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凉州弃守的争论
东汉中后期，国势衰微，内忧外患频至，中原各地的农民武装反抗日趋激烈，凉州有一波接一波的以羌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武装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对凉州是弃还是守，就成为朝廷内部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实质，是凉州在王朝安全和政治上的地位问题。
（一）关于凉州弃守的第一次争论
关于凉州弃守的第一次争论，肇端于第一次羌族武装反抗刚刚开始之时。永初元年（107年），凉州先零种羌反叛，朝廷派遣车骑将军邓骘前去征讨。此时因犯法正在狱中服刑的庞参，指使其子庞俊上书，以军事行动及与之有关的征发和徭役严重影响百姓农业生产和生活为由，建议“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暂时放弃凉州，待朝廷军队养精蓄锐后，再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平定羌乱。这是暂时放弃凉州的最早言论。
正巧，此时御史中丞樊准以庞参“勇谋不测，卓尔奇伟，高才武略”举荐他，于是朝廷将庞参从狱中直接擢任为谒者，委派其督导三辅军屯，将邓骘征还。可能是羌族的武装反抗还没引起朝廷足够重视的缘故，庞参的上书并没有引发争论。
永初四年（110年）春，羌族武装反抗转盛，兵费剧增，官军连吃败仗，而且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粮价大涨，天灾人祸严重。庞参专门就此事上书邓骘。
大将军邓骘因为征羌以来国家财政耗费过大，无法支撑，想听从庞参的意见，放弃凉州，以全力对付北边的匈奴人。于是召集朝臣商议。邓骘说：“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朝中公卿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
郎中虞诩听说此事之后，力排众议，从国家全局战略的高度分析，认为不可弃凉州。他对太尉张禹说：
……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
虞诩指出，先帝开疆拓土，费尽心机，才奠定了河西四郡的大致格局。当前不能仅仅因为军费不足，就放弃凉州。他特别明确指出，在国家安全形势中，凉州与三辅为相互依存的关系，弃凉州则三辅难保，三辅被羌人占有，汉朝皇帝的祖陵就要弃之域外，作为汉室子孙，何能容忍？况且凉州历来是出将才的地方，百姓义无反顾地为保卫家乡而战。羌人之所以不敢占有三辅，就是因为畏惧凉州百姓在背后攻击。现在如果要强迫凉州百姓迁往三辅，很可能会激起他们造反，那样，朝廷费再大的代价也将无法平定。太尉张禹听到虞诩的意见，感到思虑很深，说：“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几败国事。然则计当安出？”虞诩建议道，现在凉州扰动，人心不安，我私下非常害怕出现意料不到的变乱。现在安定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求朝廷各衙门都征召几位凉州人士为官，并且将凉州州牧和诸太守的子弟都拜为冗官，表面上是劝勉他们的功劳，实际上是控制他们，防止他们萌生异志。张禹按照虞诩的意见，重又召集四府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虞诩的建议，征辟凉州豪杰为诸府掾属，拜凉州牧守长吏的子弟为郎以安慰之。
（二）关于凉州弃守的第二次争论
甫经羌族三次武装反抗洗礼的东汉政府，到灵帝后期又陷入全国性的大起义。中平元年（184年），河北发生了张角、张梁领导的黄巾大起义，西南是张陵、张衡、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起事，凉州是羌胡汉的联合反叛。这年十月，枹罕（今临夏东南）、河关（今积石山西北）百姓暴动，推举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与北地先零羌相呼应，并攻金城。金城人边章、韩遂响应，在杀掉金城太守陈懿后，进攻凉州其他诸县，甚至打到三辅。东汉政府下令董卓和皇甫嵩讨伐反叛的羌胡。
中平二年（185年）初，司徒崔烈鉴于朝廷前后受敌、诸事艰难，再一次建议放弃凉州。崔烈召集公卿百官讨论，议郎傅燮在廷议上厉声呵斥：“斩司徒，天下乃安”，坚决反对。尚书向灵帝报告傅燮当廷侮辱大臣之事，灵帝向傅燮询问情况，傅燮慷慨陈词道：
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为之骚动，陛下卧不安寝。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若烈不知之，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
他认为，凉州是国家藩卫、中原的屏壁。高祖时，从汉中出关，首先派郦商别定陇右。武帝时拓展边境，在凉州设置四郡，断匈奴右臂。可见这一块地方多么重要。他强调，若放弃凉州，完全让给少数民族占据，是“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最终灵帝接受了傅燮的主张。
