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一年（1654 年）的初春，江南又染新绿，本应充满生机的季节，却因连年战火，仍是一派肃杀之气。自元旦过后，传入宫廷的消息更难令顺治帝兴奋。南明定西侯张名振，兵部侍郎张煌言率师自长江口溯江而上，入京口，登宝山，望江宁（今南京），逼进明孝陵。在西南，永历政权正谋发兵数十万东出，以收复失地。顺治帝深感各处清军已疲于奔命，往来调动，难以应付新出现的逆转形势。他觉得这新的一年仍是吉凶难料。
就已得的地盘而言，素有天下粮仓之称的长江三角洲，近年却连遭水、旱之灾。近京之地的直隶、河北、山东已一片汪洋泽国，饥民四处流散。要求汉人剃发易服，惩治八旗奴仆出逃的“逃人法”已是三令五申，但汉人的反抗和对立情绪却是有增无减。甚至朝中汉臣也纷纷冒死谏言废止“逃人法”，竟相留头发，复衣冠……
顺治帝已被这些恼人的天灾人祸弄得心绪烦乱，若不是有母后皇太后坐镇宫中，他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得了这乱如麻团的局面。
就在这世事多难，人心忧烦的时刻，一个高贵的小生命降临人世，历史把这当成大事记录在案。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 年 5 月 4 日）上午，紫禁城内景仁宫，宫女频繁出入，脚步匆忙。庶妃佟氏十月怀胎，就要分娩了。随着一声婴儿嘹亮的哭声，宣告顺治帝又有一个皇儿来到人间。
皇帝又获麟儿当然是大事，可人们从婴儿那张粉嫩的小脸上又能看出什么“惊人”的征象呢？按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这个皇儿既非嫡出，又非长子，有谁敢对他的降生大加吹捧呢？可史书上却说：这个婴儿尚未出生，他额娘佟妃的衣裙上便已有“龙绕”。而且说，他的祖母皇太后曾对佟妃身边的宫女说：“我当年怀有皇上（指顺治帝）时，身边的人就曾看见我的衣服上有龙
盘旋，红光灿烂。后来，果然生下当今圣上。现在佟妃也有这样的吉兆。”同时，在这小皇子诞生时，据说景仁宫满室“异香，经时不散。又有五色光气，充溢庭户，与日并耀”。人们硬是看出这个婴儿“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龙准岳立，耳大声洪，狗齐天纵”。
当然，这种可笑的文字，只不过是那些捧臭脚的封建文人的寻常笔法和帝王家族愚弄人民的惯技。其实早在这个婴儿降生的数十年以前，清朝皇室爱新觉罗家族崛起于中国东北时，便已在自己头上罩起了神圣的光环。
在清朝皇室追述自己祖先的任何一本书中，人们首先看到的都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故事说爱新觉罗的始祖是下凡到长白山天池洗澡的一个仙女吞了喜鹊蛋后降生到人间的。从那以后，爱新觉罗家族便诞生了第一个超凡脱俗的英雄。
以后更是英雄辈出。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始，清太宗皇太极及顺治皇帝都莫不如此。
努尔哈赤被说成是“孕十三月而生，龙须凤目，伟躯大耳，声若洪钟”。皇太极则“天表奇伟，面如赤日，严寒不粟”。顺治帝降生前，他的母后不仅红光绕身，而且还梦有一神人抱着一个孩子递给她，并对她说：“此统一天下之主也。”顺治帝诞生时，“顶中发一缕耸然高起，与别发迥异，是日红光耀照宫闱，香气弥漫。”
说来说去，只有一点毫无疑问，全是鬼话连篇，荒唐无稽。
这种把人说得不像人的笔法在那个时代已成为传统。当一个人物成为统治者后，“史书”中便会对他进行一番重新包装，直到把他来到世间的形象改变得不同寻常、超凡脱俗。
其实，当时人们很难从顺治帝这个新生的皇子脸上看出他未来的前途，甚至很难断言他一定能活下来。因为在他降生前，顺治帝的庶妃巴氏虽生了第一个儿子牛钮，刚刚两岁便夭折。第二个儿子福全，为庶妃董鄂氏所生，这时也仅仅两岁，还有一只眼睛莫名其妙地失明了。
如果按这个婴儿的祖母，正在清廷幕后操持大权的顺治帝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在他额娘身上看到的“吉兆”来推测的话，他和他的额娘自然都非凡人。他出生后，无疑应被当作一个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来对待：拥金堆玉，奉若神明，关怀将无微不至。他的童年将会是充满爱意和温馨，佟妃和皇父将自然将他视为掌上明珠并寄托着无限的希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从有限的文献资料中证实，这个新生儿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值得人们对他
另眼相看。他是一个皇子，但只是顺治帝与那位他并不怎么爱恋的佟妃一夜温馨的副产品。正因如此，在他降生后，顺治帝仍然忙于那些令他心烦的政务。三月十八日对于顺治帝来说很快便失去了它的特殊意义，他没有给佟氏母子以更多的关照和垂顾，以致于在这个皇儿降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直到这个孩子 8 岁时，由于顺治帝已自知难以挣脱死神之手，决定由这个皇儿来接管大清朝的江山，才由宫廷内的一番商量，匆忙地给他起了个名字：爱新觉罗·玄烨。从那时起，他的存在才从很少被人注意到被全中国人所关注；他的生命才像他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样逐渐散射出熠熠光辉。从那以后，他的臣子们不仅编造出了他诞生时的种种神话，也把他在位长达 61 年的统治渲染得极具神秘圣明。因为他是中国自秦始皇以后数百个皇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他在位的年号“康熙”在那以后即被中国人家喻户晓，也成为他的代名词而传遍世界。
儿子顺利地降临人世，佟妃如释重负。景仁宫中的一切都显得温馨和顺，这位 15 岁的小额娘第一次品尝到了做母亲的甜蜜。佟氏家族也因此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品尝到了贵戚的权位。
佟氏是辽东大姓，世代居住在辽阳、开原、抚顺三地。在明朝后期，经常在近边一带经商贸易，颇有家财，令乡人向往羡慕。当顺治帝的祖父努尔哈赤率满洲贵族金戈铁马驰骋于辽东时，佟妃的祖父佟养真率族众一千余人投奔到努尔哈赤旗下，成为汉人中最早的归顺者。两年后的天命六年七月（1621 年 9 月），佟养真被明朝将领毛文龙杀于东江镇（今辽宁丹东附近）。佟妃的叔祖佟养性因战功，被努尔哈赤配以宗室女，成为“额驸”。以后在皇太极时期，佟养性成为新编汉军的总统领。当崇德七年（1642 年），汉军分立八旗后，佟氏族人编了 7 个佐领，隶汉军正蓝旗。佟氏的许多儿男成为清朝开国的功臣。佟妃的父亲佟图赖是佟养真的次子，在与明朝争夺辽西走廊的多次大战中屡立战功，后任正蓝旗汉军固山额真。在清军人山海关的最初 8 年中，由北向南征战沙场，直到女儿入宫为妃，才从湖南返还京师。
尽管佟氏一门军功卓著，按清朝“汉女不入宫”的规定，顺治帝似不应纳佟氏为妃的。但清初的皇室婚姻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更具政治色彩，且汉军与一般汉人毕竟有所不同。或许是为了表示对汉军旗人的优崇和信任，顺治八年八月十二日（1651 年 9 月 26 日），14 岁的顺治帝大婚，年仅 12 岁的佟氏入选宫掖，
被封为妃。尽管她不受顺治帝的宠爱，3 年后，佟妃毕竟为顺治帝生下这位皇三子。
然而，佟妃品尝为人母的喜悦没有几天，她的儿子便在响亮的哭声中被保姆抱出了景仁宫，移住别宫抚养。这倒并不是因为佟妃不受顺治帝的宠爱所致。有人说这是清宫的规定：亲生母子不许同居一宫！就这位出生未久又没有命名的小皇子当时所处的特殊情况看也许另有原因。
小皇子被移居的别宫在哪里？正史均不见记载。或许因为后来康熙皇帝位居九王之尊，没有人敢忆及并提起他为皇子时的难堪往事，这一史事几成谜案。
在康熙帝死后一百多年中，较早记载此事的《恩福堂笔记》一书明确说：在紫禁城西华门外有一宫，“地为龙潜旧邸”，后殿供奉祖牌，正面写有“圣祖仁皇大成功德佛”9 个字，背面书圣制五律一首。只因这个宫殿曾住过一个皇帝，他人不便居住，康熙年间便一直作为“潜龙邸”而闲置。康熙帝的儿子雍正帝继位后，亲笔书写“泽流九有”门匾悬挂，改称为“福佑寺”，成为一个祈福的寺庙。
康熙帝的童年正是在这里渡过。
就在小玄烨出生前后的顺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连续 3 年，京城正流行着一种令满族人心惊胆战的传染病——天花，吓得王公亲贵人人自危，扰得皇宫中人心惶惶。正是因为这一点，出生不久的小玄烨也算是被关照，很快便被送出紫禁城避痘。
也许才知道正是因为皇子的高贵身份，才使周围的人对自己关怀倍至，耐心恭敬。但他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在 5 岁以后，他每天都有课程，要规规矩矩地识字，不仅要跟一个叫苏嘛喇姑的宫女学习弯弯曲曲的满文，还要跟张太监和林太监学习方方正正的汉文。从他们的讲述中，他才知道自己是“满洲人”，此外还有“汉人”、“蒙古人”。知道自己住的地方和父皇发号施令的紫禁城曾经是明朝的首都，而自己的祖先创立的大清朝，凭借英勇的骑射从很远的东北到此，打败汉人，将它据为己有。每一天仍有许多消息从南方传到父皇那里，在大清朝遥远的南方，争夺江山的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
虽说到紫禁城外居住是为了避痘，但早已躲过痘神娘娘魔掌的小玄烨可能一直到顺治帝临终时才最后迁入清宫。不过在那 8 年中，他当然也会经常随保姆、太监等进宫，去给父皇、皇额娘（皇后）和额娘（生母佟氏）请安。当他看到紫
禁城的庄严，看到一班班朝服翎顶的大臣对父皇顶礼膜拜，一队队威武的侍卫和太监对父皇唯唯诺诺，他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崇高，权威无限。他 6 岁时，在一次入宫给父皇问安时，顺治帝随口问及身边的几个儿子将来的志向时，当时只有 3岁的五皇子常宁尚不能理解父皇的问题：小玄烨的哥哥福全回答说：“愿为贤王”；而小玄烨却仰起满是麻点儿的小脸，应声回话说：“愿效法父皇。”一语既出，不禁使顺治帝大为惊异。当然这种回答是出自每个小皇子身边施教者的授意，还是小皇子们天真随意的应对，已很难猜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当时顺治帝正春秋鼎盛，才仅有 20 余岁，将来嘱意哪个儿子继承帝位，还未曾打算。小玄烨的回答自然不会是对父皇意向的揣度。
