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司马迁研究在整体上保持着平稳的势态，从整体上看出现一些需要注意的现象。首先，从研究者的年龄构成来看，有更多年轻人进入了该领域；其次，从研究者性别比例看，女性研究者所占的份额比以前有大幅度的增加；最后，研究的论域明显较以前缩小。这些现象也许是偶然的，但其中应该能显示出司马迁研究所面临的某些问题。透过上述现象，也许可以这样描述司马迁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研究队伍缺乏合理的梯队，随着老一辈学者的逐步退出，没有新的领军人物能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动整个领域向前推进。下面通过六个方面，对2006年度司马迁研究的基本状况作一简单评述。
学术思想渊源研究
对司马迁学术思想渊源的梳理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2006年表现出的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集中考虑司马迁在儒学学术史中间的地位，特别是在司马迁与汉代经学的关系这个论题上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刘松来的《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和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1）是本年度最有价值的论文，文章梳理了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论述了汉代经学对司马迁的影响，同时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动机出发，描述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刘松来指出，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司马迁崇拜孔子，服膺董仲舒，表现出了与汉代经学之士十分接近的文化价值取向；二是司马迁推崇《六经》，特别是《春秋》，有着与汉代经学家大致相同的学术文化渊源；三是汉代经学的基本观念，如以君权神授和灾异谴告为核心的经学政治观念、强调道统的历史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观，都对司马迁的思想和创作有巨大影响。同时，司马迁又在三个方面超越了汉代经学，一是“究天人之际”对经学天道观的超越，二是“通古今之变”对经学历史观的超越，三是“成一家之言”对经学话语垄断权的超越。
宋馥香和石晓明在《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中指出，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张浏森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试论司马迁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推崇和继承》（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08）中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孔子生平和儒家思想源流的描述揭示出儒家积极进取的主导倾向，从而为自己代表先进文化的历史观找到一种历史依据。
王小块在《试论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和儒学的关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12）指出，在时代和家庭的双重影响下，司马迁形成尊儒的思想倾向，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继承《春秋》为志业，另一个是以六经为褒贬历史之准绳。但是司马迁又不完全盲从，放弃了儒家观念中某些陈旧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历史学观念和历史编撰方法研究
张强的《汉兴百年与司马迁对当代史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是本年度研究司马迁史学观念最重要的论文，其特点是能够把细致的资料功夫和宏观的哲学眼光结合起来。他从三个方面勾画了司马迁当代史研究所包含的史学观念的内涵。首先，司马迁在历史研究中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汉兴百年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让史学承担哲学的责任。在论述过程中，他从具体的统计出发，指出当代史叙述在《史记》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进而强调一个史学家处理史料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要隐含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在司马迁那里，突出当代史体现的是他关怀现实的史学价值取向。其次，以李陵之祸为人生转折点，司马迁对现实政治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深刻反省汉兴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盛世下的危机。最后，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循环论，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司马迁抓住“历史循环”的大势，将社会变化的法则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哲学观。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张强从《易传》、邹衍的五德终始、孔孟和董仲舒的思想等各种因素细致地描述司马迁循环论历史观的思想背景，最终强调司马迁的循环论是他“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历史思考的表现形式，而根底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刘建民的《略论司马迁天人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辽宁大学学报/2006/05）是一篇思维方式非常新颖的论文。针对把天、人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寻找它们在司马迁那里各自的适用范围。论文一开始，作者首先通过司马迁对天、人两个概念的具体运用的分析指出，两个概念都被司马迁在三个不同领域使用，即邦国兴衰、个人命运和自然现象；其次论文在比较了司马迁和周公、贾谊的不同之后指出，司马迁对天、人概念的使用没有贯穿始终的内涵，作为一种历史解释系统是充满矛盾的；最后具体探讨这种充满矛盾的历史解释体系形成的原因。作者指出，这种矛盾的形成是由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特质决定的。司马迁要靠陈述最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展示最生动的历史精神，靠陈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各方面的历史事实来展示某一时代的一般历史精神。也就是说，从众多的具体史实归纳出一般的结论，是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所特有的方法，而只要司马迁从史实归纳结论，他的认识必然缺乏普遍性，必然充满矛盾。
