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史记》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成果显著的势头。3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出版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论文集——《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七辑》（陕西人民出版社），收录论文44篇；8月，中国史记研究会和荥阳市人民政府在河南荥阳市联合举办了“中国荥阳楚汉战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出版了学术论文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录论文85篇；在“中国荥阳楚汉战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中国史记研究会宣布《史记疏证》工程正式启动；9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的6部著作，包括《司马迁兵学纵横》、《史记列传图志》、《司马迁与中国地理》、《史记叙事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学》、《司马迁与中国史学》等。至此，这套“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共出版了23部，成为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的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11月，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5年卷》。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在大陆的论文集和刊物中出现了不少国外和港台专家学者所撰写的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发表于国内各种刊物的有关论文有370多篇，出版研究专著和论文集15部。可以说2006年，是又一个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丰收年。
2006年，《史记》研究比较集中的课题有：楚汉战争研究、思想内容研究、人物研究、体裁体例研究、写作艺术研究、版本校注及考证考古研究、比较研究、史记学研究等。
楚汉战争研究
楚汉战争是司马迁倾注感情在《史记》中重点记载的一段历史，也是历来《史记》研究的一个热点。2006年《史记》研究方面，发表论文最集中的当属对楚汉战争的研究，大约发表了近20篇有关论文。究其原因，主要得力于2006年8月中国史记研究会和荥阳市人民政府在河南荥阳市联合举办的“中国荥阳楚汉战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楚汉战争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自然受到了专家学者的更多关注。
其中兰州大学汪受宽教授《楚汉战争的序幕——刘邦出定三秦》一文，主要论述了刘邦出定三秦的相关问题。认为，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引起了刘邦的极大不满。萧何、周勃、灌婴、樊哙等人劝刘邦以屈为申，姑且在汉中积蓄力量，以图天下。到南郑后，刘邦健全王国机构，任命萧何为丞相，以韩信为大将军，周勃、曹参、郦商为将军，灌婴为中谒者，靳歙为骑都尉，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文武班子。拜为大将军后，韩信建议刘邦欲取天下先定三秦。出定三秦便成了长达近四年的楚汉战争的序幕。刘邦出定三秦的目标，首先是消灭盘踞在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的雍王章邯，然后是在关陇等地进行了初步建设。一是政权建设，二是加强边备，三是发展农业生产，四是增加地方劳动力和汉军的后备兵员，五是优待汉军家属。从而为最终战胜项羽奠定了基础。
河北师范学院王明信副教授、石家庄市桥东区教育局王维澜《略论楚汉战争中刘邦方面“人谋”的利用》一文，主要论述了刘邦方面刘邦、韩信、张良与陈平在楚汉战争中的谋略，其中对张良与陈平的谋略论述较细，认为他们二人的谋略主要有：一是劝说刘邦依靠、重用黥布、彭越、韩信三人；二是劝说刘邦勿立六国后裔；三是劝说刘邦立韩信为齐王；四是建议刘邦乘胜追击项羽，勿失时机；五是劝说刘邦加封韩信、彭越，调动起他们会战击楚的积极性。
浙江师范大学龚剑锋副教授和许锴杰《略论韩信在楚汉战争中对“地利”的利用》一文，从“‘汉中对策’与还定三秦”、“井陉之战与背水之阵”、“垓下之战与兴汉灭楚”三个方面论述了韩信在楚汉战争中对“地利”的利用。认为军事地理与战略决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军事战略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军事地理条件的影响和制约。韩信对于“地利”是相当重视的，在制定战略时，总是能够充分考虑地理因素，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并尽可能地置敌人于不利的地理条件之下，最终获取战争胜利。最初的“汉中对策”长远战略，建议刘邦还定三秦，以三秦为根据地“制天下之命”，为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之后的井陉之战，在原本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地形之下，利用对方主帅的弱点和错误，出奇兵，把不利的地理环境转换为有利，将对方置于被动，把“地利”用到了极致；最后的垓下之战，先攻陷楚都将项羽逼入绝境，然后又在垓下指挥大军“佯退实围”，彻底击败项羽，结束了楚汉战争。这些无不都表现了韩信对于“地利”的深刻理解和利用，是古代战争利用地形的典范。后世有人评价韩信“古今兵家者流，当以韩信为最”，看来并不为过。
江南大学徐兴海教授和郑州大学冯灵渊探讨了有关楚汉战争的粮食问题。徐兴海教授《荥阳大战与“民以食为天”》一文，着重论述了郦食其在荥阳大战中提出的“民以食为天”这一石破天惊之语，认为郦食其提出这一论断，当时主要是要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指出粮食储备的多寡，粮食供应是否保障，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粮食储备和供应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这一论断还对以后的中国政治和饮食文化发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汉代之前，政治家已经认识到了粮食、粮食储存的重要性。后来，“民以食为天”的口号，被一代代的政治家所肯定，整整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民以食为天”也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体现了中国食品文化的特点，并且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中国食品文化的发展。人们讨论荥阳大战，凭吊古战场，不能不追思楚汉战争中最有名的这场战争所提供给我们的历史启迪，不能不提到郦食其，他的“民以食为天”的论述，又远远超出关于战争、战略研究的层次。冯灵渊《楚汉荥阳战场的粮食问题》一文，也讨论了荥阳战争中的粮食问题。文章认为刘邦在荥阳城下与项羽对峙了三年，刘邦吸引住了项羽的主力，使得项羽的战略优势逐渐消失。双方处于一个平衡的态势，改变这一态势的是粮食。项羽占领了荥阳，也就占有了敖仓。但其后方出现了问题，只好回救后方，使得荥阳和成皋以及敖仓出现了空虚，给了刘邦喘息之机。刘邦采纳谋士郦食其的建议，收复了成皋，同时也占据了敖仓。项羽没有认识到敖仓的重要性，相反，刘邦在重新占据了敖仓后便据仓坚守。汉军重兵把守敖仓，并破坏楚军甬道阻止楚军从别处运送粮食。在楚汉广武对峙期间，敖仓一直为汉军所有。尽管汉军并不依赖敖仓供应粮食，但是坚守敖仓却使项羽无法就近得到粮食，使得楚军愈加被动。粮食问题后来成为项羽被迫与刘邦议和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项羽军队崩溃的发端。两次荥阳之战，因为粮食问题使楚汉双方各有一次胜利的机会，但项羽没有抓住，而刘邦却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粮食问题使项羽的战略劣势迅速暴露出来。虽然说粮食问题是一个牵扯面很广的问题，它不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唯一因素，但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战略相持阶段，打的就是消耗战。没有巩固的后方根据地，没有强有力的后勤保证，项羽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北华大学宋宛虹、宋嗣廉教授《广武对话：楚汉决战前夕的一场历史性谈判》一文，认为楚汉鸿沟谈判，是项羽在腹背受敌、兵疲粮尽的恶劣环境下，被迫与刘邦和谈的。谈判几经周折，终于有了两个结果：一是“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二是中分天下，“项羽解而东”。但刘邦同意中分天下，不过是一个策略而已，一统天下建立汉王朝才是他的目的。鸿沟谈判，为刘邦与项羽最后的大决战留出了一年多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时间。这次谈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项羽以烹刘邦父亲为要挟迫使刘邦投降，最终没有结果；第二个阶段是项羽提出要同刘邦决斗，最终是刘邦中箭受伤；第三个阶段是刘邦主动发起，先后派陆贾、侯公往说项羽，最终按刘邦意愿达成了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协议。如果说鸿门宴是刘邦以弱变强的起点的话，那么“中分天下”鸿沟为界的和约，则应是楚汉垓下大决战——由相持转向决战决胜的起点，对刘邦决战决胜赢得了宝贵时间，对其后来统一天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台湾大学李伟泰教授《论刘项胜负的根本原因》一文，主要从“刘邦入秦与旧秦地区的优越性”、“项羽入驱使秦人倒向刘邦”、“旧秦地区对前线的支援”三个方面论述刘邦项羽胜负的根本原因。认为观察刘邦、项羽胜负的历史事实，有三点现象很值得注意：一是相对于东方，西方旧秦地区具有较为优越的地理形势和人力物力资源。这是战国时期秦消灭六国，楚、汉相争期间刘邦力克项羽的客观因素。二是刘邦集团看中旧秦地区，极力争取秦民的欢心，并且经由萧何收取秦国的律令图书，不但因此详知各地方的情形，同时也把秦制的资料完整地接收过来，沿用秦制以治理秦地和天下的准备工作于此完成，这是刘邦集团得以稳定秦地的主观因素。三是项羽入秦之后，天下原本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他只打算恢复战国时诸侯分立的局面，又不能以智慧和仁心化解他自己和其他起义军对秦人的复仇心理，遂在大肆屠杀秦人之后东归，等于将最优越的地区和人力物力拱手资敌。同时他也不能制定安置六国之后及其他野心分子的方案，引起许多有力分子的反叛，唯有依赖“以力征经营天下”，终于后继乏力，兵败自杀。项羽的这些错误，归根究底导因于学养的欠缺，以致不能吸取历史教训，不能高瞻远瞩地体察天下大势的趋向，遂使一代英雄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令无数后人为之叹息不已。