但正是这种从小便立下的志向，促使小玄烨很能用功学习。尽管在启蒙教育中，他所接触和领会的知识是有限的，然而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却养成了他在后来勤奋不懈的读书习惯和勤奋自勉的为政作风。《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说：小玄烨“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语出至诚，切中事理”。这话固然不无夸张，但据他后来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指他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秩，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这种较为严格的督责和教育对小玄烨一生的影响的确不能低估。他的许多良好的习惯和品格，除读书和留心典籍外，诸如书法、骑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行走坐卧、言行举止等都能不惮烦难、谨小慎微，深受臣民爱戴敬仰，均与幼年教育有关。正因如此，后来他不仅每每谈起幼年行事深感自豪；且对护持自己多年的两个保姆及祖母充满深挚的感情。当后来两个保姆去世后，他非常怀念，分别追封为奉圣夫人和保圣夫人。对他们的亲故后人都给予重用和信任，视为家人。小玄烨对祖母的感情更是无比真挚并有着深深的依恋。也可以说他的祖母是对他的一生影响最重大、最关键的无可替代的一位特殊人物。
一说起祖母二字，人们总是容易在脑海中幻化出一个腰弯背驼，老态龙钟的老妇人的形象。其实小玄烨出世那一年，他的祖母才刚刚 42 岁。数十年的宫廷生活，锦衣玉食，加上善于调养，这个虽已步入中年的当今皇帝的母亲仍是风度翩翩，姿色犹存。
小玄烨的祖母，姓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人。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二月初八，她的父亲寨桑是蒙古科尔沁部的贝勒。当满族崛起东北大地，盛势日盛一日的努尔哈赤时代，尔沁部便即输诚降顺。顺治帝父亲皇太极执政后，继续了努尔哈赤的联络，结好蒙古诸部的政策，献血誓盟，联姻结亲。他本已娶了寨桑的妹妹哲哲为嫡福晋，即位后册封为皇后。就在他即位的前一年（1625年），这位 34 岁的大贝勒又迎娶了寨桑的次女当时只有 13 岁的布木布泰。她就是小玄烨的祖母。这位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鲜花，满目青苍的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女儿，立即以其美丽、天真、聪慧又不乏豁达的容貌和性格，很快赢得了皇太极的喜爱。九年后，她的姐姐海兰珠也嫁给皇太极。自此，一姓姑侄三人同事一夫。崇德元年（1636 年），在姑姑被册封为皇后的同时，布木布泰被册封为永福宫左妃。她在先后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女儿之后，崇德三年（1638 年），生下了皇九子福临，5 年后，52 岁的皇帝丈夫去世，6 岁的儿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帝，母以子贵，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那一年她年仅 30 岁。第二年（1644 年）清军攻入山海关，年末，她随儿子由盛京（今沈阳）迁居北京，进入紫禁城。
清朝八旗铁骑的捷报虽如雪片般送入宫廷，然而民族征服和大屠杀所引起的反抗却也日益激烈，汉人抗清力量蜂起于各地，不惜抛头洒血拼死搏斗。可皇太后忧虑的恐怕并不在于儿子到底能不能最终成为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她所担心的是儿子能否坐稳皇帝的宝座，始终是这座皇宫的主人。一年前皇太极去世后，宗室诸王间为争夺皇位所进行的激烈争夺，造成的流血，早已令她心惊胆战，为此她不知暗中落下多少忧伤的眼泪。作为各派势力平衡的产物，自己的儿子虽有幸得承大统，可他毕竟是个 6 岁的小孩子。得为摄政王的九王多尔衮在很短的时间便已基本排斥了另一摄政王济尔哈朗而大权独揽。她很难想象出这位只比自己大一岁的小叔子，在势大威严，令行禁止的情况下，没有取顺治帝皇位而代之的企图；她也很难想象以自己这一介女流，新寡的皇嫂；一位有其名无其实的幼儿天子，能有什么制约多尔衮的力量。这位指挥千军万马，操持内外大政的多尔衮无论是能力、精力和权力都如日中天，不可一世。正像一片无法排遣的阴影笼罩在这孤儿寡母的头顶。可以想象，在清王朝入主中原的最初几年，皇太后也许无数次地在暗地里搂抱着自己的儿皇帝企求过神佛的佑护，并渡过无数个难耐的不眠之夜。
然而多尔衮摄政七年，除了平定了更大范围的扰清斗争，基本稳定了清政权
对全国的统治，宫廷内倒并未发生什么变故。多尔衮死后，顺治帝竟以 14 岁之龄正式亲政，真实地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对此，数百年来人们猜测，编造出各种各样的解说，把问题弄得极为复杂和神秘。经过历史学家们认真细致的研究，真像已大致显露。正如一位哲人所说：
“男人靠勇敢和智慧征服天下，女人靠征服男人取得天下。”既然当年自己是为了结好满蒙关系的政治目的和姑姑都嫁给皇太极，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下嫁给早已对自己垂涎多时的多尔衮呢？约在顺治五年十一月冬至（1648 年 12 月 21 日）之前，皇太后下嫁给多尔衮。到冬至这一天，多尔衮便由“皇叔父摄政王”而被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为清初的太上皇。对此，当时正在南方浴血抗清的张煌言衡以汉民族伦理规范和传统观念，以充满讽刺和蔑视的文笔写道：
“上寿觞为合苍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但张煌言并不了解这位太后的心计和无耐，即或他知道，他也可能不把此事看成是荒唐和笑话来加以攻击。但无论如何皇太后以两年的“政治婚姻”保住了儿子的帝位。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位“佐太宗文皇帝（皇太极）肇造不基”的皇太后，更利用她的经验和政治上的成熟全力支持儿子的政务，费尽心机地帮助年少气盛，多好感情用事的顺治帝尽量减少他的失误。随着皇孙一个个降临人世，她更是倾注了自己慈母般的爱意。但她对皇孙们的严格的培养教育很明显地具有着政治期望的远见。
能让顺治帝在大婚时纳一个汉人佟氏为妃，很难说不含有这位皇太后安抚汉人的政治目的的意思。也许正因如此，在小玄烨降生之前，她才对佟妃说了那番“红光绕裙的吉兆”的话。小玄烨的降生，这个具有一半汉人血统，一半满族和蒙古族血统的混血儿受到了祖母的特殊关顾。从他刚刚蹒跚学步，咿呀学语，便亲加训戒约束。又把贴身侍女聪明好学有知识的苏麻喇姑派去经常看顾。小玄烨自幼“赖其训迪，严教国书”。
其实，皇太后对小玄烨的关心爱护是不能用一些表面的事例描述清楚的。那种骨肉深情和挚爱深刻影响了玄烨的一生，这在他即帝位之后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到了一日不能离于膝下的程度，那时他还只是一个 8 岁的小孩子。如果
没有幼年即培养出来的感情，只以政治的需要去问政于祖母来解释，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玄烨后来每每回忆幼年往事，总是祖母不离口，这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向臣民表明自己的孝道，更多的是出于发自肺腑的挚爱和依赖祖母才得以成立的由衷感激。而这种对祖母的情感之所以如此浓烈，却同时与他的幼年没有得到父母应给予足够的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玄烨降生这一年的正月初一（1654 年 2 月 17 日）凌晨，紫禁城还笼罩在浓浓的夜色中，冷冷的北风绕过乾清宫早已残毁的墙垣，吹得乾清门上悬挂着的一溜宫灯直晃。由十几个大臣和数十名侍卫组成的仪仗和护驾队伍整齐地站在门外等候皇上登舆。一声声传呼由远及近，在几十盏宫灯的引导辉映下，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走出宫门。顺治帝全套龙袍礼服，在数名太监的扶掖下登上礼舆。在午门鸣响的钟声里，圣驾一行出紫禁城，朝长安门外的堂子行进。
过了这个元旦，顺治帝虽然刚满 17 岁，可他已当了十多年皇帝。不过他并不感到荣耀和自豪。前七年，他不过是在母亲护佑下，给叔王多尔衮作个傀儡，年龄的增长和对自己权位的忧虑，只增加了他的难以压抑的焦躁和愤怒。母后下嫁叔王的用心何在，他不想去深思，日益增长的汉文化修养，只使他对这件事感到羞辱。对这个新皇父的憎恶终于在多尔衮死后发泄出来。顺治八年二月（1651年 3 月），他下了一道诏书，历数了多尔衮妄自尊大、贪财挥霍、乱伦败检、欲乱国政的多条罪状。杀了多尔衮的追随者，追夺了所有的封典。据外国传教士记载：顺治皇帝“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暖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亲政这三年来，他虽然执掌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特殊的经历和增长的阅历都促使他坚定地发号施令，可面对尖锐的满汉矛盾和全国各地不断传来的激烈抵抗的奏报；发生在身边的满汉官员的不和谐的争吵；利益的争夺和汉官消极的沉默；后宫中自上年罢废皇后引起的一系列难心事，他感到一阵阵难以摆脱的焦虑和烦躁。甚至不时有一股无名之火在胸中燃起。虽然是在辞旧迎新的节日气氛中，这种心境也难以排遣。就在数日之前，张名振和张煌言等抗清势力又发动了大规模反攻，由长江口一带迅速登陆并向内地推进。这一消息似乎给他本已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的执政带来了很不吉利的预兆。
到这一年，满族进入山海关，爱新觉罗氏定鼎北京，为实现对全中国的统治已奋斗了整整十年。十年中，尽管抗清势力在八旗劲旅的猛力攻击下受到极大的削弱，南明弘光、隆武、鲁王等数个小朝廷相继覆灭，然而明桂王永历政权与农民军余部的联合，又使形势发生了难以预料的转变。大西军李定国部不仅杀死清将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攻据西南数省，且天下因此而动摇。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也乘机反攻。在已占领控制的区域内，不断出现小股势力的反清事变。
无数的汉人为反抗剃发易服，或逃进深山老林，或干脆削发为僧，甚至有以唱戏扮女装的需要为名，留发以为抗拒。入关初年便即实施的畿辅圈地仍没遏止，虽安置下了八旗几十万人，却使数不清的中原居民背井离乡，无处安身。而为保护满族人的利益所下达的缉捕逃人的严酷法令，更是闹得人心骚乱，鸡犬不宁。人祸又加天灾，连续数年，在京城周围的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连降暴雨，洪水遍地，失修的黄河多处决口泛滥，灾民流离失所，死亡载道……祭神拜堂子本来就是每年第一天的惯例，在如此心境下的顺治帝究竟为祈祷加入何种心愿无人知晓。他草草结束仪式，便又匆匆返回紫禁城，到慈宁宫给母亲拜完新年后，就又登上太和殿，接受诸王、文武群臣及外藩蒙古的上表庆贺。