金久红在司马迁研究领域是一个新面孔，在2006年围绕司马迁的历史编撰方法写作的一组文章中，她延续了一个已经很久以来似乎被遗忘的领域，关于《史记》引用史料的辩证，但是能不囿于成见，从大处着眼，重在清理司马迁采撰史料的方法论意义。在《谈司马迁折合几说为一说的采撰方法》（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01）中，她指出，历史传说，由于其流传中的增饰渲染，再经过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解读，难免会形成一些不同的说法。在没有进一步的材料支撑、难于取舍的情况下，司马迁对某些史料进行了糅合兼采的处理，折合两家或几家之说为一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相似说法的折合兼采，二是对矛盾说法的折合兼采。而无论哪种，都因此保存了多方面的材料，也表达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史学决断和一家之言。但不足的地方在于，面对不同材料，有时折合、调理得过分简单，给读者提出了更高的阅读要求，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难。在《从史记采撰特点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北方论丛/2006/04）中，她指出，在《史记》行文中，通过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的相互参校来追求史实之真的做法时有所见。作为《史记》采撰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司马迁在这两种材料的可信度上并没有成见。在尊经传、重文字的传统下，太史公对于口传史料的重要性及其可信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在这两者互相印证的过程中，就不仅体现了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在取材中能兼容并蓄的史家胸怀和卓越识见。
贺玲的《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档案文献编纂原则》（管子学刊/2006/04）集中考虑司马迁在《史记》撰写中如何利用档案文献的基本原则，她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的编纂档案文献的原则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广泛占有丰富史料。其主要表现是大量利用汉朝宫廷保存的档案，广泛收集和利用各种图书文献，亲身游历、实地调查研究以获取史料，由此开创了田野调查与档案文献相结合的原则。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三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
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司马迁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一个相当宽广的研究领域，而2006年度的相关论文显示出两个主要的趋势，一个集中在如何理解游侠及其精神内涵，另一个集中在如何理解司马迁在《史记》相关叙述中所显示出的政治智慧，前者明显表现一种浪漫情思，后者则具有实用主义意味，也许可以说在这些研究的背后都饱含着某种根源于现实生活的意趣。
张立海的《浅论司马迁的侠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6/增刊）从三个方面论述司马迁的侠义精神，首先，司马迁对侠义精神的理解是在和儒家的独行君子之义和刺客精神的比较中完成的，侠义偏重于个人精神，以个人义务与个人情感体验融合为基本特征，如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罚其德”。其次，司马迁推崇侠义精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汉代初年任侠成风的社会风气，二是侠义精神和司马迁的价值取向相通。最后，司马迁侠义观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趋人之急、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精神，反抗强暴、报效国家的精神，重情义，“敢犯颜色、以达主义”的精神。
朱萍的《司马迁、班固和游侠》（安徽文学/2006/08）虽然也涉及班马对游侠的不同态度，但论述的重点是司马迁的游侠观。她首先指出，司马迁重视游侠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从东周末年开始，以迄秦汉，游侠蔚然成风；主观上，游侠的精神旨趣和司马迁的英雄主义气质相吻合，两相交互作用，司马迁特别重视游侠。其次，游侠在司马迁那里有三个类型，即布衣闾巷之侠、有士卿相之富和暴豪恣欲之徒，而司马迁特别看重布衣闾巷之侠。文章最后探索了司马迁做《游侠列传》的原因，司马迁的个人遭遇、汉初的社会风气、游侠所体现出的平等意识和善的道德取向，这三种因素构成主要原因。
罗高兴的《试论司马迁〈史记〉反强暴的历史观》（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6/03）从另外的方面涉及对司马迁侠义观的理解，他指出司马迁反强暴观念在《史记》中的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崇尚德治、反对残暴统治，支持革命、歌颂反暴的正义战争，同情弱小、宣扬侠义的抗暴精神。而这三个方面的共同根源是司马迁的人道主义精神。