中国人民大学杨波讲师《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楚汉荥阳之战有感》一文，认为历史的进程内在地有一种必然性，但在具体进程上，偶然性和个人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一作用，不仅对于某一历史进程的缓速，而且对于这一进程具有何种色彩，都是至关重要的。楚汉荥阳之战正是将这必然性、偶然性的种种矛盾纠结在一起的历史事件。其中最大的偶然性和个人作用似乎首推纪信，是他假扮刘邦并引开项羽的注意力，使刘邦得以逃生，而自己却惨遭项羽烧死。纪信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刘邦逃脱后重整旗鼓，不久反败为胜，接下来步步顺利，最终走向了天子的宝座。这种个人作用的偶然性使人们很容易假设：如果没有纪信的献身，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汉家天下。荥阳之战还有若干个偶然性和个人作用，如陈平在关键时刻设计突围，为刘邦赢得了时间。还有楚军如果不只盯着王驾，就不会给刘邦以逃跑的机会。如果透过这些偶然性，那逻辑的必然性隐隐可现。刘邦在信任、使用人才方面，从来不会令人失望，陈平不可能不在刘邦身边。陈平一向以奇诡称著，他给刘邦出这样一个主意也是必然的。有任务，就有执行任务的人，他可能是纪信，也可能是李信、王信，他的使命就是让刘邦脱险。在千军万马中，服饰、仪仗是唯一区别人物身份的标志。汉军已断粮，刘邦必然出逃。作为汉王的他，乘坐王驾也顺理成章，楚军紧盯王驾，反倒放跑了刘邦，也符合当时人们意识中的礼仪观念。围绕着楚汉兴衰的历史必然性，《史记》在一系列本纪、世家和传记中从多个人物、时间和角度反复强化这一趋势。而在强化的过程中，司马迁多采用从偶然性着眼的手法，将一个个貌似不相关的偶然机遇或个人作用安插在历史进程的某一阶段中。既写出了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也写出了某一阶段的偶然性。可以说，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结合起来予以考虑，并从中探索到某种规律性，始自司马迁。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高祯霙副教授《足智多谋 运筹帷幄——论楚汉相争时期的谋士》一文，主要论述了楚汉战争中张良、陈平、范增三个谋士。认为他们在楚汉战争中为刘邦、项羽进献的谋略从方式和内容方面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利用反间、利诱和游说的策略；二是对关中的策略；三是分封诸王与对义帝的策略；四是利用疑兵及背盟追击的策略；五是因势利导的策略。张良为刘邦谋划的真正目的是消灭秦国和项羽为韩国复仇，刘邦的困境凡经他安排皆能易如反掌地轻易解危，并且他所谋划的都是关乎汉未来走向的大策略，他的策略皆成功地确立了刘邦帝业的基础，其运筹帷幄的能力以及对局势掌握的卓越见识，堪称楚汉谋臣第一。陈平寻求的是一位能用人的明主，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终身功名利禄。他的思维格局与品德志行皆远不及张良，其所谋划的亦多属解危逃脱、诱杀敌人之计，然其解纷之能，亦有重要作用。范增一生最重要的谋略，是劝说项梁立楚怀王，以楚王为号召起义抗秦。他因与项羽无法相互信任合作，也无法为楚贡献特别的智谋。这三个人的智谋对刘邦、项羽的胜败争锋，确实起到了很大影响。
河北师范大学孙文阁副教授《项羽“背关怀楚”新解》一文，对项羽“背关怀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司马迁看来项羽“背关怀楚”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班固、司马光对此也有相同看法。作者认为，项羽“背关怀楚”有着其不得不然的必然性。首先，项羽不可能定都关中。从政治形势方面看，秦灭六国之后实施暴虐，激起反秦大起义，被责斥为“虎狼无道”。项羽灭秦之后，不会效法秦始皇独自称尊，也不会在秦政权的中心地带关中建都称王。其次，从当时政治力量分析，在反秦义军中项羽纵然实际上有支配权，但形式上还不能决断，楚怀王有义帝之名，还在彭城，项羽仍要回到彭城以示尊敬。彭城是楚地政治的中心，项羽自称西楚霸王，自然要占据自己的政治中心。再次，项羽的出身和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定都关中。项羽是楚国最后一位大将项燕的孙子，故乡的河山、衣冠、语言自幼熟悉而亲近，同时又是一个故乡观念浓厚虚荣心很强的人。最后，项羽军队的主要成员是楚人，反秦战争胜利以后“思欲东归”的不仅仅是项羽，而是当时所有义兵都有的一种心理。并且认为从楚地和关中的经济力量对比来看，楚地在当时并没有处于劣势。从地理形势来看，彭城地处黄淮平原，物产丰饶，“稻麦一熟可支数岁”，足可提供军需；又地势险要，在秦末战争中一直是楚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在楚汉战争期间，并不因为项羽在放弃了关中而在楚汉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处于劣势。“背关怀楚”不是项羽失败的原因，起码说不是主要原因。项羽的失败，主要在于他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尤其在战争的后期，决策的失误就更加严重。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政治头脑，分封诸王不当；二是在战争开始时两线作战，人力、物力、财力日益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三是用人不当，冲不出同乡好友的圈子；四是政治上不成熟，多次轻信政敌刘邦的政治欺诈行为而不觉醒。
2006年发表的有关《史记》楚汉战争的论文，还有王麦巧的《谈楚汉战争的组构手段》、党艺峰和党大恩的《〈史记〉战争叙事的复调结构与思想内涵论纲》、袁延胜的《纪信籍贯蠡测》、曾志雄的《〈史记〉中的荥阳》、许满长的《古战场荥阳与商都郑州》、陈隆文的《古荥泽二题》、吴爱云的《汴水溯源》、陈玮的《鸿沟源头的变迁》、李豫州的《荥阳与郑州的历史渊源及其境内重大战争》、李成峰和李豫州的《从楚汉成皋之战看荥阳的战略地位》及《周亚夫平吴楚——刘邦灭项羽战略思维的复制》等。
思想内容研究
围绕《史记》的思想内容，2006年中外专家学者继续进行了不少研究。湖北大学陈桐生教授《他植下了中华民族的根——简论〈五帝本纪〉》一文，主要论述《史记·五帝本纪》的价值，认为《五帝本纪》的最大价值在于尊黄帝为华夏始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首先要排除其他古帝，其次要排除“百家言黄帝”的影响，特别是要尽最大努力剔除神话色彩，将黄帝写成一个上古历史人物。《史记·五帝本纪》所写的以黄帝为首的帝王世系，后来取得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它的意义在于以权威的记载，明确了“我国民族之所以出”。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角度来看，《史记·五帝本纪》之于中华民族，就像《圣经》之于犹太民族一样重要。司马迁植下了中华民族的根，仅此一点，司马迁堪称伟大的民族英雄。《五帝本纪》另外的重大价值，是通过写尧舜禅让，揭示上古帝王天下为公的伟大精神，形成了王道文化的发端。司马迁系统地考察了王道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在《五帝本纪》行文过程中，刻意突出了五帝关注民生的政治业绩。五帝三代的政治举措，形成了以仁政德治为核心内容的王道文化传统。
平顶山学院何梅琴副教授《〈史记〉所记自杀现象探讨》一文，认为《史记》所记自杀个案除重出外共102处，可计数者623人。其自杀的种类有自焚、投河、自刭、服毒、绝食和上吊等，自杀的群体以王侯将相公卿士大夫为主。引发自杀的原因复杂多样，大致可以分为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失败而导致的当事人或其集团中附属人员的自杀（失败型），受他人强迫而自杀（逼迫型），犯有严重过失表示沉痛自责而自杀（自责型），走上绝境寻求解脱而自杀（解脱型），为维护法律、个人信义、信念或尊严而自杀（维护型），报答他人知遇之恩而自杀（报恩型），因丈夫或主子死去而自杀（殉节型）等类型。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自杀是人类行为中最为激烈的反映方式；从社会学角度看，自杀又是社会综合状态的一种表现。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的大量自杀悲剧，得到的并不是放纵生命、逃避现实的感受。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自由和力量，感受到的是个体人格高扬的伟大。他们的生死抉择，不再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它能唤起我们的道德感，唤醒我们心中对人格崇高美的向往。
北京师范大学杨燕起教授《〈史记〉宣示“孔子智慧”的价值》一文，从游列国、修六艺、教弟子、宣道德四方面揭示了《史记》宣示的孔子智慧的主要内容，认为《史记》对孔子智慧论述的价值在于：一是赞赏周道的治世精神；二是追迹儒家经典的整理与承传，肯定其在民族文化中的主体作用；三是肯定孔子实施平民教育、私家教育的开创之功；四是赞扬了《春秋》的记事精神。并且指出司马迁在历史上第一次准确评价孔子为“至圣”，其长远影响至今犹存。
渭南师范学院梁建邦教授、渭南技术学院张晶《〈史记〉人文精神与青少年教育》一文，主要从“忧虑国事、先公后私与爱国主义教育”、“立志高远、积极入世与理想教育”、“直面挫折、百折不挠与信念教育”、“艰苦朴素、戒奢以简与节俭的生活作风教育”、“《史记》创新与创新精神教育”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史记》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和用其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问题，指出《史记》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其人文精神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杨皑教授《司马迁称周厉、周宣之际为“共和”趣旨探微》一文，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史记》中“共和行政”或“共和”的含义有着差异：明说“共和”或“共和行政”是指周、召二公共同协和执政；含蓄地说“共和行政”是指共伯和摄行王政；有时又把“共和”看作是一种政治形式或一个历史时期的标记。司马迁颇为注重表明的“共和行政”是周王室的共和政治，对周、召二公共同协和行政总是用明朗的笔调表述，尊周的意思比较明显。司马迁一方面采用“共和行政”这个特别字眼，以表达他对民主共和政治形式的认肯，一方面又用愤怒的口吻去讲述和揭示周厉王的专政行为与暴虐事实，体现了憎恶专制政治、赞扬民主政治的思想倾向。