在一场盛大的宴会结束后，新年就算过完了。
三个月后小玄烨降生了。他面临的正是父皇的烦恼心境及与此相一致的漠视和冷淡。没有任何文献记载顺治帝又添贵子的喜悦和他对这个并不在意的佟妃为他所做的贡献寄予何等希望。事实证明，小玄烨的降生只是他与后宫中群妃走马观花不期然的产物。对小玄烨的淡漠，除上述原因外，还因为他的心已另有寄托。
顺治八年八月（1651 年 9 月）顺治帝成大婚礼。皇后是皇太后的侄女，也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可在两年后的八月，顺治帝不听汉大臣们的劝谏，以皇后遴选是早先多尔衮包办，并说皇后“淑善难期”，下诏“降为静妃，改居侧室”。
小玄烨出生后三个月，在皇太后的主持下，又为顺治帝册立了自己十四岁的侄孙女为皇后，三年半以后的顺治十五年正月，顺治又找碴儿想废掉第二个皇后，只因皇太后的坚决反对才算罢休。经史学家们的研究认为，顺治帝对婚姻的不满意，其实是对皇太后包办干预的反抗。在第二次立后前选秀女的时候，他本已看中了内大臣鄂硕的女儿栋鄂氏，可皇太后为了让自己亲族女子为皇后，竟把栋鄂氏指婚，嫁给了顺治帝的异母胞弟襄亲王博木博果尔。大约在顺治十二年前后，顺治
帝利用“命妇更番入侍”的机会，满足了自己对栋鄂氏朝思暮想的相思之情。次年七月，弟弟襄亲王去世，一个月后他便把栋鄂氏接入宫中，册立为贤妃，年底又册立为皇贵妃，直逼皇后之位。因此，正是在小玄烨出生后选秀女开始，顺治帝便陷入情爱的相思之苦，还哪里有心思去关心已送出宫外“避痘”的皇儿呢？
而栋鄂氏入宫后，顺治帝更是深深沉醉于与栋鄂氏的恩爱之中。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从无数的烦恼中得到解脱。他要第二次废后，正是想让栋鄂氏取而代之。
顺治十四年十月，栋鄂皇贵妃为顺治帝生下皇四子，顺治帝如获至宝，第一次表现了做父亲的激动。谁知这个唯一倾注父爱的皇四子只活了 104 天，便即夭亡。
顺治帝与栋鄂氏同样悲伤，但为安慰爱妃，他给皇四子追封为宗室 12 等爵中的头等，称“和硕荣亲王”。并在京东蓟县的黄花山下，专修一处荣亲王园寝，派人供祭巡护，竟在地宫放了题写着“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的墓碣。这“第一子”三字不正说明当时顺治帝有意立皇四子为继承人吗？可以想象，如果荣亲王不殇，小玄烨“效法父皇”的志向只能引起父皇的恼恨。
无论给皇四子多高的荣崇和封号，都无法安慰栋鄂氏失掉儿子的悲痛。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这位“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贵妃，终于拒绝了顺治帝的百般抚慰，积郁而亡。顺治帝如失魂魄，悲痛万分，命辍朝五日，亲王以下、四品官以上及公主命妇俱哭临于景运门内外。三日后命礼部追封其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然后大办丧事，甚至超过帝王丧葬的规格。他连续用蓝墨代朱墨批答臣下奏章达 120 多天（帝王丧也只用蓝墨 100 天）。还亲笔为栋鄂氏写了一篇长达 4 千多字的“行状”，对她的优点极力夸赞，痛悼怀念之情溢出于文字之外。这段文字足以使顺治帝名列“多情天子”之首。
自此，顺治帝的心绪反倒由焦躁逐渐变得平静下来，逐渐地对政务疏懒起来，大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看破红尘，超脱物外的意态。致于小玄烨等皇子的情况如何，早已不在话下了。
世事忧烦，情缘不再，顺治帝深觉疲惫。早几年（约当顺治十四年前后），他就曾接触过佛教，尽管他还不甚明了佛教的深层底蕴，但其清净超脱，沉稳自适的情境已足以使他羡慕不已。顺治十四年他驾幸南苑狩猎，便到过城南海会寺。
回宫后不久便在万善殿召见海会寺住持憨璞聪。他开言问道：“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传。”回答说：“皇上
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顺治帝不禁龙心大悦，喜上眉梢。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此而后，当时佛教诸大师玉林琇、茆溪森、木陈忞、玄水杲等先后至京。在与诸僧的频繁交往中，顺治帝曾多次去过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外法源寺），并表示：“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又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罣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顺治帝的意思肯定已使那些宏扬佛法的和尚们惊喜万分。如能使一皇帝崇信教义，固会使僧侣大得好处。但如皇帝真的皈依佛门，新的统治者难保再会青睐众僧。所以大师们一再劝顺治帝“万勿萌此念头”。
那时，顺治帝正与栋鄂氏新婚燕尔，如漆如胶，可他并没有放弃对佛门的向往。他对不信佛的栋鄂氏，“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专心禅学”。二人可谓已是志同道合。
就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尽管满汉矛盾仍很紧张，但抗清势力已大为削弱。
自从顺治十年（1653 年）五月，顺治帝派降臣洪承畴出驻江南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军务以来，一是清军的多方分化和围剿，二是永历政权内部争权夺利自我削弱，除荆襄及巴东一带尚存一部抗清势力外，在西南，永历政权所控制地区仅局限于云贵一带，且其两个主要将领李定国和孙可望相互攻杀，孙可望兵败降清，永历政权形势危急。在西南沿海，顺治十年、十一年张煌言等两次攻入长江口被击败后，张煌言退守天台（今浙江天台、临海一带）。另有郑成功一直怀反清复明之志，经营于福建的漳州、台州一带，地域也很狭小。按理，清廷的压力不大。尽管兵马钱粮、刑名经济等政务仍丛脞繁复，毕竟已逐渐走上轨道。顺治帝已不必为天下事忧心忡忡。但顺治帝多年来一直身体不好，虽然没得过什么大病，但睡眠一直不好。他曾对和尚说：“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樵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他认为自己能活到 30 岁都很难说，活到 40 岁是决不可能的。他横着自己的脸对僧师不无担忧地认为：“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
栋鄂氏去世后，顺治帝所受打击空前沉痛。自言：“唯朕一人，抚今追昔，虽不言哀，哀自至矣。”思来想去，他坚定了遁入空门的念头。当时服务于清宫
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回忆说：“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时，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当时，顺治帝确实已经剃光了头发，但并不是他自己所为，而是禅师茆溪森为他净发。正在这时玉林琇到京闻听此事，“即命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止。”在《玉林国师年谱》中记载：在栋鄂氏去世两个月的十月十五日，顺治帝在皇城内西苑万善殿召见了玉林琇，二人相视而笑。顺治帝对玉林琇说：“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官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如何。”玉林琇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顺治帝高兴地听取了他的意见，不再坚持出家为僧。
顺治帝本想以出家弃天下而去，却被众人屡屡劝止；却不料净发后不及两个月，上距栋鄂氏去世仅 135 天，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 年 2 月 5 日），宫中传出消息：顺治帝逝世于清宫养心殿。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社会上早已纷传的皇帝要出家当和尚的消息似乎立即得到了“印证”。皇上尚在年轻，刚刚 24 岁，怎么会说死就死了呢？莫非是以“死”
来掩盖皇帝出家，进而掩盖什么宫中不光彩的丑闻吧？猜疑种种，舆论纷纷。数百年来好事者不断编出据说是“确凿”的证据，不断地演绎铺陈，终于把本来很清楚的史事搞成了“疑案”。
其实，事发突然却有必然。身体本来很差的顺治帝，一直为政事、家事所困扰，栋鄂氏病亡遭受的巨大精神刺激尚未平复；欲以出家逃避尘缘又被劝阻，何去何从，进退两难。几个月以来，他终日郁郁寡欢，一蹶不振，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已如迎风弱柳，随时都有染病不起的可能。
顺治十七年年底，为庆贺即将来临的元旦大节，紫禁城内早已张灯结彩，粉饰一新，太监宫女们忙成一片。可突然宫中传出谕令，命礼部宣谕免去一年一度的元旦大朝，不行庆贺。人们在惊愕中获悉：皇帝正在患病。这一消息顿时把节日气氛一扫而光。那些已做好准备进宫参加元旦庆贺大典和元旦赐宴的大臣心中立刻紧张起来，预感要发生重大的不幸。元旦清晨，一些重臣还是进宫或请安，或探听消息。
顺治帝已预感到这次得病非同一般，很是紧张。初二日，他强支病体，把宠
爱的太监吴良辅亲自送到悯忠寺落发为僧；初三日，他两次派太监到万善殿，传旨国师玉林琇为自己念经祈祷。初四日朝中正式向大臣宣布皇帝患病的消息。尽管没有说所患的病症，但大臣们很快就得知皇帝是患了天花。这个消息使举朝内外更加震惊：身体素质本已极差的皇上还能再一次躲过这场灾难吗？初五日，问安的九卿大臣再进宫时，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彩灯一并撤掉，更加惊慌。
初七日晚，宣布除极个别人外，释放所有囚犯，“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一般官民人等，“始知上疾为出痘”。而挨到半夜，顺治帝终于撒手尘缘，一命呜呼。顺治时代至此宣告结束。