黄鹏丽的《〈史记〉的侠义精神及其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虽然考察了《史记》的侠义精神对金庸的影响，而重心不在金庸。对司马迁侠义精神的概括，论文主要是从游侠的历史起源和游侠精神的内容两个方面展开的。作者指出，游侠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士阶层从封建性身份体系中的剥离及其内部分化，其主要的精神内涵，一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罚其德”。二是看中节操，爱惜名誉，知恩图报。三是不朋党营私，仗势欺人，是非分明，深明大义。
王津的《试论司马迁的臣道观》（石河子大学学报/2006/05）指出，司马迁臣道观的精神原型是屈原，论文从两个方面论述司马迁的臣道观。首先臣道的基础是立志高远，融身于国。其次，臣道的基本内容是反观内省，修身为智。
陈金花的《论司马迁的吏治观》（湖北社会科学/2007/01）从司马迁吏治观的思想根源出发归纳其主要特点。她指出，儒、法、道三家分别给司马迁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资源，构成司马迁吏治观的主要内容：崇尚德治教化；肯定刑法，肯定循法而治；推崇黄老的无为政治。从整体上看，司马迁的吏治观呈现出一种内在复杂性，他是发自内心地赞成儒家的德治、仁爱思想，但也深知纯任德政的不足，因此，司马迁肯定刑法，而在社会实践中又看到法律的局限和法治路线推至极端的可怕流弊，司马迁向往黄老之学，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无为已经不适宜当时的政治，最终，司马迁立足于现实，在对前人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德主刑辅、杂以无为的吏治观——即统治者在任德的同时又兼用刑法，并能够顺从民望、不烦扰民众，以创造出一个国家安定、人民安乐的太平盛世。总之，司马迁的吏治观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目的都是希望有补于时政，谋福于百姓，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和变通之处。
人格特质和生死观研究
对司马迁人格特质的研究在2006年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换，不再是从司马迁作为一个悲剧性个体的角度去理解，而是更多从他熔铸于《史记》叙述之中的人格理想去立论。而其中比较集中的论题是司马迁的生死观。
孔黎兰在《司马迁的“士人”理想》（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03）中探讨了司马迁的知识分子（“士人”）概念的内涵。她指出，“君子”是司马迁从孔子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有教养、有性情、有含蓄、有风度的理想人物。但是，司马迁用自己的写作和人生实践更进一步充实了这一概念，把人生的悲剧性遭遇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顽强不屈、宁折不弯的硬骨头精神融会到君子概念之中，由此表达出自己的人格理想。
杨帆的《试论司马迁心目中的君子儒》（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2006/06）从《史记》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挖掘司马迁理想人格的内涵。她在清理司马迁如何评价孔子后学的基本原则后指出，司马迁不是以学问，而是以德性衡量君子儒的，进一步通过对《史记》的某些相关叙事和司马迁的道德实践的分析强调正直、胸怀宽广等构成君子儒的主要标志。
陈曦的《此身合是诗人未？——〈史记·项羽本纪〉的另一种解读》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司马迁的人格内涵。她指出，司马迁和项羽内在相通的地方是诗性精神，是超越现实生活的物质形态而专注于某种精神价值的追求。这种诗性精神的表现是赤子之心、巨大的激情和贵族气质，因而必然是悲剧性的。
李浩淼和许勇强的《司马迁悲剧心理初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08）从选题看比较陈套，但是能够把已有的一些观念做比较熨帖的总和。论文指出，司马迁的人生悲剧是个人经历、根源于儒学的进取精神和汉朝专制制度三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司马迁的人生悲剧的发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从建功立业的渴望中感受失落，退而借立言以求身后名，而李陵事件把他陷入一种更绝望的境况。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人生悲剧感因为绝望而升华，使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此意识即是忧患意识。
与这些直接从司马迁理想人格着眼的论文不同，2006年度的两篇谈论司马迁生死观的论文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曹继华的《现世的悲歌 生命的颂歌——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文教资料/2006/02/中旬刊）从司马迁的生死抉择之中挖掘其生死观的意义。指出司马迁生活在一个权力得到加强的时代，一个人们的行为表面规范化的时代，一个看似歌舞升平的时代，一个靠献媚进阶的时代，一个消解了人原初张力的时代，一个人的尊严可以被任意剥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司马迁走到一个临界点上，肢体的尊严、生命的尊严都被彻底消解，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顽强地生存下去，以精神力量的无比强大去对抗社会上媚俗的一种力量。虽然一个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死比选择生更容易，肉体不存在了，所谓的现世的各种悲哀和痛苦也会跟着消失，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对生命不再关注的个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解脱，而对于一个对生活还充满了热望和眷恋的人来说就是对自己生命意志和强大生命力的否定。当司马迁选择生存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生存下去的理由，正如尼采在强调生存就是经历苦难之后宣称，艺术是人得以生存下去的最基本乃至唯一手段，是人反对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司马迁正是用《史记》这别样的艺术形式传达着他对生命存在方式的理解。司马迁的生死观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由庄子的“乐死恶生”到孟子的“乐生恶死”，再到屈原的“生死间徘徊”，然后到这里的司马迁的“弃死向生”，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人们在生死间的一种态度，更看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差异和社会群体心理。