陕西师范大学刘银昌《〈史记〉易学与数术学发微》一文，列举了诸多学者对《史记》受《周易》影响的观点和论述，指出《史记》言《易》，有四种情形：一是称引《周易》原文；二是化用《周易》语句而取其意；三是注释与阐发《易》理《易》学；四是对易占的记载。《史记》深受《周易》影响的主要体现：一是《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创作宗旨，深受《周易》影响；二是在创作方法上受《周易》影响；三是《史记》表现出的一些思想，与《周易》有潜在的相通关系；四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文艺思想受到西伯演《周易》的影响。《史记》所记载的数术主要有卜筮、占梦、望气、谶纬等。
渭南师范学院张崇文副教授的专著《史记列传图志》，是一部为《史记》70列传有关时代、形势、事件、人物事迹和活动等绘图示意，并对图进行注释和解说的著作，共25万字，2006年9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被收入“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全书共为70列传绘制了104幅地图，有一部分是为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简说而绘制的，绝大部分则是为人物列传单一内容绘制的。除各重要历史时期简说的图志外，一般是一个列传一个图，也有一个列传两个图甚至四个图的。每一图志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图，二是图“注”，三是图的“解说”。渭南师范学院段国超教授为该书作序，认为《史记列传图志》“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极具创新意识的学术著作；在《史记》研究史上是一部图志并美、独具特色的填补空白之作”。其特点：一是“创新性”，二是“精确性”，三是“工具性”。的确，张崇文的《史记列传图志》构思新颖，内容丰富，能为人们学习和研究《史记》带来诸多方便。
另外三部被收入“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于2006年9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也与《史记》的思想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原吉林师范学院宋嗣廉教授的《司马迁兵学纵横》，共25万多字，分为“从《孙子兵法》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古代军事史传的又一座丰碑”、“司马迁的兵学思想”、“司马迁写五帝、夏、商、周时期的战争”、“司马迁写春秋时期的战争”、“司马迁写战国时期的战争”、“司马迁写秦汉时期的战争”、“司马迁对兵家名将的摹写”、“司马迁兵学对后世的影响”等章节，是一部专门论述《史记》军事和司马迁兵家思想的著作。暨南大学吴宏岐教授和王元林副教授的《司马迁与中国地理》，共22万字，分为“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史记》与中国自然地理”、“《史记》与中国人文地理”、“《史记》与中国区域地理和地图学”、“司马迁地理学思想的渊源”等章节，是一部专门研究《史记》地理的著作。大连大学教授毛曦和西北政法大学段建海副教授的《司马迁与中国史学》，共16万字，主要阐述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分为“司马迁史学继承论”、“司马迁创作动因论”、“司马迁历史哲学论”、“司马迁史学思想论”、“司马迁历史编纂论”、“司马迁历史地位论”、“司马迁史学影响论”、“司马迁史学价值论”等章节。虽然其中更多的是探讨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但也不乏对《史记》内容等的研究和探讨。如“《史记》的编纂原则”、“《史记》的编纂体例”、“《史记》的编纂笔法”、“历代名家对《史记》的评说”、“纪传体体例对古代史书编纂的影响”等就是研究《史记》有关内容的。
在《史记》思想内容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日本大野圭介的《〈史记·五帝本纪〉浅析》、王芳的《政治权势中的婚姻、情感、伦理关系——解读〈史记·外戚世家〉》等。
人物形象研究
《史记》人物研究，一直是《史记》研究的热门课题。2006年的《史记》人物研究，海峡两岸都有不少学者积极参加，发表了近20篇文章，所涉及的人物比较多，其中不乏具有新颖观点的成果。
西藏民族学院姚军《精于计谋疏于政治：范增论》一文，主要分析了项羽谋士范增的计谋和不足。认为作为项氏集团的谋士，范增精于计谋，他的人生辉煌主要是围绕“奇计”展开的。范增一生的奇计主要包括劝说项梁立熊心为楚怀王、建议项羽鸿门宴杀掉刘邦、谏言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劝告项羽在荥阳相持战中打败刘邦等，大部分计谋都将刘邦作为主要对手。范增是司马迁笔下一个集优点与缺点于一身的奇人，他奇在古稀从军，更奇在精于计谋，这是他的谋士本色。他的不足在于疏于政治，对内没有在军事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没有帮助项羽树立一个争夺天下的远志，没有帮助项王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对外没有帮助项羽很好地联合其他诸侯来壮大自己实力，替项羽最大可能地延揽才俊，以致诸侯叛降，四面树敌；对上，他没有能够谏诤项王，导致了项王最终的惨败，这是他作为谋臣的缺位。
济南大学常昭、段现成《从人格心理学论韩信悲剧的自身成因》一文，从韩信人格心理角度论述了其失败的自身原因。认为韩信的人格结构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卓越的才能，也有很多人格缺陷。具有依附之心、贪欲之心、骄傲之心、复仇之心、报恩之心等侧面，这五个人格侧面相互关联，导致了韩信的悲剧结局。依附型的人格导致他没有远大理想，永居人下；强烈的报恩之心与贪欲之心又加剧了对最高统治者的依附；恃才使傲，贪欲难足又令统治者难以容忍；强烈的复仇心也使部分人有机会进行报复。总之，韩信的悲剧形成主要是其自身的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多重人格的作用下，韩信最终被刘邦集团骗杀，成为历史的一大悲剧人物也就不足为奇。
解放军艺术学院陈曦副教授《此身合是诗未？——〈项羽本纪〉的另一种解读》一文，从诗人气质方面对项羽进行了一种新的解读。认为项羽凭借《垓下歌》这首足以使天地动容的悲歌，赢得诗人的头衔似属理所当然。司马迁不仅让项羽跻身于《史记》本纪的行列而与西汉帝王并驾齐驱，还铺陈了项羽身上颇具感召力的诗人气质。诗性的光辉闪烁于项羽短暂而辉煌的人生之路。在这个“才气过人”的男子汉胸中，积蓄着汹涌澎湃的万丈激情。他痛恨不可一世的暴君秦始皇，豪迈地声称“彼可取而代之”。巨鹿之战前，他发动兵变，果断杀死楚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宋义。大战中，以破釜沉舟的方式激发楚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是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是以势不可挡的充沛之情，谱写了一篇巨鹿大战的诗篇。秦朝覆灭之后，项羽内心深处认为个人的使命业已完成，故急于结束厮杀征战的苦难，不愿让老百姓自己卷入苦不堪言的持久战中，于是向刘邦提议决斗，裸露出可爱的赤子之心。垓下突围后，项羽义无反顾地上演了乌江自刎的悲壮一幕，以自杀解决消除人民痛苦问题。他的自刎同屈原的自沉具有同样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性力量。项羽诗性精神的形成，与其不凡的出身有直接关联，源于其血液中凝聚的贵族情结。他的慷慨赴义，与孔子所宣扬的“杀身成仁”的人格教义，他的“伟丈夫”气概，与孟子所揄扬的“至大至刚”的人格境界，有明显的相同结合之处。司马迁在没有回避项羽思想缺憾的前提下，笔端含情地描述了这位失败英雄的诗性精神，并进而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悖论：诗性精神固然感人肺腑，但与之如影随形的往往不是欢快的喜剧，而是沉重的悲剧。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从不萎缩和颓废”，“以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使我们深受鼓舞”。项羽的诗性精神及其所折射出的这种悲剧魅力，给予后人的便是这种意蕴丰厚的启示和振奋人心的感召。
台湾辅仁大学陈佩琪《略论汉文帝之“明主”形象》一文，主要分析了司马迁笔下的汉文帝形象。认为汉文帝具有“仁德为怀，施惠于民”、“举贤纳谏，重用人才”、“谨慎甲兵，恶烦百姓”等特点。其政治措施的仁德表现在“除收帑诸相坐律令”、“除诽谤妖言之罪”、“除肉刑”和“倡节俭，莫扰民”等政令方面。文帝即位之初，所任用的将相多是旧功臣，例如周勃、陈平、灌婴等。其举贤纳谏，重用人才，主要体现在《降侯周勃世家》、《袁盎晁错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田叔列传》等。对于优秀人才，文帝从不吝于拔擢。他对贾谊破格提拔，对张释之四次擢升，又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希冀可以广纳意见，作为施政的方针。对于南越，文帝采取以德化之的策略，终于化解了一触即发的危机，收到良好的成效。对于匈奴，文帝一方面派使臣向匈奴表达“和亲”的诚意，另一方面，对于匈奴无视、破坏和亲的行为并非视而不见、一味姑息，也采取了防备策略，只是命令边塞戒备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境内。其“谨慎甲兵”的用心在于“恶烦百姓”，而此用心也是一种仁德的表现。
台湾大学黄世锦博士《略论公孙弘之人物形象》一文，主要分析了《史记》中公孙弘的形象，认为公孙弘具有“谄媚人主、善观时变”、“自奉俭朴、沽名钓誉”、“意忌内深、睚眦必报”、“知止进退、居安虑危”等特点。
广西民族学院杨宁宁副教授《从〈史记〉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食客群体》一文，对春秋战国时期食客群体的产生原因和性格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庞大的食客群体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旧有的社会体制被打乱，催生了食客群体；二是人才选拔机制的多元化，派生出了食客群体；三是人们观念意识的转变，逐步接纳了食客群体。食客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人经过个人奋斗上升到士的阶层，有的逐渐分化为侠客、刺客、说客、游民等。造成食客身份多变的原因主要有权贵推荐、自我推荐、主动寻找、意外事件等。另外，食客成分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性格的复杂多变，甚至在一些人身上出现了二律背反的性格规律。春秋战国时期食客的性格特征主要有：一是忍辱负重，成就功名；二是侠义报恩，忠心耿耿；三是追名逐利，舍义取利；四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五是自卑自傲，敏感多疑；六是虚荣炫耀，狭隘报复。