从清宫中第一个从帽顶上摘下红缨的大臣开始，为顺治帝治丧的仪式便算拉开帷幕。在顺治帝的灵堂乾清宫中，夜以继日地传出和尚和道士诵经声。乾清门外，满汉文武官员的哭声从日出至日落一连持续了 9 天。正月十四的“小丢纸”，在无数素衣白帽的宫女的哭声中举行，乾清门外台基之下，无数的奇珍异宝在火焰中被烧得劈啪作响。二月初二日，顺治帝梓宫移往景山寿皇殿，凡顺治帝生前用过之物，用骆驼数十匹运到殿门外，成堆的金银器皿、珠宝玉器、绫罗绸缎，均付之一炬。顺治帝死后的第一百天，在禅师茆溪森的主持下，其遗体在寿皇殿前火化，装入“宝宫”（骨灰坛）。两年后，运往遵化马兰峪陵地（即今清东陵），不久下葬于地宫，称为孝陵。
天花虽无法改变清政权的性质，但它所导致的最高权力持有者的改变：它所突然造成的权力真空，将预示着：是否有合适的继承人选：统治集团派系势力的突然升降沉浮或可能由此引发的改组和权力争夺：统治政策亦将随着新的权力持有者的登台而发生改变，及所有这一切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因此当顺治帝自知死亡的命运已难以挽回的时刻起，便挣扎着安排自己的后事。而当皇太后及满族王公亲贵和所有在朝重臣清醒地意识到顺治帝已不可救药，便在泪花闪烁的一片悲泣声里，各怀心腹事地盘算、紧张地注视着将会发生的更为重要的政治变动。聪明的小玄烨却并没有想到，他那个“效法父皇”的志向在父皇那么年轻时便突然地展示在他的面前。
据史书的记载，顺治帝思考后事的安排可能是从正月初二日开始的。因为那一天早晨，当学士王熙到养心殿问安时，顺治帝把他留在身边，直到晚上才出宫。
谈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然而，第二天，他又主动召见王熙，并让他靠近自己的
床边说话。王熙在日记中记到：“是日，奉天语而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王熙在自己的日记中都不敢把这些“关系重大”的内容记下来，可见君臣之间所谈论的内容除了继承人和其他重大人事安排，就是对自己政务得失的反思和对后事的担忧等。
应该说，逶迤病榻的几天，也许是顺治帝一生考虑问题最多的几天。尽管他已厌弃无聊的后宫、繁杂的政务，但他不敢拿祖宗浴血奋斗打下的江山开玩笑。
执政 17 年来，无论是叔王多尔衮摄政，还是自己亲政，凡有闲暇，他便读书写字，已养成很高水平的文化素养。他在史书中得知，在绵延几千年的各代王朝史上，为争夺皇位的惨杀和流血，既不讲什么君臣大义，也不顾什么骨肉亲情。宫廷和皇位上下早已渗透了斑斑血迹。从自己的父亲皇太极即位和自己被推上宝座也都莫不如此。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慎重地、妥善地利用自己的权力做最后一次安排。至于自己死后如何，他当然不愿往坏处去想。
初六日半夜，顺治帝感到自己的时间已不多了，急忙将学士麻勒吉、王熙召至养心殿，对他们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王熙泪如雨下，话都说不成句。顺治帝又说：“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群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
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王熙垂泪从命，在床前匆匆写下遗诏的第一段。此时顺治帝已疲惫不堪，看去于心不忍，王熙便请求顺治帝照以前所谈，等把诏书全部拟就再行进呈。顺治帝只得点头同意。二人赶紧到乾清门西朝房内起草了皇帝的遗诏。随后三次进呈，三次改动，直到第二天红日西坠才算定稿。
几个小时后，顺治帝去世。
就是在这个长达千余字的遗诏中，皇三子第一次有了一个汉文名字：玄烨；并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然而这却并不是顺治帝的本意。
清朝初年，还没有像前些的中原王相那样建立一种固定的立储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因此，顺治帝最初考虑的人选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自己的弟弟。
也许他以为只有年龄较大一点儿的人成为君主，才能应付得了复杂繁忙的政务。
但却遭到皇太后和一些亲王的反对，他们建议顺治帝还是在诸位皇子中选择。这种选择既可保证宗室王公及八旗各自地位的稳定和利益的不变，也符合入关后汉族传统中皇位正统一脉相传的作法，易于被更多的人接受。顺治帝仍是不太情愿。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位可以信任的人，便急忙派人去征询意见，以便一言以定。
这个人竟是一个德国传教士，他叫汤若望。
约当明代中期，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各国，正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突破旧时代的精神枷锁，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反对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蓬勃兴起。为对抗新教，扶助教皇的耶稣会成立，并培养了一大批博学的牧师，奔赴欧洲以外的世界传教，力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为耶稣会宗教扩张的重要目标，一些传教士不远万里先后来华。这些黄发碧眼高鼻子“奇装异服”的“西夷”人，在中国人惊异目光的审视下，连同他们的教义一起受到敌视和抵制。但到了明末他们再次踏上东方的土地后，拼命地学说研习中国语言和文化，换上中国士大夫的袍服，并以其学问逐渐赢得了中国士绅的好感。在明朝天文历法屡次失误又急于修订的迫切需要下，被引入中国的宫廷。明朝灭亡后，清朝又以同样的需要将一些擅长数学和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留用在朝。汤若望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汤若望出生于 1592 年的德国，在明朝天启二年（1622 年）来华。次年到北京，以其精通天文受到明朝重臣的礼遇和赏识，编写了一些天文和历法的著作。
顺治元年（1644 年）五月，清军进入北京，明朝已成为过去，他怀着捉摸不定的心情，等待着未来命运的安排。出其意料之外，清政府一纸禁止八旗兵弁随便进入天主堂骚扰的上谕贴在了他的住处，使他躲过了中国改朝换代的战乱。两个月后，当他把按西法修成的“时宪历”交给多尔衮后，很快便受到新王朝的信任和尊重。第二年年底他再进呈《西洋新法历书》后，为表彰他的功劳，清政府给他一个太常寺少卿的官衔。这样，他便由原来历局聘请的专家，成为朝廷的命官，并首次由西洋传教士掌管钦天监。
顺治帝亲政后，顺治八年（1651 年）八月，顺治帝诰封他为通议大夫，赐封他的父亲、祖父为通奉大夫，其母和祖母为二品夫人。在寄往德国的邮件中，多出了一大卷绢织的诰命文书。他也升为太常寺卿。顺治十年（1653 年）三月，又赐给他“通玄教师”的称号。三年后，顺治帝亲笔书写了一块“通微佳境”的匾额，挂在宣武门内教堂中：另撰写碑文一篇，说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让传教士都以他为榜样，刻文立碑于堂前。在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顺治帝到汤若望住处访问达 24 次，汤若望也经常到宫中拜见皇帝。顺治帝举凡政事、治
理方法等都与他商量，几年中汤若望上呈的奏疏，禀帖等有三百多件。据说在此以前，汤若望曾给顺治帝的皇后治好过病，皇太后深表感谢，认他为“义父”。
所以，顺治帝总是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意为爷爷）。两入关系密切“有如家人父子”。出于感激，为了帮助这位年轻的皇帝，汤若望从来有话直说，不避嫌疑。他“睹时政之得失，必手书以密陈，举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盘固人心，链厉士气，随事匡建，知无不言”。正因如此，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顺治帝在事关国家前途的定储大计问题上，更想听听这位外国“玛法”的意见。
汤若望果然直陈己见。他完全赞同皇太后的主张，认为“被皇太后所选择的一位太子为最合适的继位者”。
那么皇太后在顺治帝诸子中选择的是谁呢？
顺治帝当时已有 8 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已夭折。剩下的 6 个儿子是：9 岁的二儿子福全、8 岁的三儿子玄烨、5 岁的五儿子常宁、3 岁的六儿子奇授、两岁的七儿子隆禧和八儿子永干。有人说皇太后原本指望继承人能仍出于自己的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因此不仅连续给顺治帝册封了两位这个家族的皇后，另外还有四个姓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子被册为妃子。可值得深思的却是，不仅两个皇后不为顺治帝所喜爱，连遭挫折，且六位女子都没有为顺治帝生下一男半女。那么，皇太后如果确有这种打算，现在也是全部落空了。皇帝既然没有嫡子（皇后所生之子），就只能在庶出诸子中选择。常宁以下不是咿呀学语，便还在襁褓之中，只有福全和玄烨两个尚堪择取。玄烨聪明好学，早为皇太后所垂爱，福全虽年长一岁，但却有一只眼睛失明。因此皇太后选择了玄烨。
“这样，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岁（应为八岁）的皇子为帝位之承继者。当时为促成这样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尚未曾出过天花，时时都得小心着这种可怖的病症。”
“玛法”的意见值得重视，“玛法”的理由更使顺治帝折服。自己即将被天花夺去生命，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理由更能打动他呢？就这样清朝入关后最高权力的第一次移交，竟是因一位皇帝死于天花，一个不会再得天花的、本不受父皇关
注的皇子立即身价百倍。小玄烨脸上的麻点顷刻间竟成了他得为帝王的资本。
玄烨虽被选定，但到底年龄太小，无法亲政。因此，顺治帝在遗诏中指定了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来帮助儿子理政。这一选择既有顺治帝的深虑，也符合皇太后的心愿。当年自己年幼，九五多尔衮摄政虽然开国功勋卓著，用人行政也多无所失，可却自恃为皇上教王，专横自恣，唯我独尊，不把自己放在眼中，难言没有篡逆之心。连皇太后也不无忧虑。因此他不再委托宗室亲贵，只选择四个异姓重臣，避免旧戏重演。
然而在这一千余字的遗诏中，竟有九百字是对自己在维护纪纲法度，用人行政，孝养母后，大兴工作，尊从礼法，听言纳谏等各方面的检讨和自责，共有十四条之多。经研究，有人认为顺治帝对自己的生平行事未必能“彻底悔悟至此。”
