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甘肃文化
秦汉时期的甘肃地区，由于地理、人文和政治的原因，多民族文化互渗互透，中原文化与边塞文化、西域文化交汇。诸多名儒传授经史之学。王符《潜夫论》是杰出的思想史著述。秦嘉、徐淑、赵壹的诗文，侯瑾的史书，代表了甘肃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甘肃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碑铭引人注目。天文历法、金属冶铸、医药卫生等水平上乘。居民生活习俗多样。甘肃地区的文化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内涵。
一、儒学与教育
古代教育，除了秦朝例外，其他时候都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所以本节将二者置于一起叙述。
甘肃地区在秦国时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孔子七十二弟子中，秦国有三位，他们是秦祖字子南、壤驷赤字子徒、石作蜀字子明。
秦统一六国，在全国实行文化专制，秦地的大批文化人散布全国各地为官吏。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下诏“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要求人们学习刑法和书法，官吏充当了教师的角色。
汉朝国家统一，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平帝元始三年（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规定：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聚”）的称为“序”。学、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都是教授儒家经典的，此外还有民间办的私学，包括经师收徒讲学和初级的蒙学。
汉代甘肃郡县官学的情况，传世文献中偶有涉及。按照惯例，皇帝下诏后，各郡县应该很快设置学、校、庠、序。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第481简A面有如下文字：
之，故建明堂，立辟雍，设学校详（庠）序之官，兴礼乐，以风天下。诸生庶民，翕然响应，食肸以时，走步自然。
似乎就是当时人抄录的一篇关于建立官学的文书。东汉建武间，任延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所谓校官，就是郡中专管官学教育的校官掾，约当今之教育局长。有了校官就有了郡学。《居延新简》EPT59：58有“骏对曰：前为县校弟子，未尝为吏，贫困毋以具皁单衣”。则是当时县设有官学的例证。
在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中，出土有《仪礼》简共469枚。《仪礼》简称《礼》（《礼经》），为儒家五经之一。《仪礼》主要讲述士大夫应该遵循的冠、昏、饮、射、聘、觐、丧葬、祭祀时的礼仪规范。目前所知的《仪礼》版本，有大戴本、小戴本和刘向别录本三种。收入《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为东汉郑玄所注、唐贾公彦等所疏，实际上是郑玄整理本，现存17篇。武威出土的《仪礼》9篇，27298字，分属3种本子。甲本有《士相见之礼》《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7篇，乙本有《服传》1篇，丙本有《丧服》1篇。3种本子中甲乙本《服传》与丙本《丧服》不仅篇题有别，而且内容也有不同。与《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对照，更有很大出入。甲本其他6篇与今本《仪礼》大略相同，但篇次不同。经认真对勘，武威《仪礼》与《十三经注疏·仪礼》，在篇题、目次、文字、用词方面互异者达300多处。武威《仪礼》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未经后人篡乱的汉代原版经典，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墓出土《日忌》木简中，有“河平（年）四月亖（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六”的字样，据分析是墓主人利用该简背面书写的记事文。河平为西汉成帝年号，共有4年，为公元前28年至前25年。而“文学弟子”之“文学”指儒学，“弟子”为学生的称谓，两汉官学生即使是博士弟子，也必须交学费以及生活费。《汉书·儿宽传》称：“儿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当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是说儿宽因家庭贫困，虽身为太学经师孔安国的博士弟子，却也不得不担当炊事员，甚至为人赁工，以换取生活费。研究者认为：“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与郡学有关的传授礼经的专家。”由此可以断定，武威磨嘴子6号墓的主人是一位在武威郡学中专门从事《仪礼》教学的经师，他在汉成帝河平年间以前已经从事教学工作，直到王莽建新后才逝世。从他能将不同版本的《仪礼》进行对照比勘可以看出，其儒学水平是很不一般的。
西汉文教兴盛以后，私学兴旺。
初级的蒙学，在传世文献中难以找到记载，但大量的汉简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在汉简中有许多蒙学书籍残篇和习字、小九九的文字。在《流沙坠简》卷1《小学术数方技书考释》中，王国维指出，在斯坦因搜获的敦煌汉简中，有秦李斯编纂的字书《仓颉篇》存41字；有《急就章》第一、第十、第十二、第十八、第二十四章，除第一章完好，其余皆残断。在后来发现的甘肃汉简中，敦煌马圈湾、敦煌盐池墩、玉门花海柴墩子南墩等烽燧遗址都有《仓颉篇》残篇，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等处有《急就章》残篇。《仓颉篇》和《急就章》是古人识字课本，在汉代河西烽燧遗址中发现它们，说明河西边塞军人或其子弟也在学习文化。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所获简牍中还有“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之类的小九九乘法口诀，说明他们在识字写字的同时，还学习数学计算。