华中师范大学王双庆《司马迁与“李广难封”》一文，是近几年来对李广进行重新认识的文章之一。认为“李广难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马迁的刻意而为。司马迁不仅为李广单独立传，且尊称为“李将军”，“只一标题间，已见出无限的爱慕敬仰”。司马迁没能对李广的功过是非从根本上给予正确评价，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可以说，没有《李将军列传》，便不存在“李广难封”的感慨。李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不避刀枪，大概没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若要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一个将军必备的军事才能，李广就显得江郎才尽。李广充其量只是一名骁勇善战的虎将而已，算不上统兵封疆的真正的将军之才。司马迁从李广的悲剧身世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为李广单独立传，并在作品中情不自禁地融进自己的身世之叹，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他从选择材料、组织材料，到形成文字，都运用了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极力描写李广的骁勇善战，而淡化、模糊甚至有意掩饰李广自身的一些致命弱点。同情他的遭遇，并为他的不幸鸣不平，以致读者“很难区分是在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是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接受作者毕生追求的崇高理想”。其实，李广的一生并没有建立过什么了不起的战功，他的事迹千百年来得以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传的缘故。“李广难封”本是极其自然平常的事，但由于司马迁与李家有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瓜葛，使得他对李家寄予了过多的同情和偏爱，在撰写时运用了绝妙的艺术表现手法，误导了后人对李广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说，“李广难封”应主要归“功”于司马迁。
淮海工学院肖振宇教授的《为叔孙通正名——对〈史记〉中一些人物的新思考之一》一文，观点不同于人们对叔孙通的传统认识。认为人们指责和讥讽叔孙通所犯的事人易主和面谀得幸两大错误，并不完全错在叔孙通身上，而很大程度上是错在人们对他的评价观念和标准上。综观叔孙通所侍奉过的胡亥、项梁、熊心、项羽等几人，都算不上贤明君主。在天下纷争的混乱时代，士人易主是经常发生的，陈平、英布、韩信、季布等都是先跟随项羽后又投奔刘邦的。人们对他们的易主行为非但不指责，反而认为是弃暗投明。叔孙通的易主和这几个人的易主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他在择主之路上比他们多走了些弯路。叔孙通的易主是讲究实际、灵活处事、选择明主的行为。人们对叔孙通易主指责讥讽，主要是封建的忠节思想在作怪，而且在具体人物的评价上使用了双重标准。另外，叔孙通对秦二世言陈涉造反和为刘邦定朝仪的话语，满足了需要，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其不仅不是面谀，而且是审时度势的行为，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其因此得到主子的奖赏提拔而得幸，不是他所能左右的，责任并不在叔孙通。其实，叔孙通在刘邦废太子刘盈等事件上还是敢于进谏、据理以争的。此外，叔孙通出于公心、适时向君主推荐有用人才和考虑下属、已言必诺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叔孙通还具有领导才能，懂得怎样安众和服众。他做的每一件事情，绝非头脑发热的盲目之举，而是有计划和目的的慎重之行。
渭南师范学院韦爱萍副教授《论萧何的政治智慧》一文，认为萧何的政治智慧主要表现为：一是具有政治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长远战略眼光；二是具有“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等高超的治国才能；三是具有采纳善言的宽阔胸怀；四是具有识别人才的慧眼；五是具有恭谨从事、忠诚厚道、待人诚恳、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的性格；六是具有关心民众重视民意的思想。萧何在秦末汉初纷扰动乱的时代中，为自己也为家人争得很好的生存空间，不能不说是非常好地运用了政治智慧。
西北大学丁晓雯《司马迁笔下吕后的政治才能评议》一文，把吕后的人生分为刘邦称帝以前的贫民生活、刘邦在位时期的皇后生活、刘邦死后的临朝称制生活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吕后眼光独到，她没有埋怨刘邦不脚踏实地工作，反而宽容地理解了他的行为，努力完成作为贤妻所承担的责任。第二个阶段在刘邦称帝后的七年中，她不仅辅佐刘邦定天下，而且与刘邦同掌实权。刘邦稳定西汉初年政局，消灭各地异姓王多得吕后之力。吕后帮助刘邦诛灭的异姓王有韩信和彭越。在选立太子和询问刘邦身后人事安排方面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三个阶段，吕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固本、制藩，对于制约打击反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主要作为有刘、吕联姻、封诸吕为王、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等。可以看出，吕后并不只是汉高祖后宫中的平凡佳丽，而是一个有权力的皇后，是西汉开国大业的积极参与者。虽然由于她自身强烈的变态心理做出了一些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掩盖不住她非凡的政治才能。她的统治不仅为恢复汉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巩固新生政权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同时为“文景之治”起了铺垫的作用。司马迁为吕后作《本纪》，是汉代妇女地位提升和他个人判断的结果。他对吕后的记载是真实的，对吕后的评价也是客观公允的。
在《史记》人物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高祯霙的《足智多谋运筹帷幄——论楚汉相争时期的谋士》、宋淑洁的《为小人物立传的〈史记〉——读〈伯夷列传〉》、岳蕾的《一个利己主义者的悲剧——读〈李斯列传〉》、高一萍的《司马迁神化刘邦之原因初探》、方原的《〈史记〉中的汉景帝形象》、于雪芳的《说刺客——读〈史记·刺客列传〉》、董小改的《从〈史记·项羽本纪〉中看项羽》、蔡建满的《从〈史记〉看我国早期商人形象》等。
体裁体例研究
2006年，《史记》体裁体例研究方面的成果不多，其中三篇是有关《史记》十表的，有两篇是研究“合传”的，还有研究“太史公曰”的。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史记〉十表总论》一文，逐一分析了《史记》十表的内容及其所表达的司马迁的思想，并且认为十表能丰富读者的知识。首先，十表补叙了许多“本纪”、“世家”、“列传”所没有说到、或没有说清的事情。其次，许多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分散在各篇人物传记里，不容易使人感到事态的突出与严重。一旦分门归类地加以表列，事态就立刻显示得触目惊心了，枯燥的文字立刻增加了感情色彩。最后，通过对《史记》人物传记与《史记》诸表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司马迁遴选人物的标准与其独特的倾向性。
北京师范大学张振利《从〈史记〉汉表试析汉武帝对诸侯王的处置》一文，结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等，集中讨论汉武帝对诸侯王的处置，进而探讨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互动及汉代的社会法制。认为《高祖功臣侯者年表》143人遭汉武帝处置的有70人，大多是因有罪无后而被国除。《惠景间侯者年表》90多人遭汉武帝处置的有36人。这两个表中诸侯王被汉武帝处置所列举的罪名，大体有危害政权罪、亵渎皇权与危害皇帝人身安全罪、危害中央集权罪、职务犯罪、思想言论罪、违反伦常罪，以及其他政治、经济犯罪。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一方面通过树立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来加强中央集权，使皇权与政权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削弱诸侯王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汉武帝所封诸侯73人，承袭至太初以后未绝者29人，其余大都因无后有罪而被国除。此表中诸侯王被汉武帝处置所列举的罪名，大体有坐酎金罪、谋反罪、矫诏罪、盗毁山陵罪、奸罪及受财物罪等，也有因边境征伐而获罪的。《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共计162国，承袭至太初以后未绝者85国。此表中诸侯王被汉武帝处置的有70多国，所列举的罪名大体有坐酎金罪、不敬罪、亵渎皇权罪、违反伦常罪等。可见，汉代法律对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及与之相应的人伦纲常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身为宗室王子同样也受到法律的制裁，从一个侧面反映汉代法律具有相对公平性和绝对严酷性。汉武帝采取不同于对待功臣侯者的手段处置宗亲诸侯王，也反映了他对血缘宗法的认同并未丧尽。此外，汉武帝对宗亲诸侯王的处置无形中助长了外戚的势力，打破了宗族势力与外戚势力的平衡，为后来元、成、哀、平四朝外戚相继起而专政埋下了祸根，最终导致了王莽篡汉。
哈尔滨师范大学栾继生教授和李年群《〈史记·十表〉三辨》一文，对桓谭所说的《三代世家》“旁行斜出”、《秦楚之际月表序》及《太史公自序》的“三嬗”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其他六表的经纬变化进行了探讨。认为《三代世家》表的前半段，从颛顼到周属，所记载的世系是依次递增，上下呈梯状排列。如将各世系的末端相连，恰如一条自下而上的对角线，正与“斜上”之意相通。这种情况是其他各表所不具备的。各系属是从右到左横着一字展开，故称之为“旁行”，这一点与其他各表相同。《秦楚之际月表序》和《太史公自序》中“三嬗”的“嬗”应指天下时势由一个主宰向另一个主宰的更替。无论是五年还是八年，“三嬗”的终点是一致的，即刘邦称帝。“三嬗”中第一嬗应该指秦嬗义帝，而非秦嬗陈涉。司马迁制十表经纬的变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根据所记载内容的不同，在制作方法上作出相应选择。其原则，一是要能够充分容纳，二是要追求直观便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其他六表以国经年纬作侯表，是书写制作方法上的需要。侯表的特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侯国的数量要远多于在表中作纬的王国数量。一枚简牍的长度最多能上下写50个字，即使是写在帛上，若年经国纬，长长地从上往下排列几十个侯国，制作和阅读都会很不方便。就是说要以侯国为纬，在制作上是很难办到的。因此，司马迁改为国经年纬，为了准确说明侯国延续时间的长短，便在每一小格内用数字加以标明。二是侯国子孙世袭应对各侯延续的情况作连贯记载，以便读者对侯国的历史一目了然。