“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遗诏直到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二天入夜二鼓才向百官宣布。就是说玄烨即位后清政府将要实施的大政方针，也已通过以顺治帝自责失误的方式奠定了基调。
宫廷内一日之间发生了塌天巨变。满眼的玄素更使严冬的寒冷浸入骨髓。各怀心腹事的王公亲贵和有关朝臣已数日未曾合眼，早已把元旦大节的心情丢到九宵云外。民间因有不许点灯泼水的禁令，也感到这个节日非比寻常，不敢欢歌饮宴。入夜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即使白天，因城门尽行关闭，无数执行戒严的兵卒往来巡视，街道上几无行人。空旷寂寂。全城在宁静中暗暗透出令人惶骇的肃杀之气。
初八日，假期已过，各衙门开印。文武百官身着朝服陆续来到宫门。然而当大学士和礼部等官员被放进去后，宫门立即被轰然关闭。在一片惊愕之余，百官面面相觑，只好各自散去。直到当日傍晚，才有通知令百官各带朝服入宫，然后到户部领取服丧所用布匹。在太和殿外，各官交头接耳，才知道发生的一切。更鼓响过二声，“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
接着只听又有大臣高声告之百官不许归家，等候新皇帝登基典礼。午门外风寒刺骨，黑暗中群臣瑟缩一团。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1661 年 2 月 7 日），风和日丽，玄烨的登基典礼马上就要举行。这是历史上又一令人悲喜交加的日子。
在派遣的一系列官员进行完祭告天地、太庙、社禝的仪式结束后，小玄烨身
着白色丧服来到顺治帝灵前行礼，柢告受命，然后改换礼服，分别向祖母太皇太后和两宫皇太后（顺治帝皇后，生母佟氏时已尊为皇太后）行礼。接着升中和殿受执事官朝拜，再升太和殿宝座。大殿两侧丹陛，太和门内东西两侧，陈列中和韶乐、丹陛大乐，因在丧期，只鸣钟鼓而不奏乐。各种仪仗旗帜鲜艳整齐。执事官宣读即位诏书，以明年为康熙元年，大赦天下。尊祖母为太皇太后，生母为皇太后。定顺治帝谥号为章皇帝，庙号世祖。脱下丧服又换上朝服的文武百官上了贺表，随即向新皇帝三呼万岁，行三跪九叩礼。全部礼仪举行完毕。全体官员又全部改换丧服，在天安门外金水桥下听颁哀诏。至此折腾一天一夜，忍饥受冻的全体官员才算演完了这出悲喜剧。小玄烨也正式成为统治中国长达 61 年的康熙皇帝。
在此过程中，官员们对小玄烨即位的反映是平静的，甚至觉得有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的轻松。然而在这众多的官员队伍中，有四个人的心情却一直忐忑难安，震惊、忧虑、惊喜、兴奋一时难以分辨。这就是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
在听到遗诏的最初一刻，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确信遗诏所说无误，立刻又表现得惶恐不安，手足无措。这也难怪，论以亲疏功绩，诸多的宗室诸王公贝勒不仅是皇帝的血亲，且多战功卓著，辅佐幼主的托孤重任怎么会交给异姓他人？而在这些皇亲国戚面前，行使如此重大的权力，怎能不感到压力沉重，诸多顾忌！索尼等立即跪在诸王贝勒面前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
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其实诸王贝勒对此种安排也难免心怀不满，但以往皇位传承之际争杀流血的恐怖早已令人不寒而粟。一言不慎，便可以违背先帝遗诏之罪而立招杀身之祸。更何况当此大局已定之时，宗室之间也各有盘算，谁肯妄动，以当乱臣贼子之名。因此都很客气地表示：“大行皇帝深知汝四人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尽管如此，四人仍心怀顾忌，再奏请太皇太后，回答仍是肯定的。至此，已没必要虚情假意，四人压抑着激动兴奋的心情接受了辅政之职。
当即向皇天上帝，在顺治灵前宣誓：
“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
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为保证小皇帝继统后政治稳定，也须对所有亲贵朝臣有所约束。玄烨登基后的第五天，诸王贝勒及文武官员齐集正大光明殿，设誓于皇天上帝及顺治帝灵前：
“冲主践祚，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为，互相结党，及敌政之人知而不举，私自藏匿，挟仇诬陷，徇庇亲族者，皇天明鉴，夺算加诛。”
所有这些誓言便算是表示了对新皇帝的支持和忠诚。
那么，四位辅政大臣何以会有此殊遇呢？
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父亲和叔叔在努尔哈赤时，都是非常被信重的文人。皇太极执政，索尼因久在戎行，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战将。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坚决主张立顺治帝接位，索尼与其他五人盟誓于盛京三官庙，坚决辅佐幼主。入关后，畏于多尔衮的权威，盟誓之人多依附多尔衮，索尼却坚决自矢，不肯屈服，被罢官抄家，遣放回盛京，那时他已 48 岁。三年后，顺治帝亲政，蒙特召回京，晋封一等伯爵，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到出任辅政时，他已 60 岁，成为历事四朝的老臣。
资望不及索尼的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他的父亲曾以归顺之功得以娶努尔哈赤的女儿为妻，因此，事实上他与顺治帝为姑表兄弟。尽管他所立战功不多，但因为他以多尔衮所领正白旗属下的身份，在多尔衮死后率先揭发多尔衮阴谋篡逆，反戈一击，大受顺治帝和皇太后的赏识。此后又在湖南、湖北大败抗清义军，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因此成为正白旗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籍隶满洲镶黄旗的遏必隆，姓钮祜禄氏，是清朝开国功臣，“五大臣”之首的额亦都的第十六子。在明清争夺辽西及入掠中原的军事行动中多次立功。因反对多尔衮专权，被剥夺官爵牛录，抄没一半家产。顺治帝亲政，他不甘沉沦上书讼冤被起用，先后封为一等公，升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鳌拜与遏必隆同旗，姓瓜尔佳氏。为清初开国功臣费英东的侄子。在清朝初年，鳌拜堪称一员不可多得的勇将，几乎所有重大战事都曾领兵参与，以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立大功无数，有“勇士”（满语称“巴图鲁”）之称。皇太极死后，誓死主张立其子为君，因而积怨于多尔衮，被三次论死，只因功高而幸免于难。
多尔衮死后，命为议政大臣，进世袭二等公，又升任领侍卫内大臣。
由此可知，这四个异姓大臣被委以重任，除了为避免重蹈亲王摄政、威胁皇权的覆辙，更因为这四人不仅都是皇帝亲领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家世显赫、屡建勋劳的功臣，因而在本旗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因为他在支持皇统传承，反对多尔衮专权擅政的重大政治事变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因此受到迫害。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三人任领侍卫内大臣，掌握着全部宫廷侍卫的指挥权，一个为内务府大臣，总领全部宫廷事务。这种安排确实是煞费苦心，又万般无奈的慎重选择。这是太皇太后又一次面临幼君登位，半生风风雨雨的经验和智慧的安排。她已保住了儿子的江山，现在她又要为使孙子安然于位，含悲忍泪，借用儿子的亡灵有秩地导演出一幕幕群臣宣誓效忠的场面。
顺治十八年伊始，这些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物，在这权力大转换的关头，饱尝了悲喜忧俱各种情感的煎熬。小玄烨会在未来的岁月中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展示出自己的帝王风采吗？他的天下会像那个象征着安定太平的“康熙”年号所期望的那样，结束持续近半世纪的战乱走向治世吗？
无论如何，8 岁的小玄烨成了康熙皇帝，康熙时代开始了。
8 岁的小康熙帝离开了温馨熟悉的庭院，被祖母接到了慈宁宫。毫无疑问，此时此刻，在诸多的皇孙中，小康熙帝真正成了祖母最得宠，最疼爱，寄托着无限希望，也是唯一希望的掌上明珠。祖孙俩的话题已不仅是读书写字，行走坐卧如何努力、如何有规矩的旧话：何为人君，如何行政用人、治国平天下已成了祖母时刻叮咛、训诫的主要内容。
从登基大典举行之后，每次临朝，小康熙帝都坐在高高的御座上，在不绝于耳的“万岁”声中俯视着群臣叩拜如仪。但他还不能理解朝臣讨论的军国大政。
他更多地是在礼仪官的指导下，主持礼仪性的活动。一般政务由四辅臣处理，重大政务由四辅臣奏报请示太皇太后裁决。他还仍只能当一个挂名皇帝。
二十七天的“国丧”期很快过去了，全国上下、文武诸臣脱下丧服。随着时光的推移，清政府逐渐在新的体制下稳定下来。
清宫这场大变动，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清军向未征服地区的推进速度，前线的捷报仍不断地传到京城。自顺治十五年（1658）春，清政府命贝子洛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洪承畴为一路出湖南：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同都督李国翰由汉中、四川南进：都督卓布泰为征南将军，与提督线国安出广西，三路围攻南
明永历政权，到 8 月，四川、贵州相继平定。随后，又由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总统三路兵马进兵云南，到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一（1659 年 1 月 23 日），会师于昆明。永历帝经一年的奔波，已无存身之地，三月，只带不及 1500 人逃人缅甸。第二年四月，吴三桂又上疏清廷，准备赶尽杀绝，发动入缅战役。由于永历部将白文选、李定国等在中缅边界一带竭力抵抗。加之顺治帝突然死亡，直到顺治十八年年末吴三桂才进入缅甸。康熙元年（1662）三月永历帝被押解回云南，四月十五日（6 月 1 日），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于昆明。这时康熙帝仅登帝位一年多，大规模的抗清即已宣告结束。清政府为此欣喜若狂，以“大勋克集”，诏告天下。