边塞配备有书吏，专门从事文书起草、书写和阅读的工作。如敦煌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简牍280号简文“书吏胡丰私从者，零县宜都里胡骏，年三十，长桼（七）尺二寸”即是。该书吏的家庭条件较好，故而可以带私从。由于汉代社会的文化水平很低，文盲率极高，故而边塞烽燧不可能全部配备书吏，在此情况下，边塞长官就只能从塞卒识字者中选任书吏，从而提高了塞卒读书识字的积极性，汉简中发现的《仓颉篇》《急就章》、小九九，就是边塞戍卒学习汉字及初等算术的教材，或其抄写的课本。汉简中有不少边塞官兵练字的简，如敦煌马圈湾396号简文为：“莫持莫临临……部赋吏吏吏伏叩头吾”“曰欲先……锡教教……吏吏吏吏吏苦”，当是一位初学者习字的遗存。在玉门花海子柴墩子南墩烽燧遗址中有一枚简中书写着“日夜缮为”（1470简），似乎是学字练字者信手写下的勤奋学文化的自励语。当然，这种戍卒学习文化的例证，与社会上一般儿童在乡塾、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不完全是一回事，但至少可以视为成人扫盲教育。
高级的研习专经，一般是对某一儒家经典很有研究的学者，带徒研读。这类私学一般称为“经馆”“精舍”“精庐”，有的设在经师家里，也有经师带领弟子在外边特设馆舍传授，其教学水平往往很高，甚至不亚于太学。
汉代，甘肃私人经学研习和传授颇盛。不少大师名儒不愿卷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或政治上不得志，而避世隐居，收徒讲学。他们研习的儒家经典比较全面，见于汉简的，除上述《仪礼》外，在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有《易经》，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有《论语》，在敦煌马圈湾遗址，斯坦因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简牍中都有术数书。
汉代，在甘肃研习儒术、收徒讲学的学者颇多。
西汉武帝时的儿宽是《欧阳尚书》的重要学者，张汤担任廷尉时，他为廷尉文学卒史，受命“之北地视畜数年”。儿宽在这之前治经已颇为著名，他在北地数年，不可能不教授弟子。故而我们说，儿宽很可能是在甘肃传授儒家经书的第一人。
西汉末年，甘肃研习经书已经蔚然成风。甚至割据陇右的隗嚣，也是古文经学大家刘歆的学生。两汉之际，中原动荡，不少士人避居陇右、河西，使甘肃地区的儒学得到发展，如开封人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是《春秋》学大家。两汉之际，他西至天水，隗嚣向他虚心礼请。茂陵人杜林专治《古文尚书》，此时亦在天水。史学家班固的父亲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先避居天水，后因与隗嚣政见不合，又到了河西，给窦融出谋划策。茂陵人孔奋，年轻时从刘歆学《左传》，后来避乱河西，曾为姑臧（今武威凉州区）长，后转武都太守。这些经学大家在甘肃多年，推动了当地儒学的兴盛，培养出一批儒学人才。
西汉末到东汉，甘肃本土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儒学大家和设坛授徒的学者。
天水成纪人韩顺，字子良，学识渊博，道术深远，德行清白。王莽末年，他隐居南山。隗嚣起兵后，陇右大震，唯韩顺“修道山居，执操不回”。隗嚣派人带了厚礼，卑词请他出山为师，韩顺回话说：“礼有来学，义无往教，即欲相师，但入深山来。”以贫洁自终。
安定乌氏人梁统的长子梁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与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论议，宠幸莫比”，是东汉建武时朝廷制礼的重要人物。松弟梁竦，“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明帝永平四年（61年）因兄事牵连被流放九真，“显宗后诏听还本郡。竦闭门自养，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见而称曰：‘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梁统曾孙梁不疑也是“好经书，善待士”，与大儒马融是至交好友。
临泾（今镇原南）人李恂，字叔英，以研习《韩诗》著名，教授诸生常数百人。任侍御史时，被派持节出使幽州，“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在武威太守任上，他因事免职，“步归乡里，潜居山泽，结草为庐，独与诸生织席自给”。是一位以《诗经》教授陇右的大学者。
汉阳人任棠，“有奇节，隐居教授”，也是一位传道授业的学者。汉阳太守庞参一上任，就到他的宅中请教如何治理地方，任棠“以韮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以讽庞参，传为佳话。
安定朝那人皇甫规，因得罪外戚梁冀，被迫罢官归里14年，“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陈蕃、杨秉、李膺、张奂都曾从学。他一生提携后生，矜节重礼。《后汉书·王符传》记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同乡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也去职还家，此人书写名帖请求谒见皇甫规，“规卧不迎”，既进门，皇甫规问道：“卿前在郡食雁美乎？”问话间颇具讥讽之意。不久，又告白王符在门外。“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情景十分动人。时人针对这件事说：“徒见两千石，不如一缝掖（即穿大袖单衣的儒者）。”皇甫规“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其侄皇甫嵩，“好《诗》《书》，习弓马，”灵帝时官至太尉。