《史记》人物列传有单传、合传、类传几种类型。单传是只记载一个人物事迹的列传，合传是记载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事迹的列传，类传是记载两个以上同一类人物事迹的列传。人物列传单传容易辨识，而合传与类传往往被人们混淆。淮南工学院肖振宇教授《〈史记〉人物合传论》一文，认为《史记》合传和类传的区别有3点，一是题目的命名不同。合传题目往往以所记人物的姓氏、尊称、名字、封爵、官职命名。类传的题目往往以人物的社会职业、社会身份或社会评价称谓命名。二是叙写人物的行文方式不同。合传往往大多先以叙事的口吻直写一个人的传记，然后在篇末以“太史公曰”四字开端，发表作者对所记人、事的观点看法。类传往往大多先写作者对某一类人的性质或行为的观点看法，然后再记写人物生平事迹。三是所记人数、人物的一致性不同。合传有时只记两个人，有时记两个以上的人。所记的人，从类别上讲，有的相同，有的不同。类传所记多是两个以上的人物，而且皆是相同的一类人。《史记》中属于合传的有29篇，另有从题目上看是单传而从内容上看是合传的有6篇，有类传10篇。从《史记》人物合传所写内容来看，司马迁之所以把一些人物用合传形式来写，其原因，一是因官职相连而合写，二是因事相涉而合写，三是因才智相同而合写，四是因遭遇相似而合写。《史记》合传对人物的记写，并不是将几个人物的传记简单的相加，而是根据所记人物的不同情况，采用了分写法、混写法、引写法和附写法等手法。
《史记》体裁结构上的一个特点，就是每篇正文或前或后都附有一段“太史公曰”。刘知几以《史记》正文篇前的“太史公曰”为“序”，以篇末的“太史公曰”为“赞”，习惯上统称“论赞”。陕西师范大学吴玲玲《“豹尾”正堪“续貂”——简评〈史记〉中“太史公曰”》一文，分析了《史记》的“太史公曰”，认为《史记》“太史公曰”可分为篇前序论、篇后赞论、夹叙评论三种形式。《史记》论赞凡134篇，其中序23篇，赞106篇，文中之“论”4篇，《太史公自序》1篇。《太史公自序》为全书总论。论赞共计300936字，其言简义丰，精意深旨，议论宏阔，笔势纵放，是《史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史记》气血灵魂的所在。“太史公曰”是司马迁首创的史论形式，它承继《左传》“君子曰”，而又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史记》保留了“君子曰”的外在形式并将其进一步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在表述形式、内容范围上都有了超越，史论的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君子曰”。并且，《史记》“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借以抒发己见的一节文字，是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寄托个人理想、议论抒情的自由空间，也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其主要功能：一是阐明立篇旨意，总体概括全篇；二是用来叙事，补充事义，描绘人物外貌；三是评论历史人物，体现爱才思想；四是记经历，记调查行踪和收获。其艺术特点：一是浓烈的抒情意味；二是灵活的表达方式；三是杰出的语言运用。《史记》的“太史公曰”是绝妙的，是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神来之笔，是精彩的“续貂”之“豹尾”。
周旻《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一文认为，《史记》类传共11篇，涉及人物几乎遍及其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以看到从市井到官场及至皇室内部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与人生百态。《史记》的人物类传就不仅是人物的传记，而成为《史记》扩大记人范围，反映宽广社会生活的手段，成为《史记》列传中的重要类型。《史记》人物类传的特色从历史记叙与文学描写的角度看，传主共同特征鲜明突出，写最能体现传主类型共同点的事迹，在表现传主共性的基础上突出人物个性，形式多样。《史记》人物类传表现了司马迁对下层人物的歌颂，体现出司马迁的一些社会思想。
写作艺术研究
围绕《史记》写作艺术，2006年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和一部专著，其中有几篇是研究《史记》修辞的。
渭南师范学院马雅琴、王麦巧、王晓红三人分别发表了有关《史记》修辞的文章。马雅琴副教授《论〈史记〉中引用修辞的艺术价值》一文，主要探讨了《史记》中引用修辞的使用情况和艺术价值。认为《史记》中的引用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引文部分可加有引号，有形式上的标记，文字、标点与原文完全一致；二是引文部分虽然也可加有引号，在引文中也有作者、书名或某说话人等，但所引述的有关语言材料的文字、标点与原文不尽一致，只是大体相同而已；三是引文部分既可没有引号，也没有说明何人所说或出自何处，所引的语言材料与所引文字彼此已经融合为一个整体；四是大量引用了历史人物的著作。《史记》中引用修辞具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增强作品抒情性、故事性和说理逻辑性等艺术价值。王麦巧副教授的《谈楚汉战争的组构手段》文章，主要探讨了司马迁记叙楚汉战争所运用的各种组构手段。认为楚汉战争历时五年，发生的事情无数。这些事情，有的跟项羽有关，有的跟刘邦有关，有的跟淮阴侯韩信有关……如果把这些事情安排在一个人的传记里，不仅臃肿，主题不鲜明，而且不利于塑造人物。鉴于此，司马迁根据表达的需要，有意将它拆开，分放在20个人的传记里，分别记述。《史记》在记叙楚汉战争时运用的主要组构手段有分述、详写与略写结合、截取、对照等多种手法。这些手法各有各的积极作用。分述是一种开放的结构方式，加大了《史记》的容量。详写和略写相结合使事情主次分明，使文章的中心表达突出。截取法使作者省略了不少笔墨，可以集中精力着墨反映事物本质的闪光片段。对照手法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且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王晓红讲师《〈史记〉修辞与“不隐恶，不虚美”关系探微》一文，主要探讨《史记》修辞与其“不隐恶，不虚美”的关系，认为《史记》大量运用了比喻、夸张、讳饰、拟人、重复、引用等多种修辞手法，撰述信史和美文构成了司马迁创作的双重目标。历史著作要求科学严肃，事须确有其事，人须真有其人，不虚美，不隐恶；文学著作追求典型性、生动性、形象性。为了将二者统一于创作中，司马迁借助文学手段，以美的语言、美的结构、美的形式，使传主的生命价值得以很好地展现出来。丰富的修辞手法，正是司马迁激活历史，生动地再现历史，实现自己审美理想的重要手段，在人物塑造、叙事状物、抒情表意等方面发挥着作用和功能。
韩城市博物馆薛希婷《以雄健之笔写神勇之人——读〈项羽本纪〉》一文，从“用典型描写和重复修辞，塑造英雄的形象美”、“传神的细节铺陈，升华了英雄的人格美”、“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烘托英雄的悲壮美”等三个方面论述了《项羽本纪》在人物刻画方面的美学成就，认为司马迁以雄健之笔，写神勇之人，使项羽这个悲剧人物没有让人看到颓废、衰飒，而是令人感到激烈、悲壮，感人至深，让读者在美的领域中增强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并从形象美、人格美和悲壮美中得到熏陶。
许昌学院马宝记副教授《随物赋形首尾相应——〈史记〉人物传记“引入法”艺术特征论》一文，认为根据人物的不同出身、经历、思想以及历史地位等，《史记》采取了不同的人物出场描写方法。其主要有：一、循序渐进法。“循序渐进法”是对人物的籍贯、幼年、特点等一一介绍，条理清晰。此种方法最为常用。二、直入主题法。直入主题法。“直入主题法”指省略一般的繁琐介绍，而直接进入人物主要事迹的叙述。三、择要介绍法。“择要介绍法”指作者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进行介绍。四、趣事导入法。“趣事导入法”指将与人物主要事迹、性格有内在联系的有关趣事作为“引子”导入。五、家世定位法。“家世定位法”指直接将人物的出身以及家世清楚地展现出来，使读者对人物的背景了如指掌，人物的一举一动都会带有明显的身份色彩，读者也就更能够洞察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而立体化地评价人物。六、纵横交错法。“纵横交错法”指在介绍人物出场时，往往不只是采用一种方法，而是共同使用多种方法。司马迁根据不同人物的不同特征，选择最能展示人物思想、表现人物特点的人物出场描写方法，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是《史记》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一是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态度；二是蕴涵着历史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三是暗示着历史人物的未来与结局；四是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情感。
西北大学张佩《〈史记〉中的怒与讽》一文，认为司马迁主张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并刺讥时事。《史记》中的讽刺有“无声胜有声，无声的沉默”、“引用他人之语”、“状摹本人自衿声色的心态”、“借秦讽汉”、“以褒为贬”、“记事两出”、“记事雷同，周而复始”等多种手法，讽喻变化传神，巧妙灵活。并且认为，被司马迁讥讽最多的是汉武帝。
在探讨《史记》叙事艺术方面，陕西师范大学李曙光《论〈史记〉叙事的辩证艺术》一文，认为《史记》叙事的辨证艺术实际上是辩证思维在写作中的成功运用，其包括“大和小”、“奇和正”、“刚和柔”、“张和弛”、“隐和显”以及开合、明暗、动静、抑扬、疏密等辩证手法的成功运用。海南大学毛金霞的专著《史记叙事研究》，是一部专题研究《史记》叙事艺术的著作，共27万字，2006年9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被收入“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作者既借助于语言的结构分析来探讨叙事艺术的普遍形式，探索《史记》审美意义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又借助于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分析来把握《史记》叙事的深层意蕴。通过研究《史记》的叙事，旨在探讨中国的叙事传统，给其他作品的解读提供一条思路。全书主要分为九部分，从叙事主旨、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材料、叙事立场、叙事视角、叙事艺术、叙事语言、叙事风格等方面探讨了《史记》的叙事艺术特点和成就，既有理论阐述，又有事例论证，分析深入细致，对人们进一步解读《史记》有着积极作用。
2006年《史记》写作艺术方面的研究文章，还有凌朝栋的《司马迁〈史记〉引用〈诗经〉论略》、刘凤琴的《从〈史记〉看秦汉之际的审美文化特征》、蒋玉斌的《〈史记〉的尚奇意识论略》、李巍《论〈史记〉抒情性及其得失》、赵利伟《“直书”与“曲笔”——〈史记〉艺术中的一体两翼》、张浏森和李晓鹏的《〈史记〉用典的文化与艺术价值》等。