在东南沿海，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抗清战役是郑成功发动的。顺治十六年六月（1659 年 8 月）郑成功、张煌言乘清军三路攻贵州，组织兵马 17 万由长江口攻入，夺瓜州，克镇江，直攻南京：张煌言率师克芜湖，攻陷安徽四府、三州、三十二县，东南大震。顺治帝闻报大惊，甚至有逃回东北的想法被劝阻后，又想率军亲征，最后一被汤若望劝止。后由于郑成功中了清两江总督郎廷佐的缓兵之计，被清军攻贵州得手后回军的梁化风部击败，于八月退军。这年年底，郑成功虽然在厦门打败前来围攻的清军，但深感在大陆已很难立足，便不得不谋划攻取台湾以为根据地。顺治十八年四月，郑成功率师攻台湾，歼灭盘踞台湾已有 38 年的荷兰士兵数百人，迫使荷兰总督揆一投降，收复全岛，改赤嵌城为东都明京（今台湾省台南市西安平港）。然后设一府二县，安顿士兵百姓，开荒屯垦。最大一股抗清势力退出大陆，这又是在康熙帝即位后才几个月，清政府当然又免不了一番庆祝。然而为防止郑成功再次发动反击，八月。四辅臣下达“迁界令”，强迫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四省滨海居民 88 万各向内地迁移三十里。沿海房屋村庄和船只全部烧毁，寸板不许下海，筑长墙，立界石，修塞墩，设兵戍守，出界者一律处死，结果被迁百姓，“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展转待毙，惨不堪言。”
对未来，年幼的康熙皇帝也许想得很少，然而这个自小怀着要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的少年君主此刻充满了信心：他的身后，是最可信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他的面前，站着父亲和祖母亲自挑选的经验丰富、忠于皇室的四位辅政大臣，他们就是自己继承父业、实现宏伟抱负的可靠后盾。
的确，他的祖母，这位年近半百、身历三朝的皇室女性，十八年前，靠着自己的机智和谋略，使自己的儿子福临成为一国之君；如今，历史又一次将她推到这个少年天子的背后。她会呕尽心血，呵护她的嫡孙长大成人；她会以丰富的经验、超人的才干、卓越的政治见解和高贵的气质将他培养教育成一个合格的君主。
碍于“母后不得预政”的古训，她知道自己无法公开听政，因而在顺治皇帝病笃之时，她和顺治皇帝匆匆做出以相互制约的四异姓大臣共同辅政的决策。她十分清楚，这实在是个“诸害取其轻”的不得已之计，险恶的形势逼迫她既要设法协调早已十分紧张的上三旗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又要时刻提防天子大权再度旁落权臣之手。为此，她煞费苦心，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加以防范，包括“凡涉军政大事，四大臣议定后，须奏请太皇太后裁决”。她希望四位大臣能够竭忠尽力，遵照先帝的遗诏来辅佐康熙皇帝，能像他们在先帝灵前发的誓言那样，“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她暗祈上三旗的首领们能以皇室为中心，团结合作，共商大业；她盼望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们都能“与四大臣同心协力，以辅幼主”。只有这样，她那初登皇位的嫡孙才能顺利渡过这场政权危机，才能确保大清王朝事业的延续。
孝庄文皇后的警觉和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大臣辅政这种畸形政治体制注定了康熙朝政治从一开始便走上坎坷之途。
居四大辅臣之首的是素有威望的一等伯索尼。这位出身于正黄旗的贵族将领，早年为清朝兴起立下过赫赫战功，是一位政治上十分成熟的大臣。太宗崇德末年，为拥立皇子为帝，他曾以死相争；多尔衮当政时，他不畏权势，多有得罪，受到“褫职、输赎锾、追夺赏赐”的惩治，直至顺治皇帝亲政，方被“自昭陵召还”，复为二等精奇尼哈番。他屡被授予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等要职，参议军政大事。他曾上疏顺治皇帝，历数京师内外败政弊端，奏请严饬查禁。这位数十年效忠皇室的老臣，一向胆大心细，办事干练，加上数历荣辱沉浮，身经皇太极、多尔衮、顺治皇帝三朝，尤其谙于宫中政治，顺治皇帝对他十分赞赏。
可以说，由这位劳苦功高、深孚众望的旧臣辅佐皇权，没有什么令人不放心的。
然而，此时的索尼已到花甲之年，体衰多病，开始走下坡路。当年激昂进取的锐气雄风日渐为晚年的暮气所取代。尽管他依然持重、坚定，但已无力应付日
益复杂的内部争讦，面对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他似乎感到了那股弓矛剑戟也无法制服的力量，而能够使他在今后的日子里承当起首席辅臣大任的，只有那百世不变的“祖宗之法”。事实证明，从辅政伊始，他那满洲旧贵族落后、僵化、保守的倾向便无遗地表现出来。
居索尼之次的苏克萨哈，也是一位出入疆场的武将。他的父亲苏纳是努尔哈赤八额驸之一，原本隶属正黄旗，皇太极时期，黄、白易帜，随同父母转为正白旗。他曾以军功受命署理牛录章京，屡建战功，骁勇过人。顺治初，两白旗地位随多尔衮势力增长，重占优势，为他趁机进取提供了机会。但这位年轻的武士一心投身于征战，并不刻意钻营，因而在这场黄、白旗权力的角斗中并没有陷得很深。顺治皇帝亲政以后，他因“告发有功”晋为“议政大臣”、“镶白旗护军统领”，被封为拖沙拉哈番。十多年来，他竭忠尽力，东征南进，战功无数，受到顺治皇帝的一再嘉奖和擢拔。顺治十三年（1656），他受封二等精奇尼哈番，任内大臣，留在皇帝身边。他对君主及太后的忠诚，使他不仅成为皇帝的心腹，也深得太后的喜爱。顺治皇帝病危期间，他一刻不离左右，皇上的“特赦”御旨和为皇太子定名“玄烨”御讳的圣谕都由他亲自传送。为报知遇之恩，他曾真诚地要求以身陪殉。顺治皇帝恳切地对他说：你要明白，为我而死是比较容易的，但你辅佐太子的责任才更重要！皇太后在权衡上三旗利益关系时，便选中了苏克萨哈，由他作为平衡满洲各旗势力的砝码。就这样，他接受了与其他三位两黄旗要臣共同辅政的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怎样，苏克萨哈只是一员刚毅善战的猛将，他忠诚勇猛，却缺乏最基本的文化素养；他虽受到太皇太后的庇护，却不具备应有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眼光；在宫中，他以白旗的弱势地位而高居于出身两黄旗的遏必隆、鳌拜之上，这一切都预示着，未来的辅政生涯中，他将面临无法摆脱的矛盾与冲突。
当然，他的贵族旧臣的阅历和身世，决定了在日后的辅政中，同样会采取索尼那种坚定地维护满洲贵族利益和昔日的“淳朴旧制”、抵制“汉俗”的态度。
出身于满洲簪缨之家的遏必隆，是在性格上与前述两位辅政大臣相差极远的顺治宠臣。早在太宗天聪元年（1627），他便以军功承袭其父总兵官世职。天聪八年，又被擢为头等侍卫，世袭罔替。他以勇猛善战博得皇太极赞赏，并随两位兄长车尔格、图尔格一起由原隶属的镶白旗转入镶黄旗。崇德末年，他与索尼、
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拥立豪格；不成，又同对天盟誓，誓辅福临。他屡屡得罪于两白旗大臣和多尔衮等人，顺治初年受到多尔衮、阿济格一伙不停的打击。尽管他入关后挥师南征，建立功业，回京后却被一再非难，乃至于落得革去官爵、牛录，抄走家产，被逼回镶白旗的下场，险些送掉性命。顺治皇帝亲政后，他的冤屈方被平申，并重返镶黄旗。在顺治皇帝的恩庇下，遏必隆很快得到擢拔，连被加封多罗额驸、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孝庄文皇后生病期间，他亲侍左右，废寝忘食，深得孝庄文皇后的赏识。嗣后被晋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四辅臣中，他排位第三，并将女儿钮祜禄氏送入宫内，立为贵妃。二十多年的风云变幻使得遏必隆深知宫中政治的险恶，他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插足满洲上层贵族残酷的内部角逐之中。他很少对军政要事干预评论，多是唯唯诺诺地附和或干脆保持沉默；即使有所不满，亦轻易不作流露。他出身将门，对实际政治知之甚少，更谈不上远见卓识。虽位居鳌拜之先，却甘拜下风。一日上朝，他竟恭让鳌拜居前位。旧日叱咤风云的风采早已荡然无存，内部的争斗已将他变得僵化、胆小、圆滑，到后来，他终于蜕变为鳌拜的应声虫。
四辅臣中排位最后的是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他自少年时代即驰骋沙场，为清朝开国大业屡立大功。皇太极去世后，他也曾为拥立皇子而发誓“宁死从帝于地下”。多尔衮摄政，这个身世显赫、性情桀骜不驯的青年将领不曾有丝毫阿附之意，尽管他为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军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却无人论功；相反，却被多尔衮数次寻机报复，屡降罪责，乃至被三次论死。顺治皇帝则以他“军绩颇多，且为国效力之处，其功甚懋”，并擢为二等公。其后数遇优升，授领侍卫内大臣职，得参与军政大事。孝庄文皇后病重时，他率侍卫“昼夜勤劳，食息不暇”，加封太傅、太子太保。在宫中，他总是以维持满洲旧制为己任，而且重视武备训练，因而他不仅成为皇帝、太后的心腹，也深受宫中保守的上层贵族们的赏识。顺治末年，鳌拜俨然成为宫中颇具影响的人物。因而，尽管屈居四大臣之末，他却毫无甘罢之心，认为无论是出身、功业、体魄，乃至心计，他都绝不亚于排在他前面的三位老臣，凭着自己的抱负和能力，迟早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就这样，他踌躇满志，毫不逊让地登上了辅政大臣的舞台。
顺治皇帝亲政后，经过不断努力，上三旗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到顺治末年，皇权又随着满族的日益封建化不断得到加强。然而上三旗的贵族首领对不断强化