敦煌渊泉人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他后来曾任朝廷负责礼仪的长官——太常，当与其深厚的儒学功底有关。在因党祸被禁锢在家时，他“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张奂终身勤于治学，“所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
汉阳上邽人姜岐，字平汉，潜心治《尚书》《易经》《春秋》，恬居守道，名动西州。延熹（158—167）年间，新任汉阳太守桥玄闻其名，欲召以为郡吏，姜岐以有病加以拒绝，桥玄愤怒地派督邮尹益去告诉姜岐，如不到郡，就将他的寡母嫁人，姜岐仍“坚卧不起”。其母去世丧事处理后，“遂隐居，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于天下，营业者三百余人”。
[1]《甘肃通志》卷23《古迹》，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2]《史记·李斯列传》。
[3]《汉书·循吏文翁传》。
[4]《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5]《后汉书·循吏任延列传》。
[6]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认为，该本“是属于西汉晚期的抄本约当成帝前后。所依据之原本，约在昭、宣之世”。由于该墓随葬品中有始铸于居摄二年（7年）的大泉五十币，所以墓主人的下葬时间在王莽时期。陈邦怀《读武威汉简》（载《考古》1965年11期）认为甲本木简的抄写年代应为新莽时期。何双全《简牍》第58～59页认为：“汉简文字的特征告诉我们，它也是王莽时期写成的。”“可以看出，武威《仪礼》决不是昭、宣之物，也不是庆氏之本，而就是刘歆所为的刘氏本，或曰王莽‘改革本’。这样一来，武威《仪礼》是继大、小戴和刘向之后的第四种版本，也就是历史上王莽新朝的国学本。”
[7]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页。
[8]《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9]《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2页。
[10]《汉书·儿宽传》。
[11]《后汉书·郑兴列传》。
[12]《汉书·叙传》。
[13]皇甫谧：《高士传》卷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传记类。
[14]《后汉书·梁统列传》。
[15]《后汉书·李恂列传》。
[16]《后汉书·庞参列传》。
[17]《后汉书·皇甫规列传》。
[18]《后汉书·张奂列传》。
[19]《后汉书·桥玄列传》；皇甫谧《高士传》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传记类。
二、王符的学术思想
两汉时期，甘肃产生了几位著名的思想家。汉景帝时北地人公孙昆邪，是著名的阴阳家，著有《公孙昆邪》15篇。而可称为全国一流思想家的则首推东汉王符。
王符（约85—162），字节信，安定临泾（今镇原人）。他因母亲出身卑微，而“被乡人所贱”。但他自幼酷爱读书，立下宏伟志向。成年后游历京师，当时的一流学者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都是他的好朋友。王符与他们切磋学问，指点今古，学识大进。东汉自和帝、安帝以后，朝政越来越腐败黑暗，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也越来越残酷苛刻，加以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局面。王符的一生，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度过的。当时，“宦戚之党，奔竞之夫”互相荐引，以有一官半职为荣，而他却“耿介不同于俗”，忧国忧民，终身不仕，隐居在临泾城北山，著书立说，评讥当时的腐败政治，斥责权贵豪强的残暴贪婪，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邃的哲学思想。他不愿彰显名声，以潜夫自名，以《潜夫论》名其书。
《潜夫论》共10卷36篇，大多是治国安民的政论文章，兼及哲学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一）王符的哲学思想
王符在《潜夫论·本训》中指出：“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在这里，王符提出了唯物的宇宙形成论。认为宇宙的原始是一团元气，后来元气变化了，清者上升为天，浊者凝结为地，于是有了天地。以后，阴阳二气氤氲蒸郁，产生了万物，产生了统御万物的人类。他所说的“翻然自化”，是含有物质自己运动的意义，这正是王符唯物论的天道观。
王符认为元精自化，有道存乎其间，而道生于“气”，道与气既有区别，又是二位一体的。“气”是世界万物的根源，一切自然现象的变化，社会的治乱，人生的祸福，“莫不气之所为也”。
在天命观问题上，王符在《巫列》篇中说：“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行者，己之质也；命者，天之制也。”这就是说，人的吉凶，虽然由天命决定，而其结果如何，则在人自己的作为了。这里，王符一方面承认天命，另一方面则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因为“在于己者，固可为也；在于天者，不可知也”。
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地、人三才相应，各循其道；人在自然面前有主动权，事在人为；对迷信，他持否定态度，认为吉凶在人，只要自己努力，谨慎从事，就可以逢凶化吉。
在《浮侈》篇中，王符论及国家治乱时指出：“夫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治，危生于安。”强调矛盾的相互转化，充满了朴素的辩证观点。《断讼》篇中他还认为，“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盖世推移而俗化异也”。因此，他主张政令法制，要“各随时宜”。
