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变异学直接面临跨异质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而文学在不同的文化模子中穿梭，必然受到本土文化的限制、筛选、歪曲、变形，引起文学表现的歧异。其结果要么是在强化接受者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吸收被接受对象，要么是在削弱接受者主体意识、弱化自我认同的基础上，给自我文化增添新的文学元素。这些新的文学元素正是在跨文明互动过程中文化过滤作用的结果，它源于文学因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变异。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研究更应该重视的是所有变异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和促使发生变异的内在规律。
一、文化过滤
（一）文化过滤的理论研究现状
尼采说，任何把握文本或将世界当做文本来把握的企图，“都会牵涉一种全新的阐释、一种改写，借此，任何以前的‘意义’和‘目的’必然被模糊甚至于被消除掉”。比较文学所采用的任何研究必须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的要求，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地对外来因素进行重新改写、重新解读和利用，也就是肯定接受者在文学交流、对话中的主体性。简单而言，就是一切外来文化必须经过本土文化过滤后而发生作用。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影响研究的褊狭和过失，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接受方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接受美学的兴起才确立了读者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促成了传统影响研究的转型。德国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接受美学与文学交流》中指出：“重视接受者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包括承认任何接受行为都以某种选择和对于传统的一种偏向为前提。一个文学的传统必然是在适应和拒绝、保守和更新这些对立态度的矛盾过程中形成的。”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着手对文化过滤进行研究，他们均对文化过滤的内涵界定、理论缘起、运用范围及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有过详细的探讨。例如，乐黛云等编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一书不仅给出了文化过滤的定义，而且还将文化过滤与跨文化文学交流、对话联系起来，强调文化过滤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的决定性作用。金丝燕运用文化过滤理论，将1915—1925年间中国象征派诗人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情况，以及1925—1932年间中国象征派诗人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情形做了仔细分析与甄别。 杨乃乔教授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也谈到文化过滤，并借中西文学交流的具体事例来分析了文化过滤的作用机制。国内比较文学界对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所作的探讨较为全面的，当属曹顺庆等编的《比较文学论》、《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教程》等一系列著作，书中不仅定义了“文化过滤”，且对文化过滤产生的复杂原因、作用机制及其在比较文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都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推进。总体来说，比较文学界对于文化过滤的探讨还存在尚待与广阔的文化思潮结合的缺陷，其理论支撑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文化过滤的定义
“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故而，“文化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进一步深入剖析，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文化过滤的内涵。
首先，文化过滤产生的基础在于接受者特定的文化构成性。每个人生长在各自的特定地域时空中，与生俱来地烙上其地域时空的文化印痕、具有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民族心理等因素的特点。这些因素“决定着我们的选择性疏忽和淘汰性压抑；选择性疏忽使我们忽略一切不符合我们信仰的东西，淘汰性压抑使我们拒绝一切不符合我们信仰的信息或一切被认为来源错误的反对意见”。这些因素作为接受者的特定的文化构成在文化交流中必然得到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交流进行阻隔，促使文化过滤作为文化交流必须的姿态产生。
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曾在《东西方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引用了这样一则寓言：
从前在水底里住着一只青蛙和一条鱼，他们常常一起泳耍，成为好友。一天，青蛙无意中跳出水面，在陆地上游了一整天，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如人啦，鸟啦，车啦，不一而足。他看得开心死了，便决意返回水里，向他的好友鱼报告一切。他看到了鱼便说，陆地上的世界精彩极了，有人，身穿衣服，头戴帽子，手握拐杖，足履鞋子；此时，在鱼的头脑中便出现了一条鱼，身穿衣服，头戴帽子，翅挟手杖，鞋子则吊在下身的尾翅上。青蛙又说，有鸟，可展翼在空中飞翔；此时，在鱼的脑中便出现了一条腾空展翼而飞的鱼。青蛙又说，有车，带着四个轮子滚动前进；此时，在鱼的脑海中便出现了一条带着四个圆轮子的鱼……
