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很长，行进的速度很慢，人声嘈杂，我在最后头。道路上没有车辆，显然这是条早就被清理干净的街道，指定的游行路线，就像中秋节踩街的路线。从队伍后面也能明显地看出队伍前面有人打起的横幅，有的简洁地写着“反日”，有的冗长地写着“钓鱼岛是中国的，以后再买日货就不是中国人”，还有些人举着某个建国伟人的头像。我并不想参与这么一个游行，只是和小学同学李洁约好会面的那个茶馆正好在这条街的尽头拐角处。如果按照这个行进速度，我会迟到。
这是个夏季的午后，天气还很热，没有外套可以把手插进兜里，两只手在外面晃荡，显得无所适从。旁边的一个小伙一个劲地用胳膊肘推搡我。他好像有话对我说。
“我看你也不像是参加反日游行的。”他开口对我说道，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又高又蓬松，底部新长的黑色的发根吊着脑袋似乎有些乏力。
“嗯。”我把视线转回到队伍里。
“你是便衣吧？”金发小伙接着这么问我。
“嗯？”我的表情应该很好地说明了我的疑问。
“便衣警察啊，我知道这种游行一般跟在队伍后面的都是便衣，还不是怕我们跟上次一样打砸闹事。”小伙子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是吗？”我本以为我这么回答，他应该得打消继续和我谈话的念头了。
“你们怎么称呼这种情况来着？群体性事件，对，应该是这么称呼的吧，报纸上都这么写的。”小伙子依旧兴致盎然。
“我不是什么便衣。只是刚好经过。”这么解释一番他应该明白了。
“咳，这样啊。”他果然有些失望。
我明白这种感觉，就像好不容易混进了同性恋酒吧想找个同志聊聊，结果聊了半天才发现对方只是酒吧的服务员。
队伍前面有人开始喊起口号，大家跟着喊了起来，仿佛喊出来的不仅仅是反日的口号，更多是积压在人们心里多年的某种压抑。不管如何，此时，整个场面还是颇有造势。我看了看手表，两点二十五分，我已经可以肯定两点半之前是到不了了。我和李洁大概有十五年没见了。是的，从小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我参加了几乎每一次的同学聚会，而她从来不参加。我记得她小时候总喜欢穿着连衣裙，扎着个马尾辫，眼睛很大，很好看。不知道待会见了面该先说点什么。也许她会先开口帮我解决这个难题。也许迟到的原因可以是很好的开场白。
游行的队伍并没有失控，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的，队伍井然有序地穿过了这条街，路旁有些商户里的人自觉地加入到队伍中来，我身后也已经都跟上了不少人，队伍越来越长。队伍在经过被河流截成的T型路口的时候，往左边拐去，那是去往市中心广场的方向，我小跑着从右边离开，脱离了队伍，看着与我背道而驰的队伍，我又一次感到掉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由长舒了一口气。
不远处茶馆门口挂着的红色灯笼很显眼，可以让我迅速的预估距离。进入茶馆，里面人不多，背景音乐很应景地播放着蔡琴的《那些事那些人》。我在跟服务员说了句有预约后就看见了李洁坐在靠窗的位置，她提前告诉我她会穿蓝色连衣裙。我放慢脚步走到她面前。
“马明，你没有太大的变化。”李洁立即认出了我。
“你变得更好看了。”我说的是实话。
“是吗？谢谢。”她看了看窗外，又看了我，然后低着头。
“由于外面的游行，交通有点堵，所以迟到了。”
“我看到了，最近好像到处都在游行。”
“我还一直以为政府不允许这种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呢。”
“需要报批的，政府同意了才准游行。不然是违法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小心谨慎。
“是吗。”我觉得自己快词穷了，不知道该聊些什么。
“我们几年没见了？”
“十五年。”
“是啊，没想到都这么久了，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李洁的问题使得谈话还能继续。
“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我大学学的是会计专业。就是处理一堆数字的工作。你知道的，挺无聊的工作。你呢？”
“哦，我现在是记者，在报社。”
“记者？那今天这么多游行你还不去采访？”
“这块不归我管的。”
“怎么想当记者的？”
“想弄清很多事件的真相。我们的社会需要记者，需要媒体揭发不是吗？”
“听起来像私家侦探的口吻。”
李洁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我们都知道大部分事情即使知道了真相，谁也改变不了什么。