其实，关于凉州弃守的争论不仅在朝堂进行，也在民间进行。临泾处士王符的见解就极富代表性。王符生当东汉后期，正当虞诩怒斥庞参、邓骘弃凉州谬说后不久，他写下了著名的《救边》篇，认为将相应该以保卫国家安全为要务，放弃凉州，国家其他地方都难保住。他分析对羌战争失败的原因是边将无心坚守，只知道驱劫小民。他揭露公卿当初竭力掩盖羌人造反的实情，不以小民利益为重，才造成了如此大的祸患，进而萌生了放弃凉州的谬见。他认为国家的基石是百姓，因此朝廷应该爱民如子，忧之如家，为民祛除祸患。他批评公卿放弃凉州的理由是因为平羌费用太高。指出，现在十余万大军驻扎数州，每年花费数百万斛，况且还另外有月直之费。不应该担心出征的费用。他指出，现在羌人刚刚占有凉州一些地方，百姓也迁离故土不久，乘着这个机会，发动攻击，容易取得成功。反之，时间拖得太久，就越难动员民众，越难打败羌人。机会难得，朝中公卿应该尽快决策！王符从凉州士人的切身体验出发，批评放弃凉州之说是害国扰民的谬论，意见一语破的，深切时弊，令人佩服。
纵观东汉中后期关于凉州弃守的两次争论，就背景而言，都是在情况比较危急的时候；从本质上看，或是关注凉州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抑或是注重朝廷当时的困境，为了保存王朝的实力。主张放弃凉州的官员鼠目寸光，只着眼于财政和赋役，未能从全局战略的高度正确评价凉州的军事地位，不懂得“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的道理；坚持不可放弃凉州的官员，则充分表现了优秀政治家的洞察力和预测力。
（三）凉州郡县迁徙三辅
尽管两次争论的结果都是主张坚守凉州的一方胜出，然而，公卿的议论与朝廷决策并不完全合拍。就在永初四年（110年），因官军屡屡战败，朝廷决定“徙金城郡居襄武”，迁护羌校尉府于张掖，以避羌人军锋。永初五年（111年），“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听从凉州牧守的意见，“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美阳在今陕西武功西北，池阳在今陕西泾阳西北，衙县在今陕西白水东北，总之都是向东向南迁移了数百里。凉州的百姓恋爱家乡，不愿东迁，负责动迁的官吏就“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凉州百姓被逼无奈，纷纷造反，最后形成以汉阳人杜琦、杜季贡、王信等人为首领的武装反抗队伍，而且与羌人的反叛相结合，成为羌汉大联合。部分放弃凉州的这一后果，倒真的被虞诩不幸言中了。
顺帝永建初，凉州暂时平静，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不失时机地上书，请求将陇西、安定诸郡迁回原地，疏中盛言凉州物产之丰，迁徙凉州郡县到三辅造成的灾难。指出弃凉州是弃沃壤、损自然之财，放弃河山险阻，使大汉祖宗园陵无险可守，现在是该将凉州郡县回迁了。文中称：
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以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而遭元元无妄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
顺帝采纳虞诩的建议，下诏将凉州三郡迁回原处，指派谒者郭璜负责督促迁徙者各归旧县，修缮损坏了的城郭，设置侦察的烽候和传递信息的邮驿。不久，又利用河流，疏浚渠堤，实行屯田，节省内郡的转费每年达一亿钱以上。于是下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经常储备谷粟，保证满足数年之需。
顺帝永和六年（141年），凉州形势重又变得不可收拾。头年夏，且冻、傅难种羌人在金城发动反叛，很快将兵锋指向武都，又烧陇关，威胁关中。六年正月，反叛羌人打败前来讨伐的将军马贤，诸羌大合，军锋“遂及三辅”，“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又扰北地，攻武威，纵横东西。十月，顺帝下诏“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这是凉州诸郡第二次迁至三辅。以后凉州诸郡何时又迁回原地的，史书中不见记载。从史实看，估计时间不是太久，也许当冲帝永嘉元年（145年）第二次羌人武装反抗失败，所谓“陇右复平”时，诸郡就又迁回来了。
一个自称统有天下的封建王朝，将凉州这么一大块实为王朝心脏屏障的地方，往往因为无力守卫，就弃而不要，官府东迁，还强迫百姓抛家弃业，一起东徙，此种悲剧，只有在东汉这样软弱无能的王朝才可能发生。这带了一个坏头，在以后从晋到明的历史上，放弃西边或北边疆土的事屡有发生，这不能不说是凉州百姓的极大悲哀！
[1]《后汉书·虞诩列传》称，虞诩干说李修。司马光《通鉴考异》考证道：“庞参、虞诩《传》皆云，‘四年，羌转盛，故有弃凉州之画，又干说邓骘，’则是骘未以丧罢以前明矣。而《虞诩传》中言‘诩辟太尉李修府为郎中，说李修’，修以五年正月方自光禄勋拜太尉。按袁《纪》，‘四年春匈奴寇常山’下载‘骘欲弃凉州，诩说太尉张禹’，又其言语小异于范书，今从之。”今依司马氏所考。
[2]《后汉书·傅燮列传》。
[3]《潜夫论》卷5《救边》，彭铎校正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8页。
[4]《后汉书·西羌传》。
[5]《后汉书·西羌传》。
[6]《后汉书·顺帝纪》。
五、凉州士人的反党锢斗争