其次，文化过滤是接受过程中主体性与选择性的体现。由于接受者先天性具有与传播者相异的文化构成，所以承认接受者的主体性是文化过滤的前提条件。在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接受者按照自身的文化模式，不自觉地对交流信息进行筛选以符合自身需要，致使交流信息呈现变形、伪装、叛逆和创新等多种可能性。由于接受者主体性发挥作用，以及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或强或弱的关系，交流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对不同的接受者个体的影响并非完全一致，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最后，文化过滤还体现为接受者对影响的反作用。接受者的接受过程是一个主体间性发挥作用的过程，文化信息在主体间碰撞后产生的脱落、变异、创新现象构成了文化过滤的基本内容。文化对话或文化往来的“首要条件就是观点的多元性/多样性”，文化信息的交流应该“允许竞赛、竞争、对抗，即允许思想、观念和世界观的冲突”的存在，从而在影响与被影响之间形成彼此耗损、相互抵消或相互增长的局面。
跨文化交流、对话，尤其是跨异质文化交流对话过程中，文化过滤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文学交流和对话，相反要积极促进跨异质文化的文学交流。文化过滤表现出文化传播过程中影响与接受双方的相互作用，从而把“外在”的“他者”转化成“为我存在”的具体体现，形成不同质文化间“互识、互证、互补”的局面。可以说，提出文化过滤的概念并将其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之中，对于传统比较文学由A到B的单向影响研究，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三）文化过滤的作用机制
在文化的交流、碰撞、冲突过程中，任何接受者面对施加影响的放送者时，必须受到接受者“接受屏幕”的制约。“接受屏幕”是一种内化了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是接受者特定的文化传统、时代审美心理和个人的经历构成的知识背景，不同文化传统的接受者有不同的“接受屏幕”。从整体上讲，这反映了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和人们共有的文化心理结构。
1.现实语境、传统文化因素对文学影响的文化过滤。社会文化历史“作为最初的规定性，指挥那些解释图式和模式（这些解释图式和模式强迫人们接受一种对世界和事物的认识），它们以命令和禁止的方式管理/控制着那些话语、思想和理论的逻辑”。文化的传统及其所规定的接受者的前理解总是决定着该阶段历史舞台上活动着的个人思想、行为和价值选择。接受者在认识外来文学时，由于受到前理解的限定，其“认识不仅在其中被制约、规定和生产，也在其中具有制约、规定和生产作用”。接受者的选择性不仅能疏忽某些不能“应合”自己信仰的东西，也能对那些“应合”我们信仰的东西彰而显之。
比如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是文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从比较的视域来看，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并非全盘接受，而是经过中国本土文化过滤的。
2.语言差异对文学影响的文化过滤。“一种文化之所以得以独立，就是因为它自身的特点和本质规定，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语言。”文学交流活动作为主体间的精神交往和信息交流，它的载体是符号，语言是当今最为普遍使用的符号。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文学以语言为载体，文学交流首先是语言交流，语言既是“器”，又是文化。语言作为文化构成的直接显现，带有质的规定性，所以在两种异质文化的文学交流之中，语言既给我们提供载道工具，也构成了我们的“前识”与“前见”。伽达默尔干脆认为“一切文字性的东西”都被视为“一种异化了的讲话”，因此读者是通过转换后的语言——即目标语而非元语言——来阅读的。伽氏认为文学的交流使文字丧失了它的直接指涉性，但也因此获有“一种自由对待的可能性”。例如，表面上看“翻译往往被看成两种文本之间的纯语言转换”；本质上讲，翻译就是译者在两种语言范围内的文化对话与交流，是两种不同文化内涵的异质语言的比较。所以，语言的过滤是文学传播中最为初始、最为直接的文化过滤。
3.接受者个体文化心理结构对外来文学接受的文化过滤。在跨文化文学的交流中，作为“文字流传物”的作品必须首先与特定的读者或译者遭遇，也就是说，首先起作用的是读者/译者所经历过、同时也为社会群体所经历过的生活，及其属于个人的独特生活体验、人生遭遇、个人志趣和由此所决定的道德观、生活观和文化观等。可见，外来文学必须首先接受译者的第一次过滤，其次才外显在主体文化行为之结果上——译文/读者的再次过滤。文化过滤必然使得交流信息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变异是接受主体文化过滤的结果，所以变异是接受者主体性、选择性、创造性的表现。
由此可见，在从事文学翻译时译者面临的远远不止是两种语言间“功能对等”的转换，而更主要是如何协调因文化间差异而造成的冲突，或者说，翻译实际上是文化之间的潜对话、文化之间的协商。对翻译的研究，尤其是跨异质文化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受到自己的本土文化制约的译者在特定时空中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筛选、删减、切割原著，研究译者的文化因子如何渗入其间，使原著变形、扭曲，使原文本信息进入目的语的文化语境中并发挥作用。然而，有时作为一种策略，文化过滤是以文学误读形式来表现的。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在文化层面上同时存在。
著名作家老舍的长篇小说存在这样两个英译本，且于同年在美国出版。一个书名仍译为《离婚》（Divorce），译者为伊文·金。另一个书名改译为《老李的爱情追求》（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译者为郭镜秋（英文名为“海伦娜·郭”，Helena Kuo）。这两个译本采取了截然对立的翻译方法：前者尽量照顾本国读者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对原文作了不少增删改写；后者的译本尽量忠实于原著，属于较好的直译本。但是，郭译尽管忠实于原著，却在销路上打不开局面，并不为美国读者所欢迎；而前者的译本销路却远远好于郭译。
二、文学误读
（一）文学误读的研究状况
接受者与传送者及其各自所处文化环境的差异性，必然致使文化交流过程中接受者对传送者的文化进行渗透、修正与筛选，文化过滤便由此而产生。文化过滤的直接后果是“静态的文本提供的信息与读者解读时所获取的信息之间往往不尽相同”，从而造成影响误差，形成误读。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影响的焦虑》（1973）一书中论诗时首次提到“误读”的概念。在布鲁姆看来，“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根本不可能生存的。”
