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在1924年的生活并不是一直困窘的。在这一年八月，他赴温州度假十日，过了一段颇惬意的生活。朱自清极喜欢温州这座城市，对于瓯菜也有好感。在民国温州的“四大菜馆”——福聚园、醒春居、郑生记、冰壶楼中，醒春居是第一个被朱自清写入日记的。
朱自清1924年8月4日日记：
（星期一，晴）晚应陈舜平、张益三、马孟容、叶三诸君之招，在醒春居晚饭。
说到醒春居，真是个俗气的名字——清末民初，是个菜馆就以春字命名，以至于醒春居的字号遍地开花，甚至福州有一家百年澡堂也叫醒春居。提到温州醒春居或北京醒春居，也都不止一家。在今天的乐清，还有一家自称“温州名吃经典”的醒春居。店中名菜“金桥排骨”，由猪排与竹笋制成。红灿灿的猪排横跨于嫩笋之上，意为金桥。猪排入口即化，竹笋质嫩气香，两者之味相互渗透，成此佳肴。不过当年朱自清吃的那家醒春居是在温州城内，其旧址是今天的温州酒家。
说到北京正宗的醒春居，那是京城著名的杭帮菜馆子，以糟溜鱼片最为有名。这本是一所花园别墅，是曾任成都将军、四川总督、内务府大臣奎俊的私人住宅，清末由屋主划出大半，租给商人开设“醒春居”菜馆。1915年，因反对帝制而辞去陆军部秘书职务的曾毓隽接下此地，扩大门面，遂将醒春居变为一大型风化场所，不管支持共和民主的曾老板乐意不乐意，反正大小军阀头子、投机政客纷纷选中这里作为跃龙门的跳板。[1]
光宣以来，醒春居就是前门一代的名馆，徐树铮常在此宴请林纾、姚永朴、姚永概诸老学究[2]，恽毓鼎、陶宝茹、许宝衡等名流遗老亦频繁光顾[3]。当然，这里发生过的最有名的大事，还要数沈佩贞“醒春居风流案”及因之而起的《神州报》案，此事当年轰动京城，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有详细记载。
说起温州这家醒春居，其名气比起北京的同名弟兄一点也不小，常在浙籍名流的日记中出现——这也难怪，《温州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出版）记载：
自从温州开埠之后，交通便利，商业繁荣，菜馆业极为发达，到了民国二三十年，福聚园、醒春居、郑生记、冰壶楼等四大菜馆特别有名。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温州成了沿海唯一可通往内地的港口，一时间，万商云集，经济异常繁荣，这同时也带动了戏院、菜馆业蓬勃发展，像当时的京剧名角温碧霞就来温“走穴捞金”，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温州当时的繁盛是以国难为背景的，因此王季思先生曾作诗讽曰：“湘中昨报失长沙，南市新来海碧霞。亡国何关我辈事，明朝请听后庭花。”这也从侧面佐证了当时温州的繁华盛况，而作为四大菜馆之一的醒春居，当然也就名噪一时。
醒春居是由福建人王培经在1920年代开设的，起初位于城隍庙附近，即现公园路东南剧院处。[4]1936年4月21日移址五马街口大新隆楼上（今温州酒家原址）开业。五马街是温州商业的中心区，街道相当宽阔，本埠最大的酒家都在这条马路上，市房也相当高大而新颖。据不完全统计，1723～1949年间，在五马街区出现的老字号共有303家。[5]自此，醒春居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醒春居主营闽帮菜，根据现存文献记载，其有三大特色菜：一为数炒双脆，见载于《温州文史资料第十七辑》，作料为猪肚、鹅肫或腰子和炒鳝背，这两个炒菜都要“猛火快炒，恰到好处，使菜既嫩且脆”，一般菜馆当然做不到。二为十二碟双拼，见载于《温州晚报》的一篇报道，据称此“12道冷盘，16个菜”中有“鱼翅、燕窝、干贝，还有从美国日本进口的鲜鲍”，当时被称为浙南满汉全席。三则是温州厨师作家潘宸声笔下的七星鱼丸——