东汉后期，皇帝幼弱，宦官和外戚交替执政。朝政荒疏，地方政权坐大；贪污贿赂成风，民不聊生。刚刚通过察举制和征辟制找到自己社会位置和入仕途径的士人，还没有谙熟自己的职责和处世方式，就遇到了如此的社会环境，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声名，评议朝政，抨击宦官、外戚当权的黑暗社会现实，形成了清议之风。宦官认定士人的行为是结党，并利用专制皇权，掀起了长达20年的“党锢之祸”。在此期间，许多名宦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士人，惨遭屠戮和迫害。“党锢之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皇帝在宦官的控制下，以维护皇权为名，排挤当权的名宦和有正义感士人的政治运动。为了对付宦官的镇压，有正义感的官宦士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党锢斗争。凉州在朝的名宦和在野的士人也积极参与到斗争之中。
（一）皇甫规的反党锢斗争
外戚、宦官与士人的斗争，早在和帝时已经发生。和帝时，郅寿、乐恢因弹劾外戚窦宪而被迫自杀，袁安、任隗、韩棱、丁鸿、何敞、张酺等人因弹劾窦氏而获罪。安帝时，杜根因上书请邓太后归政而险遭捕杀，杨震因奏劾阎氏专政而罢官自尽。陈蕃、延笃等因诛杀梁氏宾客而免官，王龚、李固因要求罢斥宦官被治罪，后被外戚梁冀以“妖言”罪处死。桓帝时，李云、杜众因谏言封赏外戚邓氏过分被处死，太尉杜乔上疏指责“今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
桓帝继位以后，宦官的权势逐渐加强，他们不仅控制朝廷，其子弟亲党也遍布全国州郡，并通过察举制度而晋身仕宦，以此递相攀引，根连枝结，日益繁盛。例如，河南尹田歆受命荐举6名孝廉，其中5名竟已“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扶风人孟他，送了一斛葡萄酒给掌权的宦官张让，即得到凉州刺史的官位。人们对极端败坏的政治风气义愤不已，编出民谣讥讽道：“举秀（茂）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宦官控制察举，阻塞了普通士人的晋身之阶，威胁到整个士人阶层的长远利益。越来越多的士人联合起来，以太学为阵地，以“清议”为手段，“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甚至数千太学生拥到宫门请愿，与宦官作斗争。
“凉州三明”之首的安定朝那人皇甫规，是与外戚、宦官作斗争的勇士。在桓帝之前的冲帝、质帝之时，梁太后依靠外戚梁冀临朝执政。皇甫规举贤良方正，对策时就微言讥刺梁冀说：“臣在关西，窃听风声，未闻国家有所先后，而威福之来，咸归权幸。”进而指斥道：“今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处周、邵之任，为社稷之镇……实宜增修谦节，辅以儒术，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书怠职，有司依违，莫肯纠察，故使陛下专受谄谀之言，不闻户牖之外。臣诚知阿谀有福，深言近祸，岂敢隐心以避诛责乎！”皇甫规的对策劝谏惹恼了大将军梁冀，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皇甫规定为下第，仅拜为郎中。皇甫规不愿居此微贱之位，托病免官还乡，“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十几年后，皇甫规才官拜太山太守。
桓帝延熹四年（161年），皇甫规受命以中郎将之职镇压关西羌人的反叛。他恩威并施，只用几个月时间就解决了羌人的反叛，使并、凉二州恢复了平静。皇甫规入仕数年，拥众立功，但他弹劾不法官员太多，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令其文降（假降）”。皇甫规平羌有功，本应当封，掌权的宦官中常侍徐璜、左悺想向他索取财货，多次派遣宾客以询问功状为名，加以暗示，皇甫规就是不吐口。徐璜等人恼羞成怒，就诬陷他以财物贿赂羌人假投降，要将其交官议罪。下属想筹款向徐璜求情，皇甫规坚决不许。于是璜等以羌人余宼不绝为名，将他逮捕下狱，判处到左校服苦役。功臣反遭冤狱的消息传出，再一次激起众怒。一些朝廷重臣与张凤等太学生一起，到宫廷阙门申诉，为皇甫规鸣不平。这时正逢朝廷发布赦令，皇甫规才被释放回家。为皇甫规讼冤事件，是东汉党人第一次群体示威活动。
与此同时，正直大臣官吏利用各种手段，打击宦官势力。宦官们怀恨在心，伺机反扑。延熹九年（166年），河内郡一个与宦官私交甚密的占卜之人张成，推知朝廷即将大赦，就教唆自己的儿子杀人。河南尹李膺将张成之子逮捕，但不久就公布大赦诏，李膺气愤不已，不顾赦令，将其处死。张成遂让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宦官们火上加油，使桓帝十分震怒，于是下诏郡国，逮捕党人，并布告天下，使全国百姓都痛恨结党的公卿士人。李膺、陈寔等200多党人被捕，有的被列入名单的党人闻风逃匿，朝廷向全国各地派出追捕使者悬赏捉拿。宦官大肆制造冤狱，搞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正在度辽将军任上的皇甫规，因自己未被列入党人名单而深以为耻，就上书皇帝说：“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但皇帝了解其情况，不予问罪。
第二年，尚书霍、城门校尉窦武都为被囚党人说情，宦官们怕过于深究于己不利，也不敢深加构陷。这年夏天发生日食，桓帝下诏询问政治得失，正在朝廷担任尚书的皇甫规，乘机借天人感应学说上书，为党人求情道：