版本校注及考证考古研究
2006年《史记》版本校注，主要是发表了一些有关《史记》文章的字句校勘考辨。其中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的《〈史记〉疑义新证》（本纪上），是作者阅读《史记》的部分札记，对《史记》本纪中的22处字词进行了校释。其中《五帝本纪》4处，《夏本纪》2处，《殷本纪》3处，《周本纪》4处，《秦本纪》3处，《秦始皇本纪》4处，《项羽本纪》2处。如其认为《五帝本纪》“明鬼神而敬事之”的“明”训为“尊”。《夏本纪》“北播为九河”的“北”疑为衍字；“江、汉朝宗于海”的“朝宗”为“会合”之意。《殷本纪》“汤举任以国政”的“举任”是同义连文，为“任用”之意；“敢行举乱”的“行举”同义，“行举乱”，即“行乱”、“作乱”；“高天下以声”的“高”与“矜”同义，为同义连文。《周本纪》“乃断弃其先祖之乐”的“断”和“弃”义近，为废弃之意；“其归鲜矣”的“归”当训为“终”；“周既不祀”的“既”训为“终”。《秦本纪》“郑君谨修守御备”的“御”训为“备”，非衍文。“守御备”谓守御之意；“以责督于下”的“责督”为同义连文。“督”有“责备”、“责求”之意；“争长于黄池”的“争长”即“争先”，谓争会盟先后之次第。《秦始皇本纪》“戎翟君公”的“君”、“公”同义；“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的“将”、“欲”为同意连文；“体道行德”的“体”、“行”同义；“审别职任”的“职”、“任”同义，“任”亦“职”之意；“和安敦勉”的“敦”、“勉”同义，为“劝勉”之意。《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上马骑”的“骑”非衍文，“马骑”谓乘坐之马；“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的“矜”、“奋”同义，皆“自矜”、“自夸”之意。
海南师范学院张兴吉教授《〈史记·五帝本纪〉校勘心得》一文，指出了中华书局本《史记》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标点方面的问题，尤其以文意理解有误居多；二是版本校勘方面的问题。版本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沿用了原底本金陵书局本的一些错误，校勘方面的问题则是张文虎在版本校勘中形成的错误。文章对《五帝本纪》的11处版本和校勘问题进行了勘正，其中《史记·五帝本纪》文本2处，《史记集解》2处，《史记索隐》2处，《史记正义》5处。
台湾清华大学博士生陈惠玲《〈史记·夏本纪〉：“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司马贞索隐浅析》一文，主要对《夏本纪》“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的司马贞索隐的文字进行了分析。司马贞《索隐》说：“禹声音应钟律。今巫尤称禹步。又一解云：上文声与律为律度，则权衡亦出于其身，故称以出也。”作者认为，司马贞的注释以禹的声音与音乐的钟律是相应谐的，并将“巫”与“禹步”画上等号，是一段十分有趣的并保留了原始神话材料的注释。关于何谓“禹步”，《荀子》、《尸子》、《吕氏春秋》、《帝王世纪》、《抱朴子》主张是禹走路的样子；扬雄《法言》、刘师培《法言补释》认为是“禳灾之官”，“步”与“巫”同义。作者认为，由“禹步”到“禹巫”、“巫步”是神话历史化，或历史神话交错中所产生的有趣现象。若以巫术时代看，鲧禹或本为“司巫之长”。基于对治水英雄和巫界祖师的崇拜，“禹步”则被后世群巫方士奉为圭臬，成为“巫步”。古代巫者方士“土龙致雨”，借由“吹律”引龙出动，企图施法改变气候，号令龙兽，兴起风云，故“吹律”是号令土龙的法器。
在考证考古研究方面，2006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浙江工商学院徐日辉教授《〈史记·五帝本纪〉之黄帝考疏》一文，认为黄帝的“黄”从田，与黄帝出生于黄土地有关。并且认为黄帝出生于上邽，即今渭水上游的甘肃天水市东。天水市东有轩辕谷，考古发现表明其一带台地上布满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且延渭水一直向东延伸。黄帝称轩辕与木有关，轩辕二字从车，“黄帝作车”，当是轩辕氏的由来。从诸多记载看，当有两个神农氏，一个是势落衰败的神农氏，一个是与黄帝三战而败的盛强神农氏，即原神农氏势衰后新兴的炎帝神农氏。又认为风后、力牧、常先、大鸿初为人名，后演化为地名。关于黄帝居轩辕之丘还是都轩辕之丘，司马迁交代得不大清楚，后人往往把黄帝居轩辕之丘看做是都轩辕之丘，而且争论不休。实际上叫“轩辕”的地方不止一处，其中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安徽就有“轩辕谷”、“轩辕丘”、“轩辕台”、“轩辕宫”、“轩辕庙”、“轩辕陵”等。这些地方或多或少都与黄帝有关，这是黄帝“未尝宁居”的真实再现。而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却不会如此分散。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特别是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遗址的发现，河南新密市作为黄帝都轩辕丘是能够成立的。黄帝到底葬于何处，至今还是个谜，因为司马迁当时就没有弄清楚。浙江缙云的荆山、鼎湖自古便与黄帝有关，从而形成了浙江缙云的黄帝仙都与陕西的黄帝陵南庙北陵的格局，而且其香火鼎盛绵长无穷。
北京大学张衍田教授《〈史记·河渠书〉校点误例辨正——浊漳源头考》一文，指出《河渠书》“西门豹引漳水溉邺”句《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浊漳水，源出潞州长子县西力黄山。’《地理志》云：‘浊漳水在长子鹿谷山，东至邺，入清漳。’按：力黄、鹿谷二山，北蔍也。邺，相州之县也。”《正义》这段文字，在校点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漏校，一是误点。其应为：“《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浊漳水，源出潞州长子县西（力）
黄山。’《地理志》云：‘浊漳水（在）[出]长子鹿谷山，东至邺，入清漳。’按：（力）黄、鹿谷二山北蔍也。邺，相州之县也。”认为“力黄山”应为“倒黄山”。漳水源头由两股水流汇成，二水都源于发鸠山东麓，一在刀黄山之阳（南），一在刀黄山之阴（北），当地村民称之为阳泉水和阴泉水。阳泉水和阴泉水应该是浊漳水的两个源头，即南源和北源。
北京师范大学李鸣《侯嬴与魏齐史实考辨》一文，认为魏齐事件发生的时间《史记》所记模糊，诸传所记之事互有抵牾。综合各种记载，大体可以推定，魏齐之事当在长平之战前。《范雎蔡泽列传》将此事编次在秦昭王四十三年之前，于理为近。
江南大学吕锡生教授《项羽避仇吴中的确切地点在湖州》一文，说项羽与叔父项梁到底在哪里避仇？史籍未见确切记载。历来多以为是在苏州，因为苏州是当时会稽郡的首府，是吴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实，项羽叔侄避仇之地并不在苏州，而是在湖州。理由有五：一是从选择避仇的地点来看，苏州引人注目不可能在其选择地点之内；二是苏州、无锡、常州一带交通方便的地方，虽有项王庙而无项王的任何遗迹；三是在地方文献上除了地处太湖西南的湖州外，其他地方并无有关项氏叔侄的丝毫记载；四是湖州地方文献和民间传说都讲项羽在湖州避仇。湖州当时地处偏僻，避仇不易被人发觉，离吴地中心只有半日之程，是个既偏僻又方便的地方；五是湖州有许多关于项羽的古籍和传说。诸如卞山有项王走马埓、饮马池、系马木、项王马迹、霸王磨剑石等。湖州的子城又称为“项王城”，晋时修筑罗城将项王城包括在内，后称为“子城”，史称“项王古城”。城东8公里处项羽观秦始皇皇驾、说“彼可取而代之”、项梁掩其口的掩浦，又名“项浦”。明月峡又有霸王潭。这些古籍虽属传说，但绝非无稽之谈，恰恰是项氏叔侄避仇湖中的最好证据。
经过对《史记》、《战国策》、马王堆汉墓《战国策纵横书》等有关文字及注释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杨昶教授《“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补证》一文，认为《史记·魏世家》中“秦七攻魏，五入囿中”的“囿中”当指“梁囿”之中，而非“圃田泽”之中。圃田泽故址在今河南省中牟以东，与大梁城尚有距离。若秦军仅入圃田泽之中，则与《史记·魏世家》“兵到大梁”和《战国策·魏将与秦攻韩》章“国继以围”不合。因此，秦军五次进入梁囿而抵大梁城下，既可谓“五入囿中”，亦可谓“五入国中”。《史记》、帛书和《国策》当各有所本，不能强合，宜并存之。然则，旧注以“囿”为“囿田，郑薮”，谬矣。
南京大学张文华《释“合肥受南北潮”》一文，着重对《史记·货殖列传》中“合肥受南北潮”一句含义进行探讨。认为“合肥受南北潮”一句自三家注以来虽多有解释，但大都着力于从字面涵义上说明，因而总有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之感。其实，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以高度浓缩的方式概括了天下物产、风俗、经济都会、地理形势等情况。“合肥受南北潮”一句正是如此，它隐藏着江淮之间历史交通的重要信息。合肥是个交通枢纽，有合肥附近至淮河的交通，有合肥附近至长江的交通，有合肥附近的交通等。“合肥”名称的由来，也与施、肥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知二水对合肥的重要程度。“合肥受南北潮”的“潮”分别指长江和淮河。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云：“受南北潮：受到南有长江、北有淮河的交通便利。”韩兆琦《史记笺证》云：“此处实指南面长江流域的货物，北面淮河流域的货物，都可以由水路运到合肥。”二人解释都指出了合肥地处江、淮之间，有便利的水路交通，因而才成为货物荟萃、转输的重地，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江淮通往合肥的水运道路是：南面从长江溯濡须水入巢湖，经巢湖溯施水至合肥；北面从淮河入肥水，入肥水后又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溯肥水至施、肥分流处入施水，再顺流而下至合肥；二是溯肥水至阎、肥脚汇处入阎涧水，溯阎涧水入阳湖，出阳湖再溯流至合肥；三是溯肥水至成德县，入施水枝津，溯流至阳湖，再出阳湖溯流至合肥。
中国三皇古史研究室白雪轩研究员《秦国早期四地名今址考辨》一文，对秦始祖封邑秦地今址、秦始祖故居犬丘今址、秦庄公故居西犬丘今址和秦文公故居西垂宫今址进行了考证。认为秦始祖非子的封邑不在今甘肃，当在今陕西宝鸡县虢镇西10公里左右的渭河北岸，千河西岸；秦始祖非子的故居犬丘的今址当在汉槐里县，即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秦庄公故居西犬丘今址与秦始祖非子的故居犬丘实为一处。因其地在秦始祖非子父亲大骆的封地犬丘之西100多公里，习惯上还称为犬丘，史家特加一“西”字进行区别；秦文公曾居住的西垂宫今址，当在古汧邑，即今陕西陇县境内，而不是在秦西邑，即今甘肃天水西南。