封建专制的皇权，以及顺治皇帝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四辅政大臣都是上三旗的王公贵族，出身高贵，地位显赫，又在本旗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上三旗旧贵族的政治代表。如今，国家政务由他们直接掌管，保守的上三旗势力与皇权的对抗便毫无掩饰地显现出来；而且，这些长期驰骋疆场、战功卓著的武将，虽都是深得顺治皇帝信赖的宠臣，但都缺乏犀利的政治眼光和处理国家事务的经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与中原高度发达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经济格格不入，他们基本不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既不了解也不理解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他们只是热切地希望由他们来维护各自的和贵族们的共同利益，维护和恢复祖制。因此，康熙皇帝即位之初，对于这个年方冲龄的小皇帝，他们并不曾将其放在眼中。一日皇帝出幸，要大臣鳌拜奏明太皇太后，鳌拜不但违命不去，反而无礼地要求康熙皇帝自己去上奏。康熙皇帝习武时因弓软要求加硬，苏克萨哈便讥讽皇帝“寡嘴琐碎”，“自作知识”。同时，为了实行满洲贵族的有效统治，辅政伊始，他们即对顺治皇帝入关后的朝政大纲及汉化路线进行大幅度的修正，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率祖制，复旧章”的活动。这样，康熙初年的政治呈现出明显的倒退色彩。
首先是十三衙门的废除。
顺治皇帝亲政后，一改当初设内务府、罢太监不用之旧制，于顺治十一年裁内务府，改设八监、三司、二局，统称“十三衙门”，兼用满人近臣与宦官。顺治十八年二月，四辅政大臣刚刚履任，即向全国发布命令：“朕禀承先志，厘剔弊端，因而详细体察，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广兴营造，糜冒钱粮，以致万民告匮，兵饷不敷……坏本朝淳朴之风俗，变祖宗久定之典章……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定制，内官俱永不用。”首倡者吴良辅也以“变易旧制”的罪名论斩。同时，为了处理各种宫中事务，重新恢复内务府，以御用监之职立广储司，尚膳监之职改采捕衙门，以惜薪司之职改工部，又改御马监称阿敦衙门，兵仗局称武备院。十三衙门的废除，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宦官干政、奸人侵权的弊病，然而废除之本意，主要还是在于维持满洲“淳朴之风俗”，恢复“祖宗久定之典章”，用以抵制汉族的政治制度和宫廷传统。事实上太监之弊并未因此举而真正革除，只是由上三旗包衣充当内务府职而已。
其次是罢内阁、翰林院，复设“内三院”。这是四大辅臣秉政后的另一项举措。
顺治十五年（1658），顺治皇帝为加强皇权，采用了明朝中枢机构的体制，裁去通称为“内三院”的秘书、弘文、国史三院，改为内阁，以内阁大学士主持，同时设立翰林院，并对国家机构做了重要调整。顺治十八年六月，顺治皇帝的改革方案重被推翻。四辅政大臣所颁诏谕称：“朕（当然不是康熙皇帝本人，只是康熙皇帝的口吻、名义）兹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内三院衙门，自太宗皇帝时设立，今应仍复旧制。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其内阁、翰林院名色俱停罢。内三院应设满、汉大学士、学士等官。”
七月，内三院重新开设，各设满洲大学士一员、汉学士一员，并规定，一旦见缺满洲学士即应推补，汉学士则不必这样。康熙元年（1662）二月，翰林院并入内三院，其侍讲学士、侍讲也因此一并裁汰。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抬头，不只大大改变了顺治时期的政治体制，而且顺治皇帝为加快封建化过程、缓解民族矛盾所采取的重用汉族官吏、笼络汉族地主人士的政策也出现了摇摆不定和倾斜。
对于汉族官吏，顺治皇帝曾经采取了严加控制与收买重用并行的办法，明令明朝原各衙门官吏“俱照旧录用”，设法动员归隐山林的官员复出参政，甚至收买个别投降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很多汉族官吏通过不同的途径当上了高官重臣，如吏部尚书孙廷铨、武英殿大学士吴正治、大学士王熙等。然而，四辅政大臣执政后，却以考满、京察、大计等种种方法对朝中及地方汉族官吏严加“甄别”、“更定”。从康熙元年至四年，先后颁布了“停止京察”、“俱著三年考满”制度，并“停止督抚每二年荐举之例”，根据考满结果来确定是继续留用，抑或降级、革职。这一制度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压抑了地位较低的汉族官吏，同时也助长了官场的腐败风气。由于考满决定各级官员，尤其是府、州、县下层官吏的荣辱和前程，时间一久，上下贿赂、徇私舞弊、拉党结派开始成风；加上每年正月至四月是自陈考满时间，一到此时，一人一疏，六部又作诸多核奏，纷杂繁乱，也严重影响了国家事务的正常处理。康熙四年（1665），御史季振宜接连三次上疏，直陈考满真相，并称考满使风气更加败坏，“钻营奔走，弊不胜言”。不得已，议政大臣会议决定：今后各官升转，照例论俸，停止考满。康熙六年，终
于决定恢复以往“三年一次大计，六年一次京察”的旧例。如果说对于汉族官员，四辅政大臣只是通过制定考满制度加以压抑的话，那么对于广大汉族各阶层人民，四辅政大臣则不惜大打出手，进行残酷迫害和镇压。其中康熙初年的哭庙、奏销、明史、岭南等震惊全国的大案，正是他们为打击汉族绅缙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顺治十八年初，顺治皇帝去世，哀诏到日，全国各省巡抚按例率属设位哭临。
当时，江苏吴县知县任维新贪贿浮征，滥用非刑，百姓积怨已久，诸生金人瑞、倪用宾等听说世祖哀诏要传到江苏，并在文庙举行哭临大典，便商定由金人瑞手拟状稿，代表吴县百姓状告知县任维新。哭临当日，金人瑞等十八人率当地士绅千余，到文庙向前来的江南巡抚朱国治呈递揭帖，揭发县令贪暴吞款。然而，官官相护，朱国治非但不主持公道，反而将此事密奏于上，诬称当地士绅“集众千百，上惊先帝之灵”，并将十几个带头者系于牢狱。消息传至北京，四辅政大臣立即派侍郎叶尼前往审讯，并将为首十八人一律凌迟处死，家人、财产尽被籍没。
哭庙之狱为康熙朝第一次大冤狱，在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引起强烈震动。明末清初，江南名士多为讲学、论学而互相结社，蔚成风气，清廷对此早欲裁抑，只是苦于没有借口，此案一发，满洲贵族师出有名，立即以“大不敬”罪滥加诛戮。
受此影响，讲学、结社之风几乎断绝。当时被杀者中，首为著名才子金人瑞。金人瑞字圣叹，所批六才子书传诵甚广，他死之后，当地士庶无不痛惜，并为歌谣称：“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日圣叹国治杀，他日国治定被国贼歼！”
时隔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打击汉族士绅的大案又一次轰动了江南大地，这就是顺治十八年上半年发生的“江南奏销案”。
江南赋役沉重，长期以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士绅、农民都为此苦不堪言，于是，拖欠便成为当地官员最难解决的问题。顺治十八年三月，四辅政大臣颁布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处分条例。条例规定，各地方官员，凡本地有拖欠钱粮，都应停止升转；限期未完者，将受革职、降级处分。
这个所谓“辛丑新令”将追缴钱粮作为官吏升黜的标准，不仅完全修正了顺治以来任用官吏、考察政绩的基本标准，也由于它以无情追缴为唯一目的而极不得人心。几乎同时，四大辅臣把持下的朝廷又以财政紧张为借口，下令赋税十年并征。
于是各地拖欠更是有增无已。按照规定，绅欠三百两以上、缙欠二百两以上，解
部处分。一时间，无论上下官吏、新老士绅的命运全都与钱粮系在一起，因而人们都将“新令”视为“陷阱”，江南地区更是如此。
江南巡抚朱国治素以暴政为擅长，“辛丑新令”后，立即动手催缴，并将矛头直接指向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他催征急迫，以图邀功，士绅们凡有拖欠，不论多寡，即被诬为“抗粮”而报部题参，仅苏、松、常、镇四州绅士被造名册题参者即达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四辅政大臣立即下令，将名册所列士绅尽行革除功名，在籍者提解来京，送刑部从重议处，已故者提其家人。吴伟业、壬端士、吴宁周、黄庭表、浦圣卿等名绅都被押解，拟送刑部。昆山探花叶方蔼，所欠不过一文制钱，亦被列入“抗粮”名册，遭到羞辱，以至江南流传“探花不值一文钱”
的民谣。进士董含与其弟董苍水，因家“徒四壁立”，而一起遭到斥革。名册中甚至有误报者、续完者，乃至被官吏妄为注名者。同时，安徽、浙江等地也效法江南，利用“新例”威胁当地士绅，以邀功请赏。于是各地冤狱四起，凤阳等地被解士绅达数百人，以至各狱中诸生竟无立足之地！练川一地，凡欠百金以上者按籍追擒，绅缙俱在其中。一时名士备受威胁、鱼肉，许多人为之破家荡产。名儒翁叔元本已“家贫益甚”，负债累累，被追纳无着，只得只身逃走，其夫人遭绑缚之辱，险些自尽，最后“乃鬻所居，值三十金，尽以输官，逃之穷乡”。许多地主、文士失去经营土地的兴趣和信心，将田产视为大累，纷纷出售，一时田价大跌，竟有一月间斥卖祖业过半。直至次年五月，新任巡抚韩世琦将各户完清者陆续报上，朝廷方下令释放被押解士绅。一年以后，御史龚鼎孳上疏，称由于钱粮新旧并征，参罚迭出，以至因旧欠而滋新欠，请求将康熙元年未缴钱粮尽行蠲免。朝廷准许了这一奏请。以江南为中心，波及全国各地的这场奏销大狱渐渐平息下来。虽然如此，这场轰动一时的奏销案却使广大江南士绅创痛至深，难以忘怀。他们当中有的乡试已中而被革生员，有的中了进士而举人已除，真正获全者无几。学校、书院为之一空，嘉定一学仅余二人，而书生文人以逋赋遭受杖击、鞭笞则成为屡见不鲜的常事。本来对清朝政府就极为不满的文人、绅缙们对满人统治更产生了极深的抵触情绪，一度趋于缓和的满汉民族矛盾又复尖锐起来。
在当时各起案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康熙初年发生的庄廷钅龙明史案。
天启年间，明朝大学士朱国桢退居故里，在家乡浙江湖州撰作了一部明史，并将其部分刊刻行世，其余诸臣传略部分仅存稿本。入清后，朱氏家道中衰，其
后人便将书稿以千金之价卖给了同里富豪庄廷钅龙。庄廷钅龙是个盲人，素无才德，又无子嗣，为留名后世，利用金钱招聘当地知名文人茅元铭、吴之铭、蒋麟征、韦全佑等十数人，对朱氏书稿加以删润论断，并补以天启、崇祯年间史事，题为《明史辑略》，篡为自己所撰，并将参校者姓名列于书首。庄廷钅龙病死后，其父庄允诚为悼念亡子，请礼部侍郎李令皙为之作序，将书刊印行世。因为原书稿成于明末，修订时又极少删削，故而文字中仍多有指斥降清官员为叛逆之语。
谁知就是这些文字留下了把柄，并由此引发出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庄氏史案。