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诫以灾妖，使从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断大狱，一除内嬖，再诛外臣。而灾异犹见，人情未安者，殆贤愚进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陈蕃、刘矩，忠谋高世，废在里巷；刘祐、冯绲、赵典、尹勋，正直多怨，流放家门；李膺、王畅、孔翊，洁身守礼，终无宰相之阶。至于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今兴改善政，易于覆手，而群臣杜口，鉴畏前害，互相瞻顾，莫肯正言。伏愿陛下暂留圣明，容受謇直，则前责可弭，后福必降。
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党人，将李膺等人放归田里，禁锢终生，永不起用，并且将党人的姓名书写于官府，加以督察。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宦官们在形式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却激起了公卿士人的更大义愤。
（二）张奂、曹鸾、和海、皇甫嵩的反党锢斗争
敦煌渊泉人张奂，早期曾在大将军梁冀府为吏，延熹二年（159年），梁冀被诛，他因而被免官禁锢。皇甫规不避其嫌，7次上书举荐张奂，终于使朝廷起用张奂，任为武威太守。张奂实与第一次党锢事件无关。但他也是一位不与宦官交往的正直将军。永康元年（167年），他平定羌人的反叛，“斩其豪首，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却因为“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建宁元年（168年），张奂振旅还京。当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父大将军窦武辅政，窦武虽为外戚，却为党人所宗奉。为了联合士人诛灭宦官，他解除党禁，起用陈蕃为太尉，并与之谋诛宦官，但事机被泄。九月，宦官中常侍曹节、王甫矫制发动政变，派张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兵士包围窦武，窦武被迫自杀，陈蕃被害。后来张奂得知事情真相后，深为自己被宦官曹节欺骗做了错事而自责，上书封还印绶，坚决不接受封侯。
建宁二年（169年）夏，一条青蛇出现在皇帝的御座前面，同时天大风雨、冰雹相继而作。灵帝下诏群臣，议论灾应。张奂借言灾异，上疏为陈蕃和党人申冤。他在疏中说：
臣闻风为号令，动物通气。木生于火，相须乃明。蛇能屈申，配龙腾蛰。顺至为休征，逆来为殃咎。阴气专用，则凝精为雹。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或志宁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谗胜，并伏诛戮，海内默默，人怀震愤。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武、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改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
灵帝深知张奂言之有理，但顾虑宦官们的反对，也只好作罢。
继而，张奂转任太常，与尚书刘猛、刁韪、卫良一起，向朝廷推荐著名党人王畅、李膺等可参三公之选，中常侍曹节等对他们的意见十分气恼，让皇帝下诏严厉斥责。张奂等自囚廷尉，数日方出，并以三月奉赎罪。司隶校尉王寓，是宦官培植的爪牙，也想借助公卿的推荐，担任朝廷要职。朝中百官畏惮其背后的宦官势力，全都答应了王寓的推荐要求，只有张奂义正辞严地加以拒绝，由此得罪宦官。
正在这时，第二次党锢之祸又起。原来，中常侍侯览在家乡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依仗权势，残害百姓，强夺民女，侵占田宅，多行不轨，引起极大民愤。山阳郡东部邮督张俭愤然弹劾侯览，要求诛杀他及其母亲。奏章却被侯览扣留。张俭愤怒之余，率人毁了侯家的宅院和祖坟。侯览倒打一耙，指使同乡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灵帝下诏削去诬告者姓名，按名单捕捉张俭为首的党人。宦官大长秋曹节还暗示有关法司，要他们上奏逮捕第一次党禁时认定的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100余人。这些人全都冤死于狱中。同时，张奂因得罪宦官也被指为党人，遭禁锢归田里。宦官们乘机在全国大肆搜捕党人，包括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表现过不满的人。全国因此受牵连而被杀害、流放、免官、监禁的达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治不韦，今云南保山）太守曹鸾上书，公开为党人争讼，“言甚方切”。灵帝看了曹鸾的奏章，大怒，当即下诏给司隶校尉和益州刺史，让他们用槛车将曹鸾捕押至三辅，送槐里狱中掠杀而死，十分惨烈。