郑州大学袁延胜副教授《纪信籍贯蠡测》一文，主要考证纪信的籍贯。说关于纪信的籍贯，目前主要有西充（南充）说和天水说，但都没有直接证据。《魏书》载齐郡昌国县“有纪信冢”，与今郑州惠济区古荥镇纪公庙村的纪信将军墓不在一地。昌国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南，应在先秦时期纪国的疆域之内。纪国的大致范围在今山东寿光市及其周围一带，都城在今寿光南15公里处。《续汉书·郡国志四》载北海国剧县：“有纪姓，古纪国。”纪国灭亡后，纪姓子孙散布于今山东境内，但应以剧县（今山东寿光东南）为中心。纪姓起源于山东纪国，从汉代纪姓人物看，有明确籍贯的都为山东人，因此，推而论之，纪信的籍贯似应在山东。如果《魏书》所载属实的话，则齐郡昌国县的“纪信冢”应是纪信的家乡为纪念纪信所建，这与荥阳在纪信牺牲的地点建纪信墓不同。所以，纪信的籍贯应在西汉齐郡昌国（今山东淄博市东南）。
商务印书馆丁波博士《“赵氏孤儿”新辨》一文，主要考证和比较了《左传》、《史记》、《新序》、《说苑》等对赵氏孤儿的记载，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轻易地以通行本《左传》的记载来否定《史记》中关于赵氏孤儿的记载。”
荥阳市文化局陈玮《嫘祖故里探源》一文，从民间传说和地名方面对黄帝妃子嫘祖的故里进行了考证，认为嫘祖的故里在今河南荥阳市、巩义市、新密市交界的浮戏山区。
日本就实大学李开元教授《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一文，探讨了《史记》中“荆轲刺秦王”、“鸿门宴”、“项羽之死”三个历史事件的史料来源。认为“荆轲刺秦王”的叙事细节是经过秦始皇的御医夏无且见证并口述传承，又由公孙季功和董生讲给司马谈写入《史记》。“鸿门宴”的故事细节，是司马迁在访问丰沛时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处听说并写入《史记》的。“项羽之死”的有关细节是垓下围杀项羽的杨喜自述，又经过杨喜后代的转述传承，由杨喜的第五代孙司马迁的女婿杨敞讲给司马迁的。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学理研究员《误解的匡正——读〈史记〉，识阿房》一文，认为《阿房宫赋》是赋不是史；“阿房宫”是大概念，切勿把设计蓝图与施工程序混为一谈；“前殿”只是“阿房宫”的组成部分，但不能说它就是“阿房宫”；“前殿阿房”是“阿房宫前殿”的附属工程；“阿城”不是阿房宫的宫城，而是“阿房宫前殿”的特殊外垣；阿房宫工程当时在建设中，阿房前殿夯土地基最明显。阿房宫的田野考古还没有结束，新闻报道不应成为历史结论。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刘谦功《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文，认为形象生动、大气磅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是对《史记·秦始皇本纪》所描述的这一历史过程的最好印证，直观而真实地再现出秦严整的军阵、强大的国威乃至豪迈的精神。秦始皇陵一、二、三号坑内共有陶俑、陶马约8000件，分别排列成三个兵种、阵容、功能各异的军阵。一号坑以步兵为主，是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的长方形军阵，二号坑是车兵、骑兵、步兵混合排列的曲尺形阵，三号坑是军阵统帅的指挥部（古称军幕）。秦始皇陵兵马俑种类繁多，因职务、兵种不同而装束、姿态各异，但个个都威武雄壮。其组成的军阵规模之宏大、场面之壮观实属古今中外之罕见，充分体现了“秦王扫六合”，“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磅礴气势。马作为主要交通工具，还在秦时国家管理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秦始皇凭借马作为交通工具来管理国家和遍行天下。秦始皇陵的陶马一般高达1.5米，体长2米，膘肥体壮，生气勃勃，表现出一种静则如山、动则如风的气势，正可以说是权力、力量与速度的象征。从制作艺术角度看，秦始皇陵兵马俑采取了非常写实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秦军战无不胜的威势和睥睨一切的精神，绝对是大手笔、大制作。秦始皇陵兵马俑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强大的、从物质到精神的震撼力。一眼望不到头的兵俑、陶马、战车组成错综有致、严整机动的阵容，显示出有秦一代无与伦比的自信心、威慑力和崇高感。它不仅代表着秦代陶塑的最高水平，而且从具象到抽象、从物质到精神全面展示了秦代的军队阵容、国家威势和时代精神，是对《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最好印证。
对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太史公牛马走”诸家解说历来分歧，同是“太史公”一词，却有“迁父谈也”、“司马迁自称”、“称官”、“称书”等数种歧义说法。“牛马走”也有“仆也，自谦之辞”、“痛辞”等理解。台湾师范大学林礽乾教授《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太史公牛马走”辨证》一文，主张“太史公”一词为“司马迁自称”，“牛马走”而是“先马走”的形误，是“王车之前驱”的意思。其举证说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曾主张“‘牛’，当作‘先’字之误也”。清朱兰坡、吴汝纶也主张吴仁杰的观点。朱兰坡并且说“‘先马走’三字连文，明见《淮南》，与此正同。则‘牛’为字形之误可知”。作者认为，古人书牍结构，在称谓和提语前，常先列官衔再加通名和敬礼。司马迁《报任安书》“太史公先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正是这种结构。后人不察“少卿足下”是称谓和提称语，“太史公先马走司马迁再拜言”是先列官衔再加通名和敬礼；又因不晓“牛马走”为“先马走”之误，于是望文生义，而作出“太史公，迁父谈也”、“太史公，迁之书也”；“牛马走”，“谦辞也”、“痛辞也”等似是而非的解释，实失之甚远。
在《史记》版本校注及考证考古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还有张仲立的《〈史记〉关于秦“止从死”》、陈隆文的《古荥泽二题》、吴爱云的《汴水溯源》、陈玮的《鸿沟源头的变迁》、王宏波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标点隶正一识》、张振龙和张宏的《关于司马迁笔下“白金三品”货币考辨》、黄震的《〈史记〉异文考释六则》等。
比较研究
2006年，《史记》比较研究，有围绕《史记》内容展开的，也有以《史记》同《汉书》、《左传》，以司马迁同司马相如，以《士不遇赋》同《悲士不遇赋》等进行比较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
内蒙古师范大学可永雪教授《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再创作示例二题》一文，选择了“虞舜孝亲”和“骊姬害申生”两个故事来分析《史记》的再创作情形。作者将《尚书·尧典》、《孟子·万章上》和《史记·五帝本纪》有关“虞舜孝亲”文字进行对照，发现司马迁写虞舜孝亲的故事，以《尚书·尧典》为基础，而整个故事情节却是以《孟子·万章上》为底本的。如果说，《孟子·万章上》的虞舜孝亲的故事是对《尚书·尧典》虞舜孝亲母题的二度创作的话，那么，《史记·五帝本纪》就是对这一母题的三度创作。作者又将《春秋左传》（僖公四年）、《国语·晋语》、《谷梁传》（僖公十年）和《史记·晋世家》有关“骊姬害申生”故事的文字进行对照，发现《史记·晋世家》的有关文字是综合《左传》、《国语》、《谷梁传》、《礼记》、《吕氏春秋》的记载，熔铸各家素材精华经过艺术加工再创作出来的。
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对实录体的影响》一文，将纪传体和实录体作比较，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创立的纪传体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纪传体“正史”体系，而且对实录体也产生了深刻重要的影响。因为实录体并非属于简单的编年体，而是属于“编年附传”体。它具备了纪传体的两个基本特征：本纪和列传。只不过它不是将本纪与列传分开并列，而是将列传插入帝王编年（相当于本纪）中，形成一种结合更为紧密的编纂形式。同时兼有帝王编年与大臣列传，是实录体与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之间的相同之处。不过，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其本纪与列传分属的不同部分，虽在内在结构上是列传环拱帝纪，但在外在形式上列传与本纪却是并列的两个部分。实录体虽同时具有帝王编年和列传，但帝纪与列传却以编年的形式混编在一起，使列传无论从内在结构还是外在形式上，都附属于帝王编年，表明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强化。实录体将纪传体引入编年，将帝王编年与大臣列传混编成新的体裁，在保持记事的同时，增加了记人的分量，受到了学人的肯定。实录体所取得的这种成就，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创立的纪传体的示范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台湾大学李伟泰教授在2006年接连发表了三篇有关比较《史记》和《汉书》论赞比较研究的系列论文，分别是《〈史〉、〈汉〉论赞比较十三则》、《〈史〉、〈汉〉论赞比较十四则》和《〈史〉、〈汉〉论赞比较八则》。这三篇文章对《史记》和《汉书》的论赞进行了文字、内容的比较，指出了《汉书》论赞对《史记》论赞的袭用和增补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了司马迁同班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的评价及思想的异同，从《史记》和《汉书》论赞的对比角度，对司马迁和班固、《史记》和《汉书》进行了研究。
台湾明道管理学院许淑华助理教授《〈史记·吕后本纪〉与〈汉书·高后纪〉较析》一文，通过对《史记·吕后本纪》、《汉书·高后纪》比较分析，得出三点结论：一是二者立传见解不同。司马迁以《吕后本纪》深责当世，用纪传方式将吕后的一生及其个性呈现出来。班固《高后纪》则反之，以编年体方式，将吕后掌权时期各年所发生的灾祸、政令实施与主要建设罗列出来。两人虽撰写同一段历史，但表达方式与角度迥异。二是二者取材布局不一。《高后纪》补充了《吕后本纪》在史料方面的不足，罗列各年所发生的大事，使《高后纪》成为帝王大事记的成例。同时将《吕后本纪》中相关篇章析解纳入，如实记载，也展示史书中互见笔法的运用。然而《吕后本纪》中所呈现的吕太后是活泼的，她的一言一行都鲜明地烙印在后人的心中，难以磨灭，这却是《高后纪》无法比拟的。三是参见以得微旨。单看《吕后本纪》则吕后当时的内政、经济、外交、军事就无从得知。单看《高后纪》则无法了解吕后在当时政治上的手段以及刘、吕势力的消长。两文互参，则“因果昭著”之微要旨可见。
此外，在比较研究方面的论文还有日本广濑薰雄的《〈史记·殷本纪〉与马王堆帛书〈九主〉》、日本谷口洋的《〈垓下歌〉〈大风歌〉与项羽、刘邦的传说》、马予静的《西汉文章两司马》等。
史记学研究