相对于文化过滤的研究，国内学界对文学误读的关注明显不足。比较而言，曹顺庆所编著的《比较文学论》一书对误读的研究比较周详，书中不仅对误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探讨了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的关系，同时运用布鲁姆“影响即误读”的观点对具体事例予以阐释和论证，从比较的视域肯定了误读在文学交流中的创造性作用。乐黛云在《跨文化之桥》一书中则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由于文化的差异，文学交流中的误读现象是一种必然，而且在很多时候文学误读具有创造性的积极作用。谢天振肯定地指出，跨文化翻译中误解与误译不可避免。总体而言，国内学界以比较的视角对文学误读成因、内涵及其作用给予了学理上的关注。文学误读是异质文化交流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伴随着文化过滤的存在而产生，作为文化过滤的直接后果之一，比较文学变异学无可回避对这一领域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文学误读的概念及机理
误读本意是指偏离阅读对象本身意思和内容的误差性阅读，过去多为贬义词，用来指不正确的阅读，或理解错误、失误。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的出现，“误读”才成为阅读学理论和解构主义的重要概念和命题。在比较文学及本书中，“误读”指偏离源语读者正常阅读的阅读。以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和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的观点来看，所谓的“正确阅读”根本不存在，文学的理解必然是误读，文学误读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布鲁姆则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著名观点，并从心理学的角度予以论证。
“文化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会因文化过滤的原因而造成发送者文化的损耗和接受者文化的渗透，这样也就会因发送者文化与接受者文化的差异而造成影响误差，或者叫做创造性接受，这就形成误读。”误读是“文化过滤”过程诸因素合力的产物。对于文学误读，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文学误读因阅读者主体性因素起作用而存在。黎跃进指出：“所谓文学误读，就是研究主体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起去解读另一文化系统的文学现象，从而产生理解上的错位，按我所需地加以切割、加工，读出研究对象所没有的意义。”但“错位”是双向的，即不仅是输出文化的错位，也应同时是接受者文化的错位。从翻译过程来看，原著与译著之间因为译者的介入而打上了译语文化的烙印，负载着译语文化的意蕴，形成了文学误读。从这个意义上说，译作已经不再仅仅是原作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是经误读后译语语境下的文学作品，甚至有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应当是中国文学或比较文学的一部分。
其次，文学的传播不但跨越了空间地域差异，同时也意味着历史时空的错位。错位导致的偏见，必然对传入的文学发生误读性影响。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它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对“偏见”和“误读”的认识，不能囿于二者字面含义，且源于对“前景”或“前提条件”下的必然性肯定——偏见或误读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它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是解释者对处身世界意义的一种选择。
再次，文学误读是一种创新。就跨异质文明的文学文本交流与对话而言，其根本的变异产生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与不对称性。文学交流中的创新意味着把“世界在各种不同的语言世界中所经验到的”“细微差别”带入对方。从某种程度上讲，创新是一种变异，而翻译是一种创新。误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文学误读不一定都是毁损。肯定文学误读中的创新性价值，也就肯定了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存在。
文学误读和文化过滤都是复杂多样、多层次的，是接受客体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的表现。在文学文本的翻译与交流中，真正“不可译性”往往是由主张“忠实”的人促成的。忠实观本身意味着肯定原文的形式、意义与意图在译语中的完全再现。而事实上，完全忠实在实践中不仅行不通，且暗示了对翻译行为的放弃，并最后以“不可译性”论之。相反，承认译文的差异性或变异性，不但肯定了文学文本在跨异质文明传播中的实际遭遇，更重要的是它促使人们在一种新的认识策略上把误读与创新整合在一起。例如：美国20世纪初意象派诗人庞德，不仅以他的《诗章》闻名于世，更以他的译诗享誉诗坛。他的译诗《神州集》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佳的诗。但庞德的译诗确实不敢恭维。请看，李白的《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庞德译成“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playing horse”，把“竹马”误译为“高跷”；他又把其中的“五月不可触”译为“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误把春意阑珊、令人感伤思春的五月季节，说成是“你已离开五个月”。他有时还把好端端的一句诗分割得七零八乱，如他把李白“惊沙乱海日”，译成“Surprised，Desert turmoil、Sea sun”（“惊奇，沙漠的混乱、大海的太阳”）。有时庞德干脆即兴创作，如把刘彻的“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译为“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beneath them（leaves）：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给我欢乐的她在落叶下：一片湿叶沾在门槛上）。