灵帝又给各州郡下诏，要求调查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以及五服之内的兄弟，凡在位的一律免官禁锢。本节“豪族势力的发展”中述说敦煌豪族曹氏时，曾引用《郃阳令曹全碑》，该碑因其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为学者所重。《金石录补》考证道：“曹全为永昌太守曹鸾兄，兄鸾以上书弃市。禁锢党人五属，同产弟忧弃官，后遇禁网，潜隐家巷七年，弛禁，全得复官，其年月与碑悉合。”为我们弄清反党锢而死的曹鸾家世，找到了所谓“锢及五服”的实例。碑文中言：“还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忧，弃官，续遇禁网，潜隐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复举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福禄长。”曹全在任西域戊部司马时立了大功，回京师后，任右扶风槐里县令。这时其胞弟（同产弟）死，于是弃官。此同产弟当为曹鸾无疑，第一，若不是曹鸾因上书遭弃市，曹全没有必要弃官。第二，从弃官到复举孝廉的光和六年（183年）为7年，往前推，则同产弟死于熹平五年（176年）。碑文中的禁网指灵帝锢及五服之诏令。
灵帝镇压党人连及其五服亲族，牵连人数太多，许多政治精英被禁锢，严重影响了国家政治的运行。于是又一个勇敢者上书反对。这个人是上禄县（治今成县西）县长和海。他于光和二年（179年）上书指出：
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
同一个曾祖父的兄弟都要另外居住、财产分开，属于丧服中最疏远的一等。如今党人竟然禁锢到五族，既违背圣典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古训，也与王朝的基本法典抵牾。和海的意见引经据典，有理有节。灵帝不得不接受，于是宣布“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各地群众争相响应。由于党锢积时太久，人情怨苦，统治者一方面害怕受迫害的士人参加起义，一方面又想借士人之力镇压起义。在群臣会议上，北地太守皇甫嵩提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中常侍吕强亦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灵帝遂下诏令，大赦党人，允许被诛和一般牵连而迁徙的家属迁回故乡，持续近20年的党锢之祸终告结束。但士人与宦官的斗争并未停止，一直到东汉灭亡，宦官集团才被外戚与士人联合铲除。
[1]《后汉书·杜乔列传》。
[2]《后汉书·种列传》。
[3]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司马彪续汉书卷五》。
[4]《抱朴子外篇》卷15《审举》。
[5]《后汉书·党锢列传》，以下凡引该传，不再加注。
[6]《后汉书·皇甫规列传》。
[7]《后汉书·皇甫规列传》。
[8]《后汉书·张奂列传》。
[9]五服，指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细麻五等丧事所穿的服饰。古人常用丧服来表示亲戚的亲近和疏远关系，习惯上以五服之内为亲，五服以外为疏。
[10]《金石萃编》卷18《阳令曹全碑》附录，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1册，第11页。
[11]《后汉书·皇甫嵩列传》。
六、凉州残破与社会危机
东汉前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经济有所恢复，社会也得到稳定。但是经过短暂的恢复之后，东汉王朝就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光武帝晚年就有“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的自责。自安帝始，在中央，宦官、外戚交替专权，争权夺势之争此起彼伏，政治黑暗；在地方，世家大族仗势弄权，兼并土地，为霸一方；至于西部，羌人反抗斗争贯穿王朝始终，彼伏此起，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渊薮。“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到献帝时，东汉已经“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
地处西北、以地理位置之重要而被朝廷倍加关注，同时政治、经济发展几乎完全系于朝廷财政和军事实力扶持的凉州，形势更为严峻。凉州是中原的屏障，联系西域的中转站，更是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东汉一朝，凉州少数民族武装反抗的记载不绝史书，再加上地震、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口大量减少，世家大族把持地方政权，形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