应该说这个进程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样的一种心理也是一种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的一种生存状态。这里肯定这样的一种生死观不是说要抛弃掉先前我们提倡的人们在“义”“利”面前“舍利取义”的正确抉择，而是要如何在既倾向于向上的力量的同时，又不放弃肯定自己的现世的存在的价值，从而地发挥自己创作力和意志力，更大程度上增强自己生命的向度。这样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生活的态度对后来的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方说对苏轼。苏轼既没有选择屈原的死身明志，也没有选择陶渊明的忘世心远，而是在司马迁的启示下，选择了一种既不放弃生命，也不放逐生命的豁达的生活态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的生命力得到了极大的展示，生命意志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正如他所说的“也无风雨也无晴”，自己所做的就是“将生命坚持到底”。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乐观向上精神的体现。这样的一种生死的观念也必将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罗维的《司马迁的死亡情结与悲剧意识——〈史记〉人物传记的死亡叙事分析》（船山学刊/2006/04）从《史记》人物传记所显示出的对死亡叙事的迷恋出发，揭示出隐含其中司马迁的悲剧意识的具体内涵。他指出，在死亡叙事中，司马迁着力刻画人物的悲剧英雄性格，他们蔑视死亡，抱着对心中理想的执著和守护决然赴死，这种态度是传记主人公，同时也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自由意志的悲剧性表达。司马迁始终突出笔下人物的死亡所显示出的光辉灿烂和痛快淋漓，这成为他自己体验死亡、摆脱现实悲剧的尝试。
诗学观念研究
司马迁的诗学观念研究是2006年度出现论文最多的话题，其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学术史意识始终贯穿在研究之中，很少有凿空立论的，显示出一种务实的学风。这应该看作2006年度最值得让我们欣慰的现象。
王胜明的《司马迁〈诗〉学体系试析》（重庆社会科学/2006/07）从文献学入手，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归纳了司马迁《诗》学体系的主要问题。首先，文章借助《史记》给定的文献材料描述了司马迁对《诗》学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言志”和“美刺”相结合的《诗》学观，献诗和删诗相结合的《诗》史观，“赋诗言志”和“诗载史”相结合的《诗》用观。其次，具体归纳了《史记》引诗的五种情况：一是直接征引《诗》句，辅以“《诗》曰”、“《颂》曰”等格套；二是直接征引《诗》句，但不指明来源；三是转述相关内容，不征引具体《诗》句；四是只提及诗题而不征引具体《诗》句；五是只述《诗》事，不言《诗》题和《诗》句。在具体分析中，文章指出司马迁保留了先秦引诗的习惯，也从侧面证明了自己的《诗》学观念。最后，文章探讨了司马迁《诗》学观念形成的原因。先秦历史写作的惯例，《诗》本身的史料价值和家庭影响是司马迁《诗》学观念形成的主要原因。
杨永康的《〈史记〉与〈诗〉学传统》（山西师大学报/2006/01）指出诗性气质是《史记》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归根到底，是汉初诗歌理论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史记》的创作，赋予《史记》以诗性气质。在具体论述中，文章从三个方面具体解释《史记》诗性气质的内涵，首先是“诗言志”的诗歌认识。司马迁从这里出发，引申出自己的发愤著述的创作观念，奠定了《史记》诗性气质的基础。其次是根源于孟子而在汉代《诗》学中发扬光大的“以意逆志”与“论世知人”的诗歌解释理论给司马迁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诗性思维方式。还有“怨”、“美刺”、“连类”等构成能够渗透在语言形式之中的诗性语法形式。这三个方面在《史记》的创作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的著述中自觉地运用了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语法重新解释历史，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所以《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司马迁也因此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胡淑冰的《司马迁诗乐思想发微》（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02）指出，司马迁诗乐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是汉代政治所特有的浓厚的诗教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司马迁汲取了先秦儒家从孔子到荀子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诗乐思想资源，同时在汉代诗教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他自己的诗乐思想。司马迁的诗乐思想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乐自内出”与“诗以达意”两个命题构成的诗乐发生论和诗乐本质论。司马迁强调诗乐虽然源于感受外物影响，并非凭空捏造，矫揉造作，而引起诗乐产生的深层动力则是或喜或悲的内心摇曳所造成的一种不得不发的心理积蓄，这构成诗乐发生的心理依据。在这种内在心理活动的制约下，诗乐成为表达人的情志的形式。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述说的内涵是高度一致的。二是“移风易俗”的诗乐政教观。司马迁在《史记》有许多关于诗乐的叙述，在这些叙述中，他强调诗乐是建立在人天生的官能感知之上，能够更深入地影响人，因此需要把仁、义、礼、智、信等合乎道德的内容贯穿在诗乐之中，涵养人的心性，如所谓“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以为治也”。