康熙元年，被黜原归安知县吴之荣侦知庄氏家资颇丰，便欲借此敲诈钱财，在遭到庄氏拒绝后，吴之荣恼羞成怒，生出了借告发庄氏之书打击报复，再图复起的恶毒念头。于是持庄氏私刻《明史辑略》，向江南将军松魁告发。岂料满族将军松魁无意扩大事态，将案件下移巡抚朱昌祚。朱昌祚复遣督学胡尚衡处理此案。这时庄家辗转得知消息，立即以重金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终于使案情暂时平息，吴之荣因诬告和侵吞反被逐出吴江。庄家忙将书中干禁之语尽行剔除，重加刊印。吴之荣身遭羞辱，更心怀愤恨，决意大加报复。他立刻携初刻旧版原书一部，上报刑部。康熙元年冬，朝廷急派刑部侍郎罗多等人来到南浔，严加勘查。
在钦差带领下，次年正月，满洲官兵数百人开进湖州，紧闭城门，四处缉拿“要犯”。于是一场震惊海内的杀戮惨案拉开了序幕。
首先是庄氏家族立即陷于灭顶之灾，庄氏一家百余口被逮，庄允诚被械至京，死于狱中，庄廷钅龙被开棺戮尸。至最后定案，其弟庄廷钅龙一家十数口连坐，凌迟处。死；家产籍没，妻子充边为奴。
案发之前，由于不少学者参与该书修订，有的官员曾为该书作序，有的工匠为该书制版，有的书铺或士人曾经售卖、购买此书，而且在吴之荣告发之后，有的官员因收受贿赂，不予处理，所有这些干连人犯也都成为清朝政府缉拿和惩治的对象。其中弘光朝礼部侍郎、江阴县令李令皙曾为该书作序，案发后被系家人男女百十余人。事实上，李令皙此时早已双目失明，序则为他人代作。结果，李令皙与子、侄四人皆被杀害。列名庄氏《明史辑略》修订者的多为当时江南名士，其中有些人仅列名于书首，并未参加实际之修订，这时也都大难临头。茅元铭，明代著名文学家茅坤之后，平日闭门读书，庄廷钅龙颇仰慕其名，故将其列于参评。茅元铭因此得罪入狱。在狱中他与潘柽章、吴炎等一起每日赋诗为事，见到
满洲昏官则大骂不止。恼怒的满洲钦差们将茅氏七口判为死罪。同案被杀的还有年轻有为的学子吴炎、潘柽章，都是晚明诸生，他们精通历史，综贯百家，立志仿司马迁《史记》，私修明史，并撰成史稿。顾炎武很敬慕二人，曾将自己终身积累的史料尽数借给他们，《明史》藏在家中，后来都湮没无存了。庄廷钅龙之父见吴炎、潘柽章也在修明史，以为他们与庄廷钅龙不谋而合，也将吴炎、潘柽章姓名列入参评。入狱后，吴炎、潘柽章受尽酷刑，牙齿尽落，后皆身罹极刑。
对二人之死，顾炎武十分悲伤，撰诗祭悼他们：“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其他江南名士，一旦姓名列于书中，也难逃一死；得以幸免的，只有查继佐、陆圻和范骧。查、陆、范三人都是浙中名宿，吴之荣首告庄氏时，竟诬称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为刻订书同谋，查继佐尤为主笔。查继佐等据理力辩，证明早在初刊该书时，即已发现自己被冒名，遂申报官府。后经多方奔走，由广东总兵吴六奇出面亲保，才在受尽了狱中惊吓折磨之后，查、陆、范三家一百七十六人得以放归。经官府勘查，查氏等三家当属首告之人，籍没他人之财产，又多赏予三家，真是一时难辨是福是祸。查继佐狱中释放后，并未屈从于清朝政府的压迫，三十年后，终于撰成《罪惟录》一书。陆圻曾在最紧张时对天许愿，若有逃生之机，便终身烧香念佛，因此，他一获自由，便遁人佛门，不知所终。
此次史案不仅打击了江南文人士子，对一些地方官吏也严惩不贷。江南将军松魁，事发后与幕僚程维藩同被押赴京师。松魁以满人不识汉字，以八议免死，削官回旗；程维藩自然落得被戮于市。提督梁化凤，系大功臣，数经辩解，得以开脱，方免一死；其幕僚徐秩三则成为替罪羊，丢了性命。湖州知府陈永命，当初受贿于庄氏，并将刻版劈毁，听到案发，自知难逃，畏罪自缢，后又遭磔尸，其弟江宁知县陈永赖则连坐被斩。湖州府学赵君宋，最初曾稽查庄氏《明史辑略》
碍语数十条，自以为首告者，不料最终却以私匿逆书罪被斩。湖州太守谭希闵上任仅半月，便较推官李焕一起，以“知情不发，明知故纵”罪被绞杀于杭州钱塘门外。只有巡抚朱昌祚、督学胡尚衡贿赂有司，将罪过推诿于当初审核之学官，得以脱身。乌程县学王兆祯，到任未及半月便遭此恶狱。当时庄廷钅龙无处关押，被羁于乌程县学。学校中没有监铺，无法看守，王兆祯便答应由庄氏族人出面具保，使庄廷钅龙离县学还家，而庄廷钅龙却借此机逃出湖州，北上寻父。结果，王兆祯反因“守锁失职”罪惨遭缢刑。
在庄氏文字狱的高潮期间，由于吴之荣的挟嫌诬陷，一些与此案无关的无辜者竞也受到严重的中伤与惩治。南浔富人朱佑明，向与吴之荣不合，吴之荣借朱佑明曾出资印行庄氏《明史辑略》之名，对朱佑明敲诈威胁。朱佑明严正驳斥，拒绝纳贿，于是吴之荣决定将朱佑明也拉入这场冤狱之中。原书之“旧为朱氏所撰”语下，被吴之荣夹刻“朱氏即朱佑明”字样；朱佑明曾买朱国桢家“美清堂”
匾额，也被强诬为刻书证据。朱佑明终因申辩不成而被凌迟处死，他的三个儿子、一个侄子连坐被绞，妻孥被配旗下，家产籍没。
这场酷烈的文字大狱始发于康熙元年春正月，决狱于康熙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杭州弼教坊大开杀戒，罹难者七十余人。书首列名十八人皆遭凌迟处死，刻工、印工、卖书、买书、藏书者尽斩无遗。凡姻亲党戚，仅因一字之连、一词之及，即被缉拿问刑，一人犯案，招致全家男女百口锒铛同缚。杭州城内一时囚系曾达两千余人！
只有告发者吴之荣，大受朝廷褒奖，不但官复原职，还得到庄、朱二家籍没的部分产业，最后竞荣升至右佥都御史。对这一重大案件，无论来自京都的满洲侍郎，抑或浙江各地方官吏，都十分清楚这是场十足的冤狱。然而，上有四大辅臣控制朝权，一意孤行，寻机制造大案，儆戒汉族文人；下有吴之荣等险恶之徒强诬滥咬，人们鉴于松魁等人的教训，不愿追究真情，唯恐招惹祸端。庄氏《明史》案就这样以赃官得势、无辜罹难的结果而告终，从而将康熙初年以四辅政大臣为首的满洲贵族毫无遏制的民族压迫和思想专制推向极端。
庄氏史案的审理结果在全国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一时之间，不少无赖、文痞仰承四辅臣压抑汉族士绅的意图，纷纷赴官府告讦、诬陷，不少知名学者因著述中有某些“诋毁”清朝的逆悖之辞而受迫害，此后不久，便先后发生了孙奇逢《大难录》案、沈天甫逆书案、顾炎武《忠节录》案等。
孙奇逢《大难录》案发生于康熙二年。孙奇逢，字启泰，号锤元，又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人，是当时具有民族气节的著名学者。清兵入关后，他拒绝清廷的征召，率生徒迁居河南辉县苏门山，讲学于百泉书院，著述甚丰，为一代学术所宗。康熙二年，一个贪心的告讦者将孙奇逢所著《甲申大难录》上报朝廷，诬陷此书为纪念亡明而作，文中词语有对清廷欠恭处。随即，主持刊印此书的济南知府李某被抓系狱。次年，孙奇逢亦以八十一岁高龄被押解赴京，对簿公堂。经
过对该书的审查，官府认为作者此著仅为纪念死于甲申之役的“忠臣节士”而作，书中毫无犯讳不敬之词。在友人多方营救下，一年后，孙奇逢始无罪获释。无耻告讦者未能得逞，清朝政府也没抓到可以报复的把柄。然而多日身系囹圄，使孙奇逢的心灵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害。
沈天甫逆书案发生在康熙六年（1667）。是年二月，江南人沈天甫指使同伙夏麟奇将一部题为《忠节录》的诗集携至中书吴中莱处，言明该书序言之一为吴中莱之父吴甡所撰。该书署名陈济生编辑，收录黄尊素等南北各地名士的诗篇约一百八十章。诗、序内容多涉及明末清初各地抗清复明活动，悖逆之词比比皆是。
陈济生，字皇土，江苏长洲人，明亡前，曾官太仆寺丞，并编撰《再生记》、《启祯两朝遗诗》等书。吴甡为明崇祯时大学士。夏麟奇手持此书向吴中莱威胁道，若不纳贿银三千两，便将此书上报，依庄氏史案例，定会满门抄斩。吴中莱仔细核对了笔迹，以为此序绝非其父所撰，便向巡城御史告发此事。朝廷立即着人调查此案，发现书中“确载有隐叛与中兴等情，或官孳通奸，或匹夫起义，小则谤读言，大则悖逆”。“书内有名之人共百七十名，内有写序写诗讥伤本朝之人五十余名”。经核查严讯，全书实系沈天甫、吕中、夏麟奇、施明、吴石林、叶大等一群无耻文痞合伙伪撰而成，图谋先将书交给吴中莱，诈骗银三千两；不成，即将书呈送刑部，以图朝廷褒奖三品官衔。这完全是摹仿庄氏史案的制造者吴之荣的故伎。朝廷闻知，立即着刑部严加勘审。闰四月，终于将沈天甫、夏麟奇、吕中、叶大四人斩首示众。
沈天甫逆书案终结不久，山东莱州人姜元衡又告发浦乡知县黄坦、风阳府推官黄贞麟等撰作“逆诗”《忠节录》，由著名学者顾炎武编辑发刻。此案一发，山东抚院立即将黄坦、黄贞麟、顾炎武等缉捕系狱。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继坤、绛，号亭林，江苏昆山县人。清兵入关，他心怀国恨家仇，参加了江南抗清斗争。
失败后拒绝征召，义不事清。经过对《忠节录》一书的审查，发现该书虽有“悖逆”内容，但却是将沈天甫伪撰《忠节录》去除原序目及沈天甫状文中已披露内容后抄撮凑成，此《忠节录》即沈天甫伪撰之《忠节录》，与顾炎武无任何瓜葛。
在对原告严加拷问后，真相再次大白。原来姜元衡系受顾炎武的仇家、山东地主谢长吉唆使而诬告，为的是借朝廷之文网，置顾氏于死地。此案并累及南北文士三百余人。案情虽已查明，然而顾炎武却困身狱中达半年之久。为此，他的朋友
李因笃、朱彝尊等人四出求援，多方疏通，方将顾炎武解救出狱。同案之人也都在画供之后始行放归。一场牵连数百人陷于冤狱的文字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从表面上看，无论孙奇逢《大难录》案或沈天甫《忠节录》案，其发生都是因无赖寻机敲诈银钱、希图骗取褒奖而陷人以罪，但就其本质而言，这些案件的出现，则是四辅政大臣压迫汉族学者文人的政策表现，是庄氏史案的余波。由于这些案件的恶性上升，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一些官员先后上疏，对此加以激烈批评。康熙六年，御史田六善上疏说，近见奸民捏成莫大之词，逞其诈害之术。在南方者，不曰“通海”则曰“逆书”；在北方者，不曰“于七逆党”则曰“逃人”。谓非此不足以上耸天听、下怖小民。有鉴于此，清朝政府规定：“以后如有首告实系谋反、逃人等事，即予审理，情实者据事奏闻，情虚者依律反坐。
毋得借端生事，株累无辜。”
在寻找借口对汉族士绅严厉打击的同时，对于汉族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四辅政大臣也变本加厉地予以血腥镇压。顺治十八年五月，山东发生了于七领导的胶东农民起义。受其影响，登州、莱州、宁海州、胶州湾一带农民纷纷响应。四辅政大臣立即派员前往镇压，斗争持续了一年多，胶东大地遭清军残酷血洗，沿海居民被强迫迁人内地，各旗兵马分驻登州、莱州、胶州三处。同时大肆搜捕“于七党”，仅莱阳一县被杀农民即达数百人。凡与于七有往来者，皆系于狱，当地士绅被牵连者亦达数十百家。栖霞、莱阳两地农民受害最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浙江按察使宋琬，因受到族人宋一炳“与逆贼于七通谋”的诬告，也被械送刑部狱中，直至康熙八年，“公（宋琬）投牒自讼，冤始尽白”。四辅政大臣的倒行逆施导致汉族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与清朝统治政权更加严重的隔阂和对立。直到康熙八年清除鳌拜集团之后，经过康熙皇帝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些矛盾才逐渐缓和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