羌人造反，匈奴滋扰，西北战事不断，凉州百姓饱受战争侵扰之苦，还承担着沉重的兵役、徭役，“弃农桑，疲苦徭役”，农事荒废，怨声载道。章帝章和二年（88年），何敞奏道：“比年水旱，人不收获，凉州缘边，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战阵，妻女劳于转运，老幼孤寡，叹息相依。”此后，凉州社会的自身调节能力丧失殆尽。永初元年（107年），凉州羌人反抗又起，庞子俊受父命上书安帝，其中描述凉州社会情况道：“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永初四年，安定、北地二郡遭到羌人的攻击，“谷贵人（民）流，不能自立”。当时，关中著名学者马融客居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马）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邓）骘召”。羌人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朝廷无法应对，几次将凉州郡县迁往三辅，强迫百姓随迁。弄得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凉州百姓困苦已极。
东汉中期以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剧了凉州的社会危机。仅《后汉书》有记载的凉州地区的灾害如下：
和帝永元五年（93年）二月戊午，陇西地震。（《五行志》）
和帝永元九年（97年）三月庚辰，陇西地震。（《五行志》）
安帝永初一至三年（107～109年），凉州时连旱蝗饥荒。（《西羌传》）
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安帝纪》）
安帝延光元年（122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儒林孔僖传》）
顺帝永和三年（138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陇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坏，压杀人。（《五行志》）
顺帝建康元年（144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五行志》）
桓帝延嘉四年（161年），京都、右扶风、凉州地震。（《五行志》）
灵帝光和三年（180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五行志》）
灵帝光和六年（183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余里。（《五行志》）
必须认识到，东汉时科学发展水平不高，灾害报告未制度化，以上关于凉州灾害的记载是极不齐全的。但仅从以上记载可见，中期以后，凉州自然灾害明显增多，对经济的破坏很大。
即使在平时，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横征暴敛也使凉州百姓不堪其苦。“先是，安定太守孙俊受取狼籍，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皇甫规到凉州，调查和弹劾了这些胡作非为的州郡主官。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帮助羌人打败了骚扰羌人的南匈奴左奥鞬，羌族首领为了表达对张奂的感激，献给他良马20匹、金鐻8枚，张奂谢绝，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人对如此清廉的高官极为感佩，因为“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凉州管理少数民族的官员是贪婪成性的。
王符著书谴责乌烟瘴气的凉州吏治，说：“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资，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远诣阙上书讼诉。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责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在如此黑暗的统治之下，凉州各族百姓可怜之极，正如陈龟所说：“今西州边鄙，土地塉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自顷年以来，匈奴数攻营郡，残杀长吏，侮略良细。战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系马鞍。或举国掩户，尽种灰灭，孤儿寡妇，号哭空城，野无青草，室如悬磬。虽含生气，实同枯朽。”
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凉州各族百姓，终于发动武装反抗。凉州各族武装反抗与全国各地的起义一样削弱了东汉政府的军事、经济实力，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1]《后汉书·祭礼志上》。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
[3]《后汉书·西羌传》。
[4]《后汉书·何敞列传》。
[5]《后汉书·梁列传》。
[6]《后汉书·马融列传》。
[7]《后汉书·皇甫规列传》。
[8]《后汉书·张奂列传》。
[9]《潜夫论》卷2《考绩》。
[10]《后汉书·陈龟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