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俑的出土地点，是在远离秦始皇陵的西杨村。在1975年7月12日《人民日报》首次向全世界发布的秦俑消息中，郑重其事地对外宣称：“根据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这批陶俑大体是秦始皇在世时制作的，距今2100多年。”单从文字内容上看，是没有什么瑕疵的，因为认定秦俑为秦始皇生前制作，有“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两个方面的可靠依据。既然报上都这么说，表述得又是如此的肯定、真切和具体，大多数人出于对考古事业的信赖和推崇，自然是会接受这一个报道材料的。
秦始皇兵马俑的消息见报之后，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国内外的宾客纷至沓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大批从事研究工作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有的要和考古同行座谈，更多的是要向现场的考古学家请教。他们不仅要了解一般性的宣传材料，还要得到更深层次的有关“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的原始材料。因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只有“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才有资格作为考古论证中的可靠依据，除此之外的一切材料，都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任何一位考古工作者，对这两种材料的收集和运用，一向是很规范、很严格的，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点差错，考古学的真本事、真功夫，就都应该体现在这个“考”字上。
没想到的是，后来真正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考古成果，却是让人大失所望的。1975年第11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秦俑考古队的《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它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就穿治骊山……奇器珍怪，徙藏满之。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7月，9月葬骊山，可见数千件兵马俑决非死后完成，当系生前制作……文献记载，秦始皇死后4年，项羽入关，即燔其宫室，掘其陵墓，看来秦俑坑有可能是被项羽焚毁的。”难道这就是“文献记载”的依据吗？人们哪里能够看得出来，它与秦俑的“定性”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直接关系？
有关“现场清理”的依据，它说：“秦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1225米，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出土的铺地砖，其形制、质量、纹饰和文字，都与历年来秦始皇陵城内出土的秦砖一样；出土的武士俑和过去出土的跽坐俑的陶质、制作技法相似；出土的铜矛、铁工具等也与秦始皇陵城内出土的相同。根据俑坑底部普遍覆盖厚15～20厘米、可分为10～14层的淤泥，说明俑坑构筑后不久即被焚毁。因此，秦俑坑应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应该说，从严格的考古论证角度看，所有这些材料，看不出来为什么能作为秦俑“定性”的凭证。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教授林剑鸣先生，在《秦俑之谜》中，对这些所谓“定性”材料，进行了严厉地批驳。他说“视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陵建筑一部分的这种看法，究竟能否站得住脚，则是大成问题的。这种看法唯一根据是秦俑坑的位置接近秦始皇陵，这种判断是值得推敲的。首先，陶俑与秦始皇陵内出土的俑有相同之处，不能证明它就是陵园的一部分，因为两者皆为秦物，制造的时间又很相近，当然有共同特征。其次，既明确指出秦俑坑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有1225米之远，就很难证明这组建筑必定为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在陵园之外。”
“秦俑坑的西端，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居然也成了秦俑“定性”的依据，实在让人不能理解。两点之间一条直线，这只是平面几何中的一条公理，怎么能胡乱地与秦俑“定性”挂上钩？“出土的武士俑和过去出土的跽坐俑的陶质、制作技法相似”，作为秦俑“定性”依据，也让人难以接受。因为，那些跽坐俑属于秦始皇的陪葬品，本来就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况且它和武士俑之间，无论是在尺寸、形体、发髻、服饰等方面，都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能够说明它们都是出自于同一时代，并且都是作为秦始皇陪葬之用的。
“出土的铺地砖，其形制、质量、纹饰和文字，都与历年来秦始皇陵城内出土的秦砖一样”的这种说法，如果能够作为证据的话，那么赵康民先生在1965年第5期《考古》的一个材料上说：临潼县城以北地区，发现一座民间小型秦墓，其出土的砖“大小、质量、纹饰、文字，和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砖，完全一样”，又该作何解释？众多事实说明，秦始皇陵由于紧急施工，许多建筑材料来不及专门制作，就采取一种调集当地旧有建筑材料的办法，以解燃眉之急。秦俑坑中也有这种早年的砖，这充分地说明了：秦俑坑的实际建造年代，必须要大大地向前推移。
将“俑坑底部普遍覆盖厚15～20厘米、可分为10～14层的淤泥”作为秦俑“定性”依据，更是令人生疑。 因为，秦俑坑不是一个露天的、敞开式的大土坑，一场大雨袭来，附近地区的洪水，不可能立即涌进坑内，并在短时间内，形成20厘米厚的淤泥。从正式发表的资料来看，俑坑的结构是非常坚固、密封的，俑坑顶部的棚木密集地排列，厚实的封土又高出了地面2米，所以刚建好的秦俑坑，实际上是很难开口进水的。又有资料称，坑内有的地方淤泥厚0.70～1.50米，需要有几十年的淤积时间，由此可见：秦俑坑的建造，必然是在焚毁前的几十年。
“三百丈”之说大有问题
《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提到“秦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1225米”的这句话，和1988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一个“1225米”的尺寸数字，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在1980年1月由秦俑馆主编的《秦俑》画册中，就明确无误地说：“兵马俑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公里。”而从它的位置示意图上看，这1.5公里的起点在外城东墙，另一端在俑坑西侧。袁仲一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中说：“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的西杨村南。”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正是由于这个“秦始皇陵外城东墙与俑坑西端”距离的是非，在已经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引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学术大争论。有人或许会感到不解：事情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吗？回答是非常肯定的。原来，当《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正式发表之后，国内外大批的专家学者，带着研究中发现的许多问题，纷纷来到俑坑现场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向那里的考古学家们“请教”，但他们除了一般性的问题能够对答如流之外，凡是碰到有关秦俑“定性”的核心问题时，总会用各种各样主观的或者客观的理由加以回避。
出现这种尴尬、无奈的场面，意味着所谓“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材料，已经遭到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的普遍质疑，在这种被动状态之下，又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办法，去进行必要的疏通和弥补呢？经过一些人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新的“可靠”证据。这个材料是发表在1981年第6期《青年一代》的一篇题为《考古队里的年轻人》的文章。文章说道：“袁仲一凭着广博的历史知识，猛然地想到， 古书上有记载‘臣斯率七十余万人，穿治骊山，下及三泉，旁及三百丈乃止。’三百丈，不正是西杨村掘井址离秦陵的距离！”是什么“古书”？没有透露出半个字来。
俑坑东端的掘井地，距秦始皇陵封土的距离一看便知，而袁仲一偏说它是在“三百丈”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