“两位，需要点什么茶？”服务员这时才向我们问起例行的问题。
“来一壶花茶吧，桂花的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服务员记录下来就离开了。不消三分钟，透明的茶壶和杯子都摆在我们面前，桂花并没有如我预想地好看地展开在水里。李洁提起茶壶往杯子里斟满了一杯放到我面前，我尝了一口，桂花的香味很浓，茶的味道挺淡。
“小学时候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李洁也喝了一口茶，这么问道。
“大概吧，怎么了？”其实我们共同话题也可能就仅限于此。
“教我们小学数学的老师，也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徐老师死了。”
“是吗？这我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些悲伤。
“据说她这几年身体一直都不好。”
“当时，我记得我们上小学那会，她就已经很老了。是退休了学校返聘的。”
“是啊，所以也有可能是寿终正寝吧。八十几岁了。”
“那在我们这算是喜事了，白喜。”
说到这里，我们都沉默了一会，也许都想起徐老师当时教书的样子，那时她总是对我们很严厉，只要谁没做作业或者考试没考好，都会被留下来特别辅导，她一向很敬业。
“还记得你小时候上学书包里总是别着一个怀表吗？”李洁又喝了一口茶，转移了话题。
“嗯，是我亲戚从日本带过来给我的生日礼物，金色的七星瓢虫的形状，按住它两个触角就会张开翅膀，可以看时间……”我想起来自己是有这么一个怀表，但是我不敢继续往下讲述什么。
“那个年代有个这么漂亮的怀表挺引人瞩目的，同学们都很羡慕，经常下课了就围着你玩那只怀表。”
“是吧，那时候我还是挺有虚荣心的。”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后来丢了，是我偷的。”李洁突然一脸严肃地说。
“嗯，我记得当时徐老师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提这么一件事。
“我没偷。”
“是吗。”也许我应该表现得更相信她一点。
“你丢怀表的那天只有我身体不舒服没去上体育课，于是徐老师就认为是我偷的。连续三天放学后，都把我叫到她办公室问我到底有没有偷你的怀表。”李洁的表情变得很委屈。
“我相信你没偷。”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我确实没偷，她还告诉我父母说肯定是我偷了。”李洁有些激动了。
“她竟然这样做？”我确实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后来我爸揍了我一顿，要我把怀表交出来。可是我没偷，我交不出来。他们以为我不愿意承认偷窃，才把那怀表给藏起来了。”
我没法再回答什么了。
“第二天他们塞给我三十元，叫我赔给你。还要我告诉你那怀表被我弄坏了，所以赔钱。”
“我记得。”
“后来整个小学期间，同学们都叫我小偷。”
“对不起。”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词汇了。
“不，也许跟你也没关系，到现在我都还弄不清究竟是谁偷的。”李洁眼眶里都是泪水。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这就是我今天约你来想告诉你的事。这么多年来我都想找到你亲口告诉你我不是小偷。”她接过纸巾，稍作擦拭，把头扭向窗外。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好默默地低着头看着杯子里茶水上冒着的阵阵的蒸汽，它们好像我埋在心底的记忆般一股一股地向上流窜。
接着，我低头看了看手表，几乎没看清时间。
“待会我公司还有点事，我得先走了，改天再聚。”我找了个合适的理由，说完就掏出钱包，对着茶馆吧台的位置喊道，“服务员，买单。”
“不用了。这茶馆我常来，老板跟我熟，还是我来吧。”李洁执意要付账。
“行，那先再见了。”我起身离开座位，没听清李洁有没有跟我道别，就走出茶馆。就像这么多年所面对的生活一样，我又一次选择逃离。到达T型叉口处，我没有往回家的方向拐，而是朝着刚才游行的队伍行进的方向跑去，和道路平行的河流很长，我想起当年我就是在这里把那个瓢虫怀表丢进河里的。它和我的谎言一起沉封在河底。
很快，我就重新追上了游行的队伍，依旧在队伍的最后面，慢慢地走着。前面的人又开始喊口号，我也跟着喊了起来，至于口号的内容我根本没放在心上。反正我觉得这么大声喊口号可以驱赶心里所有的胆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