温州的七星鱼丸和湖州的藏心鱼丸颇为相似。同样的鱼蓉打制，同样的鲜肉馅，只是从烹调手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湖州的藏心鱼丸讲究Q弹口感，上笼蒸制而成。而温州的七星鱼丸则更强调鱼肉的嫩滑滋味，须入冷水氽熟。
民国时期，五马街附近有一家出名的餐馆叫“醒春居”。主打福建菜，其中一道名菜就是今天我们吃到的七星鱼丸。当年用来做鱼丸的鱼肉采用肉质紧韧的乌鳢，因乌鳢的头部分布着七个漂亮的斑点，故得名七星鱼丸。
醒春居名菜叠出，因而名流云集。词曲家郑孟津和金镜芙的婚礼就是在五马路的醒春居举行的，时值1936年，名流商贾、乡绅政要云集，婚礼上，两人夫唱妇随，吟诗诵词，不亦乐乎，成为当年的一桩盛事。
醒春居也是最常出现在民国文人日记中的温州菜馆，除了朱自清，刘景晨也在《厚庄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了醒春居：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初十，戊寅，阴。刘贞晦来，云将乘益利轮船往上海。下午六时，吴天五、孙孟晋饯贞晦于醒春居，邀陪酌，同席高性朴、陈铭石、梅冷生、李亦怀、洪叔翰诸君。
1931年10也廿八日，陈仲陶、王希逸、王季思、赵柏顾联名设晚宴于醒春居，与刘绍宽、梅冷生同席。
而最值得温州骄傲的大学者夏鼐先生的日记中，更是四度出现醒春居：
1942年4月3日与祥第赴醒春居为吴家桢饯行，在座十余人，酒食用去200余元，每人分摊20元。
1943年4月27日叶岑君昨晚未到，今日亦来……拍了几张合影，以为纪念。午刻同赴醒春居聚餐，饭后返家。
1935年7月27日下午宗族中人邀赴醒春居聚餐，情不可却。傍晚与大哥同往，座中除少兰外皆为族中人。
1952年9月21日傍晚应友人之邀，宴于醒春居，共10人。守欣、守源昆仲来襄助搬家，大姊及姬妹亦来，秀琴及凤妹、二房大姐亦来。
不惟如此，1981年7月12日，夏鼐先生还在致蔡孔耀先生的信函中写道：“信中提到新发现之照片。我查过我的日记，这是1943年4月27日（星期二）上午在中山公园所拍摄的，使用的是叶岑的照片机。中午大家到醒春居聚餐，次日晚，贤修与我便离温入川了。这张照片我没有拿到，你们如果翻拍，请添印一张给我……”，此时夏鼐已年过七旬，犹对当年之醒春居旧事念念不忘。
作为温州地标性的菜馆，醒春居在名流宴请之所以外，还是近代风云变幻的见证者。温州五四运动时期，商会董事杨雨农就是在醒春居喝酒时被游行学生抓到的。1937年8月，温州地区国共和谈，国民革命军刘建绪部政训处长邓刃在醒春居酒楼宴请中共地下党代表吴毓，十九师师长李觉、温州专员许蟠云以及唐伯寅等作陪。[6]一座菜馆承载历史如此，也算是少见了。
顺便说一句，朱自清日记中的这次醒春居饭局，参加者之一马孟容，一个月后给朱自清帮了一件大忙——
1924年9月，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发生江浙战争，孙传芳为配合齐燮元，命彭德铨率部抄袭浙南。9月中旬，彭攻下平阳，进军温州，温州居民纷纷逃到山区避难。这时，朱自清的老母、夫人和三个子女均在温州，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夫人又值患病，寸步难行。此时马孟容、马公愚兄弟毅然出手相助，请朱自清家眷赴永嘉避难，后又回送回瓯。朱自清在给马公愚的信中感谢道；“先生于荒乱之际，肯兼顾舍间老少，为之擘画不遗余力，真为今日不可多得之友生！大德不敢言谢，谨当永志弗谖耳！”
有美食，有好友，还有美景与美女，无怪乎温州成为了朱自清人生中念念不忘的浙南绝佳处，正如后来他在给马公愚信中说的“温州之山清水秀，人物隽永，均为弟所心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