巨虹的《司马迁之文学观小考》（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6/06）从某种意义上扩展了司马迁文学观所包含的范围。文章从四个方面界定司马迁的文学观：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一生的理想和抱负，也是他文学观的思想基础；二是正是因为有理想，有抱负，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才会遭遇悲剧，才会有怨愤之情，“发愤著述”就成为司马迁以及同类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三是立足当代文学实践而形成的“讽谏”的辞赋观；四是贯穿在《史记》写作中的“考信”和“实录”精神。最后，文章指出司马迁文学观的本质是批判精神，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孙娟的《感生神话与司马迁表现艺术》（唐都学刊/2006/03）从一个叙事细节出发探讨司马迁表现艺术中的微言大义，具有明显的诗学价值。文章指出，《史记》记载了商、周、秦始祖和汉高祖的感生神话，其中商、周、秦的感生神话都以经典为依据，但叙事非常简略；与此相比，刘邦的感生神话则详细、系统，而且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明显相悖。在更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中，文章强调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经历了历史神话化的过程，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在这种背景中，司马迁一方面必须适应作为现实生活合理基础的君权神授理论，同时又要保持自己在《史记》中完成神话历史化的写作旨趣，因此在感生神话叙述中设下了有讽谏意味的微言大义。
邹文贵的《司马迁怎样营造历史现场感》（教育双周刊/2006/12）指出，司马迁的历史叙事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打通“往事”和“来者”之间的时间隧道，营造历史现场感。文章通过三个方面揭示了司马迁营造历史现场感的方式：一是在司马迁之前，中国已经形成分别以《春秋》和《左传》为代表的两种叙事笔法，即史笔和文笔，司马迁在《史记》中融合两种笔法，交替使用，加强了历史叙事的现场感；二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往往把作者和人物两种观察视角交叉在一起，保持了事件发生现场的原生态；三是通过气氛渲染突出历史场景的韵味、风采和个性。
踪凡的《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济南大学学报/2006/03）指出司马迁从两个方面给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一个是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巨大贡献。另一个是最早进行辞赋评论，形成辞、赋无别的观念，强调汉赋直接继承楚辞而来，充分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大赋的夸张虚构和华丽词藻，同时对部分辞赋作品进行评点和解析。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巨大贡献，司马迁无愧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经济思想研究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在2006年度论文不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倩的《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江汉论坛/2006/11）。该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内容：一是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二是商业思想，在揭示司马迁重商观念的前提下，论文指出，司马迁商业思想的主要观点有商业运营的本质是资本流通，商业利润来源于商品价格差，商业主要为富有阶层服务。三是财富观念，论文指出，司马迁的财富观念主要是鼓励人们追求财富，财富和人的社会地位、道德状况密切相关。四是流通观念，论文指出，在司马迁那里，流通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产品在商业流通中成为商品。五是经营理论，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以资本占有为前提的，在经营活动中，生产规模和适应市场的能力是赢利的前提。六是货币理论，司马迁的货币理论包括货币起源论、货币流通和物价理论，货币信用制度和信用学说。
肖波的《从〈史记·货殖列传〉到〈汉书·货殖传〉看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的对立》（晋阳学刊/2006/03）从四个方面比较了司马迁和班固的经济思想的差异。一是为货殖立传的动机不同，二是对财富的态度不同，三是对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理解不同，四是有各自不同理想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由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司马迁与班固的不同，反映了古代社会两种经济思想的对立；中国经济思想，由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而班固的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一个思想根源。
高旭的《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贫富观》（沧桑/2006/06）集中谈司马迁的贫富观，论文指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达了与时人迥然不同的贫富观念，他对人性中追求财富、耽于享乐的心理有着深刻的认识，主张人们应该正视和肯定这种心理，而且应该对其采取因势利导的态度而非鄙视、否定。他从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这种对财富、安逸及享乐的强烈渴求不仅是人性本身的内在需要，而且是社会经济能够发展的重要动因。所以，司马迁不仅对那些凭借自身能力成为名扬天下的富商巨贾者大加赞美之辞，而且认为如果人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摆脱处于贫贱地位的处境反而是羞耻的。
（党艺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