在《赞学》篇中，王符说：“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人不是生而有智，也不是生而就能的，智、能都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这就像玉石必须经过琢磨，才会成为璜璧一样。所以他又说：“是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虽有玉璞卞和之资，不琢不错，不离砾石。”从以上所举来看，王符的哲学思想虽然是二元论的，但其思想体系的倾向，则是着重于唯物主义的，而且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
（二）王符的政治思想
王符的政治观点来源于他的哲学思想，也与他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善于体验和观察有关。
他继承和发扬了先秦的民本思想，在《赞学》篇中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在《本政》篇中说：“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他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关心。
在《务本》篇中他向统治者提出了治理国家的重大任务，就是“以富民为本”。怎样才会使民富呢？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爱日》）“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务本》）王符认为，全民都应当从事耕织，才能达到丰衣足食。“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浮侈》）假若一人不事生产，那么，将会影响到全民的生计。针对当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王符还以国都洛阳为例，予以尖锐谴责。他说：“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如果让这种“治本者少，浮食者众”的现象长期继续下去，那么，人民必然会因为“饥寒并至”而走向“为非”的局面。如此，“则国危矣”（《浮侈》）。
王符改革政治的主张，主要在于推行教化以制邪恶。针对东汉后期“风俗陵夷，积怠已甚”的状况，他认为还要辅之以威刑，整顿吏治。他揭露了当时贵族宦戚互相荐引的，都是些“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的假“贤者”，尽是些贪赃枉法、作威作福的“恶人”。他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些坏人，“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实边》）。斥责当时的权贵，是“官无直吏，位无良臣”（《实边》）。并说：“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设之以禁，故奸可塞、国可安矣。”（《述赦》）这里，王符所说的“民之所苦”和“祸之所起”，是指“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他说：“夫养稊稗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民。”所以，他劝国君实行法治，并解释道：“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者也，乃以威奸惩恶除民害也。”（《述赦》）怎样实行法治呢？他说：“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本政》）就是说，立法、守法，以国君为主，国君和他的臣僚都能守法、执法，就能使广大百姓有所遵循。在《明暗》篇中他还正告统治者说：“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并且指出秦的灭亡，是因为“秦之二世，务隐藏己，而断百僚，隔捐疏贱，而信赵高”的缘故，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
王符把治理国家比作治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最重要的是识贤和任贤，实行贤人政治。在《思贤》篇中他说：“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贤人为国除乱，正像名医为人治病一样，可以妙手回春。治病要求良医，止乱当求真贤，庸医可以杀人，庸才可以误国，任贤而不得真贤，与求医不得良医是一样的憾事。他沉痛地说道：“夫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怎样才会使天下的真贤参政呢？王符认为可用“考功”的办法以发现真贤，在《考绩》篇中说：“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又说：“是故大人不考功，则子孙惰而家破穷；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行；帝王不考功，则直（真）贤抑而（诈）伪胜。”不考功，就没有是非，就会赏罚不当；还会导致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所以，王符认为：“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真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在他看来，“考功”的目的，在于明辨“真贤”与“佞巧”，而且起着激励人们向真贤学习的作用。王符还认为，所谓真贤并不是指全才而言。不论其出生贵贱，只要有一种实在的能力，能在治国中起到作用，就是真贤，都应罗致。如果对全国的真贤，不以瑕掩瑜，都能量才使用，那么，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没有问题的。为了防患于未然，王符在《思贤》篇中还说：“是故养寿之士，先病服药；养世之君，先乱任贤，是以身常安而国永永也。”
王符认为，富民与教民同为治国之本。《务本》篇中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正学为基。”“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治理国家，如果真正做到富民、教民，就必然大得民心，能得民心，就可以“兴大化，升太平”了。
