意写了一本叫《流民说》的书籍，在这本书中总结了东晋时设侨置郡县的办法来处置和安抚流民，还主张“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置州县以抚之”的做法。这时候的朝廷，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只好采用这种办法，于同年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再次去安抚流民。
同年十一月，朝廷正式开设湖广郧阳府，又在其他地方开设湖广都司、卫所及县，迁回流民113000户，遣返故土16000户，愿留者达到96000余户。为了真正做到安抚流民，朝廷还答应他们可以自占旷土，开垦为业，以供赋役，并设置郡县进行管理。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具，割郧、津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分商南、山阳二县，以商县为商州，以郧阳府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卫设于郧阳。就这样，流民问题才暂时得到了解决。
项忠使流民“堕泪”
项忠，是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人，是明朝有争议的政治人物。正统七年（1442年），项忠顺利考中进士，并被授予刑部主事职。因为功绩不错，后来被晋升为员外郎。
正统十四年（1449年），项忠跟随朱祁镇北征蒙古瓦剌，在兵败之时，情急之下，他不顾一切地去掩护朱祁镇逃脱瓦剌人的追捕，自己却不幸被俘。一夜之间，他便成为瓦剌人的俘虏，他们命令项忠替他们喂马。身手敏捷的项忠乘着敌军不注意，挟持二匹马急忙往南奔逃了。他骑着马不停地跑啊跑，日夜兼程，终于马跑不动了。为了不耽误行程，项忠抛弃了马，光着脚丫子徒步走了七天七夜，总算逃回宣府，进入府第那一刻他便累晕在了地上。
景泰年间，项忠由郎中调升为广东副使。天顺初年（1457年），项忠又被任职为陕西巡察使。当时陕西正在遭遇严重的饥荒，项忠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救灾的事情过去没多久，他的母亲就病逝了，于是他辞官回家服丧。陕籍军民舍不得这样的好官就这样一走了之，纷纷到朝廷请求留任项忠，得到了朱祁镇的同意。
天顺七年（1463年），陕西饥荒还是没能彻底解决，这一次项忠自作主张，命令部下开仓，以180万石粮食救济灾民，并奏请免陕西税粮91万石，朱祁镇一一答应。同年十一月，朝廷又以大理卿召项忠赴京，陕西父老又一次要求朝廷挽留项忠。朱祁镇看到项忠人缘如此之好，只好将项忠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当时，陕西的水质多碱，不能饮用。为了解决百姓的吃水问题，项忠组织人力开龙首渠及皂河，引水进城。又疏浚泾阳郑、白二渠，灌溉泾阳、三原、礼泉、高陵、临潼五县田地七万多顷。战乱总是不断，不久之后，居住在洮（今属甘肃省）、岷（今甘肃南部）的羌族闲来无聊，便无端起事。项忠上疏说：“羌族入侵，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劫掠财物，如果将他们全部斩杀似乎有伤仁慈，可是如果一味地抚慰他们，也显不出我大明的威武，请让我见机行事，如何？”经过朱祁镇的同意后，项忠便率领陕西子弟兵到边境，先是占据了险要之处，之后就摆好阵势，准备讨伐羌族。说是讨伐，其实只是在虚张声势，吓唬那些羌族人而已。羌族首领见项忠声势如此浩大。没等项忠出战，他们就一个个吓得投降了。项忠利用自己机智的头脑，打败了羌族，让边境百姓从此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