2006年，在史记学研究方面，首先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史记疏证》工程正式启动、《史记疏证·凡例》（讨论稿）的推出和长达20万字的《史记疏证卷一·五帝本纪第一》的发表。2006年8月，在“中国荥阳楚汉战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中国史记研究会宣布《史记疏证》工程正式启动，并推出了《史记疏证·凡例》（讨论稿），发表了长达20万字的《史记疏证卷一·五帝本纪第一》的样稿。《史记疏证》工程由中国史记研究会主持，旨在对古今《史记》研究做一次时代性的总结，积淀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切实奉献。《史记疏证》定位为《史记》读本与学术总结兼备一身的学术论著，具体说要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及可读性，充满时代气息，凝聚当代人学术成果，展示时代个性。其体例包括十项细则：一是篇前“题评”，分为“题解”、“评说”两部分，宏观阐释全篇内容；二是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段落为单元注疏；三是每段行文，基本以词组和句子为注释单元分为条目，保留三家注，三家注紧跟条目。四是统一集注行文标识；五是列举“集校”校正正文；六是用“存异”、“存疑”、“考辨”、“实证”等列出讲疏式注文不能包容的内容；七是行文以四种字号字体区别内容层次；八是全篇注文后为“语译”，并分段加段意提示；九是“语译”后加分类“集说”；十是“集说”之后附“论文文献索引”。《史记疏证》计划三年基本完成，在五年之内出版，估计全书1500万字到2000万字。
安徽师范大学叶文举副教授《〈史记〉三家注对文献“辑佚”的贡献——以谯周〈古史考〉辑佚为例》一文，认为谯周25卷的《古史考》亡佚后，清代章宗源曾辑谯周《古史考》一卷。考之于《史记》三家注，其多数当为从《史记》三家注中辑佚。如果没有三家注，谯周《古史考》的辑佚庶无可能，不会见到更为丰富的材料，《史记》三家注对《古史考》部分内容的保存功不可没。从三家注所引用《古史考》来看，第一，《古史考》对《史记》记载的某些史实作了纠偏；第二，谯周对《史记》的某些史实和观点做了较有价值的补充；第三，谯周还就司马迁对某些史实的历史观作了深入的阐述和辩驳；第四，谯周对君王的世系和相关的封地也多有考究；第五，谯周偶尔还涉及典章制度的考证。《史记》三家注带有集注性质，引用著书颇多，其中很多书籍因为种种的原因已经不能完备地见存于世，实在令人遗憾。三家注幸能保存下来，使我们有幸窥见这些亡佚著作的片言只语，也算稍稍慰平失落的心理。
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研究《史记》有很多真知灼见，在宋代《史记》研究史上有一定地位，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史明文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曹志敏《王应麟对〈史记〉的研究》一文，对王应麟研究《史记》的成就和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王应麟研究《史记》的成果主要保存在《困学纪闻·史记正误》（卷十一）中，《玉海》、《通鉴地理通释》、《汉制考》等著作中也有不少有关《史记》研究的内容。王应麟研究《史记》涉及面比较广，按主题著录《史记》，正式提出“史记学”之名，考订精密，态度平和，批评公允：包括对《史记》内容的考辨、体例的批评等等，重点是对《史记》史事的考辨。其研究成就主要包括，一是对《史记》按主题著录，“能够便利读者从主题及具体的事物、问题或对象直接入手查阅图书资料”；二是对《史记》的内容进行考辨，指出其疏谬，对同一事情各篇记载不一、一事两见或多见不一、记事与史实不符、史源不可靠等都逐一指出，并对《史记》补窜的部分进行了考辨；三是对《史记》本纪、世家的立传标准与人物的归类、评价提出批评。王应麟研究《史记》的特点，一是征引鸿富，少于裁断；二是侧重于对史事的考辨；三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评判《史记》的正误；四是异议并存，多闻缺疑。
白寿彝对“历史文学”曾作过界定，认为“历史文学，是有一定艺术水平的历史记述”，而不是“用历史题材写的文学作品”，其基本内容应“准确、凝练、生动”。“准确，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凝练，是能用简练的方式表述丰富的内容”，“生动，是指熟悉表述对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气息”。湖北大学彭忠德教授和周军《〈史记〉历史文学之我见》一文，对白寿彝“历史文学”内容“生动”的含义提出了质疑，认为“生动”应该“是指史学著作引人入胜，并使读者产生共鸣”。并以此对《史记》历史文学的成就从“准确”、“凝练”、“生动”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杂志》共有6卷，460余条，约8万余字，是清代学者研究《史记》的重要成果。华中师大董恩林教授、西北师大郝润华教授《简论王念孙〈史记杂志〉——兼与〈史记志疑〉、〈史记考异〉比较》一文，主要探讨了王念孙《史记杂志》的内容和价值，认为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考证《史记》原文的讹脱衍误等，所考辨出的错误类型有讹误、脱文、衍文、错倒、误加、误改、误删、断句错误等；二是驳正《史记》三家注的错误；三是直接训释《史记》原文字词句。对《史记》具有不可替代的匡谬正误、拾遗补缺的作用。其中有部分条目为王引之所考，可以引证王氏父子相互发明、共同研究的学术特点。王念孙《史记杂志》是在钱大昕《史记考异》和梁玉绳《史记志疑》撰成后刊印的。从学术的观点看，梁玉绳与钱大昕所著仅仅是“志疑”与“考异”，列出所疑与所异，锱铢毕举，十分琐细，疑而不考，考而仍疑，往往令人无从信服。而王念孙所著则疑必有考，考必有据，论必有定，令人源流明辨，一目了然。因此，王念孙《史记杂志》更应该引起《史记》研究者的注意。
海南大学马荣江、陈传君《金批〈史记〉的批评视角》一文，认为金圣叹对《史记》极为称许，他所列举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中列有《史记》文章90余篇，足见其对《史记》的重视与熟悉。对《史记》的批评，宋代以前，学者多从史的角度考辨史实，评价优劣，至宋人始有从文章角度着眼研究者。明代时，从文章角度着眼渐成趋势。金圣叹便是这种“只看得太史公文集”的人。从文学角度着眼，有时候的确能得《史记》之真谛。当然，这种把《史记》看成文学作品的做法也有其不可取之处，但是，对于研究《史记》的文学性，研究《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金圣叹对《史记》的批评呈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他分文章为三境：“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其中以“化境”最为高妙。读者阅读文章，需要“亲动心”，设身处地想象作者所写的情形和作者写作时的情形。正是由于这样，我们看到的金批《史记》便不再是太史公的《史记》，而是金圣叹的《史记》了。这种批评方法，有许多时候并不符合作者的原意，有时甚至与作者的意思相差甚远。从极微处入手分析《史记》，也是金圣叹《史记》批评的一大特点。他特别注意分析《史记》文章的章法、句法和字法，通过分析字法，讲清章法，或者是把字法、句法放在章法的分析中说明其中的妙处。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张大可教授和云南红河学院田志勇教授合著的《司马迁与史记学》，是史记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主体分为七个部分，后四个部分主要论述史记学的发展和历代《史记》研究的情况。作者把史记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认为汉唐时期是史记学的形成期，宋元明清时期及近代是史记学的发展期，现当代是史记学的新高峰时期。附录部分论述了《史记》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并列举了历代《史记》研究论著索引。
此外，还有韩兆琦的《读袁传璋先生〈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杨代欣的《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及其史学成就》、俞樟华和刘海霞的《论韩信戏》、马荣江和陈传君的《金批〈史记〉的批评视角》、党艺峰和党大恩的《〈诗〉亡然后〈春秋〉作——关于史记学论域及其学术文化价值的历史思考》等也是有关史记学研究方面的论文。
国外和港台专家学者研究
2006年，是国外和港台学者在大陆发表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研究成果较多的一年。其中收入《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七辑的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美国倪豪士教授的《〈史记·晋世家〉三个问题初探》、日本就实大学李开元教授的《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日本富山大学大野圭介副教授的《〈史记·五帝本纪〉浅析》、日本东京大学广濑薰雄博士《〈史记·殷本纪〉与马王堆帛书〈九主〉》、日本爱媛大学腾田胜久教授的《司马迁与汉太史令——〈史记〉的素材与出土资料》、日本奈良女子大学谷口洋副教授的《〈垓下歌〉〈大风歌〉与项羽、刘邦的传说》。收入中国荥阳楚汉战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学术论文集《逐鹿中原》的有，台湾大学李伟泰教授的《论刘项胜负的根本原因》、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高祯霙副教授的《足智多谋 运筹帷幄——论楚汉相争时期的谋士》、台湾清华大学博士生陈惠玲的《〈史记·夏本纪〉：“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司马贞索隐浅释》、台湾师范大学林礽乾教授《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太史公牛马走”辨证》、台湾辅仁大学硕士生陈佩琪的《略论汉文帝之“明主”形象》、台湾大学博士生黄世锦的《略论公孙弘之人物形象》、台湾明道管理学院许淑华助理教授的《〈史记·吕后本纪〉与〈汉书·高后纪〉较析》、台湾清华大学博士侨光技术学院简秀娟讲师的《〈史记·万石君列传〉“醇谨与巧佞”的叙述分析》、台湾师范大学赖明德教授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台湾辅仁大学硕士生杨钦栋《〈史记·货殖列传〉对治生经济的看法》、台湾清华大学博士生刘锦源的《论〈太史公自序〉的公羊意识》、台湾辅仁大学博士生郑垣玲的《论〈史记〉援引“世子、文士”诗歌之思想意蕴》、台湾清华大学林聪舜教授的《周亚夫平吴楚——刘邦灭项羽战略思维的复制》等。两本论文集共收录国外和港台学者的相关论文19篇，其中台湾学者13篇，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国外和港台学者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概况。国外和港台学者研究《史记》有一个显著特点，重史料，重证据，论证充分。
另外，虽然《逐鹿中原》未收入其论文，但出席“中国荥阳楚汉战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的大陆以外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专家学者，还有日本爱媛大学腾田胜久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曾志雄教授、台湾侨光技术学院陈兰行讲师等《史记》研究专家学者。
（梁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