此外，王符对于充实边疆消除祸乱，也提出了一套办法，主张优待移民，奖励生产，减轻徭赋，选贤授官，“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则虽欲令无往，弗能止也。此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实边》）。“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边议》）。并且在《救边》篇中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当时权贵们对待边患的丑恶嘴脸，说他们“会坐朝堂，则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苟转相顾望，莫肯违止，日晏时移，议无所定，己且须后。后得小安，则恬然弃忘。旬时之间，虏复为害，军书交驰，羽檄狎至，乃复怔忪如前”。对于这些“虚食重禄、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骄奢”（《思贤》）的“公卿”，王符痛斥道：“百姓灭没，日月焦尽，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哉！”（《救边》）
为了纠正时弊，王符还在《浮侈》篇中对那些豪族权贵们骄奢淫逸的生活，给予无情的抨击，斥责他们对婚丧“务崇华侈”，使得“风俗陵夷”。他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及养，死乃崇丧。”用“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的“江南檽梓豫章楩楠”一类珍贵木材做棺椁，而且是“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冬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此之费工伤农，可为痛心！”但是那些权贵们对于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苦人民，则是“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忠贵》），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死去。
王符一直生活在人民中间，对人民大众怀有真挚的感情，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体验。他见闻广博，目光敏锐，因而，《潜夫论》中洋溢着热爱人民和关心民瘼的深情，充满了反对贵戚豪强和酷吏苛政的思想。《四库全书提要》称该书“洞悉政体，辨别是非，明切淳正，斯为不愧”，评价极高。
[1]《后汉书·王符列传》。以下凡引本传，不再出注。
[2]本文所引《潜夫论》原文，系据《潜夫论笺校正》，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以下凡引用该书，只注篇名。
三、民间信仰
汉朝皇帝以孝道治天下，强调对父母的孝道，提倡祖先崇拜。羌人也有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他们的族名曰羌，为一顶着羊头的人的形象，说明该族有对羊的崇拜。又如犬戎、骊戎、牦牛种、白马种等名称，说明这些部落的图腾是犬、骊马、牦牛、白马等，是部落崇拜物的遗留。《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或以父名母姓为号”，则是其生殖崇拜的表现。匈奴则更多地为自然崇拜。他们崇拜狼，以狼为图腾，其攻战时，常于大旗上绘一只金色狼头，并且将本族的发源地称之为狼山。他们崇拜祖先、天地和鬼神。《史记·匈奴列传》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匈奴人还在甘泉山建有专门的祭天处，《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曰：“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王右地。”“径路”是匈奴宝刀名，将宝刀与天神一起祭祀，意味着战争的胜负与天神有关，需祈求天神的保佑。霍去病在与匈奴作战中，曾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铜）人。匈奴的原始信仰还有巫术及对方位、颜色崇拜。以巫术诅咒人，让巫师占卜战争胜负、为人治病。《史记·匈奴列传》记汉高祖被匈奴围于白登山时，“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马”，用4种颜色表示四方，是牧民对某种颜色的爱好心理。
畤祭是秦人的祭祀，用以祭黄帝、炎帝等，以后逐渐演变成祭祀白、青、黄、赤、黑帝的五畤。《汉书·郊祀志上》言，秦时令祠官对山川江湖进行定期祭祀。崤山以东有名山五、大川二，华山以西有名山七、名川四。在甘肃的名山有吴山、鸿冢、渎山（岷山），大川是河水、湫渊。
中国宗教史的开篇，在今新疆古称西域的地区，但与甘肃也有重大关系。公元前1世纪，佛教已经传到西域大夏国，以后又传到塔里木盆地周边诸国，并得到大力推广。再经由甘肃地区，于公元前2年传到中原。《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中，有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哀帝元寿元年为公元前2年。东汉西域僧人安息人安世高，月支人支娄伽谶、支曜，天竺人竺佛朔，康居人康巨、康孟详等都是经河西走廊到洛阳译经和传播佛教的。
道教的创立和初步发展与甘肃也有一定关系，崆峒山和仇池山都被视为道教名山。道教奉广成子为仙人。据传，广成子系在平凉的崆峒山修道成仙，黄帝为此专程到崆峒山向广成子问询修身至道之要。事见《庄子·在宵》。仇池山据传说为伏羲出生之地，又说，有上古仙人仇维曾隐居于此山，因名仇夷，后名仇池。甘肃本土也有成仙之人，刘向《列仙传》称：“山图，陇西人。好乘马，马踏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黄、当归、羌活、玄参，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轻。追道士问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药。能随吾，汝便不死。’山图追随，人不复见。六十余年，一旦归来，行母服于冢间，期年复去，莫知所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