庞德译诗中如此多的错误，究其原因，大概有二——客观的和主观的。客观上讲，首先是他的选材并非原诗，而是从美国的东方学者费诺罗莎的日文笔记转译，费诺罗莎的笔记是否正确无误、是否忠实原著，存在很大疑问另外，庞德当时不懂中文，不懂中文句法，更不了解中国文化，把一句拆开，把“竹马”译成“高跷”就属此类。从主观上讲，庞德激动地译中国诗是有其目的的。当时，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诗人，早就厌倦了19世纪末维多利亚感伤的诗风，他想给新时代增添新的色彩，用坚实、鲜明的意象，来取代长吁短叹的抒情。因为在中国古诗中，意象俯拾皆是，这与他的意象派主张一拍即合，他可以借来作为其意象派主张的依据。于是，他用意象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原诗中没有意象，他有时也创造一个意象。如他把刘彻直抒心意的“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用“沾在门上的一片湿叶”这一活生生的意象来代替。在此，他才不在乎是否忠于原诗，他追求的是自己的诗歌理想。正是这种诗歌理想促使他对中国古诗作了有意识地过滤或误读处理。
三、研究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的意义
异质文化模子之间的文学交流必然存在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过滤与误读不仅体现了接受者在文学交流中的主动性、选择性和创造性，而且扩展了主体文学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接受者的文学，为交流主客体提供了互识、互证、互补的通道。进行跨文化，尤其是跨异质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现象的探讨，一方面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接受者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重视对文学性和审美性的探讨。所以研究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对于跨异质文化下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研究揭示了文学变异的深层原因，是对传统影响研究的反拨与开拓。传统的影响研究注重影响而忽视接受，只看重外部的事实联系而轻视对文学性、审美性的探讨，以致把比较文学定义为“国际文学关系史”，缩小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通过对文化过滤和误读的探讨不但可以揭示穿梭在不同文化模子间文学变异的机理，且与比较文学研究与接受者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恢复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特征。
其次，对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的探讨确立了文学交流双方主体间性关系，打破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确立了多元文化理念。法国学派只注重影响研究，使得比较文学研究沦为强势文化、文化沙文主义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都是接受方文化在文学交流、对话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交流主体的一种行为、态度，是接受者主动性、能动性的表现。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促使接受者力图丰富自己的文化，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同时拒斥闭关自守的文化孤立主义、极端主义。
再次，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促进了文化新意义的产生。其过程既是原有文本意义衰减的过程，也是接受者文化渗透、新意义生成的过程。其结果一方面促使原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延长生命；另一方面从不同的视角拓宽了客体文化的应用范围和解读方式，又丰富了接受主体的文化。经过过滤和误读，交流信息成为接受者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的研究深入到文学背后文化模子、文化语境的研究，使比较文学研究具有异质文化间对话与协商的色彩。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定位在文化的层面，不仅是让二者具有文化意蕴和意义，更重要的是将比较文学研究深入到文学背后的文化传统，这就大大地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深化了研究的主题，将比较文学与文化探源、文化寻根联系在一起，将文学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扩展至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协商。
总体而言，对文学交流、对话中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现象的研究，一方面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接受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重视文学性与审美性的探讨，是对以影响研究为特色的法国学派的反拨与开拓，凸显了接受者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主体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它不仅确立了文学交流双方互为主体的关系或曰主体间性，打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深化了比较文学研究，而且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更新，有助于“在文化多元共存的基础上，必将实现多种文化的互看、互识、互补、互利”。
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根于文学因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变异。文化过滤产生的基础在于接受者特定的文化构成性，文化过滤是接受过程中主体性与选择性的体现，其还表现为接收者对影响的反作用；文学误读是“文化过滤”过程诸因素合力的产物。文学误读也是一种创新。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的研究不仅促进文学间的互识、互证、互补、互利，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发展，还能消解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从而成为不同文化间相互沟通的桥梁。
请你思考
1.如何理解文化过滤？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有何关系？你认为二者各自有何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