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辛、张君默等的小说创作
海辛（1930—），原名郑辛雄，另有笔名范剑等。原籍广东中山，父亲在他幼年时即远去智利谋生，客死异邦。抗战期间随家人逃难香港，香港沦陷后返回家乡，战后再到香港谋生。曾当过面包店杂工、酒店侍者、理发店学徒和五金厂后生，也曾进入南方学院，聆听过曹禺、洪探、黄谷柳等名家的教诲。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50年代初进入影视界，学做编辑和影片宣传，后辞职专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青春恋曲》、《远方的客人》、《高飞的鸽群》、《一家人》、《飞向蓝天》、《银色的漩涡》、《西瓜成熟的时候》、《救生圈》、《天使天使》、《出卖影子的人》、《乞丐公主》、《香港少年》、《塘西三代名花》、《花族留痕》、《庙街两妙族》等20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其中有十余部曾被新加坡和香港政府推荐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
40多年来，海辛从写诗到写生活故事和小说，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海辛小说的素材，几乎全部取自香港本地的生活。关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命运，执著于表现小人物，反映他们不平人生的挣扎与呼声，是海辛从一开始创作就显示出的特点。然而由于艺术经验的不足，最初的作品常被先入为主的主题观念和一时的激情所导引，存在看过分投入解释作品主题的缺陷，从而影响了作品本身的深度的挖掘。用海辛的话说，“所见所闻，都是血淋淋的现实，用笔来写并没有什么构思”，因此，他总是不能自己地要在作品里现身说法，而缺少形象塑造的艺术感染力。这些现象，在他的第一部短篇集《远方的客人》以及以60年代作品为主的选集《寒夜的微笑》等早期作品中，都可以看出。
70年代后期，海辛推出三部颇有分量的短篇集《西瓜成熟的时候》，《染色的鸽子》和《救生圈》。在这三部作品中，《染色的鸽子》在反映香港社会日见加速的变迁，以及描写自己对人生的日趋丰富的感受方面，尤为深刻。这时的海辛，已经能以冷静客观的观察和对形象的塑造，去克服早期小说中出现的过于偏激和说明主题的倾向，力图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把握生活的脉搏，反映出生活现象的本质。
海辛的小说还致力于刻画出具有香港社会特征的人物形象。他把这类具有“香港型”的人物性格，定位在直面现实又不安于现实，接受苦难却不愿被主宰的基点上。这样，他的作品就表现出了一种既能捕捉香港人的心态同时又能客观反映殖民地社会面貌的特色。
海辛的小说格调从早期的讲述生活故事发展到后来的对于生活的全方位透视，他把握的始终是一种真、善、美的社会理想。他说：“我不怕人们嘲笑自己天真，我觉得真、善、美、友爱、互助，应该是一张很好的药方。”这可以说是海辛的整个创作使命，在这种创作使命的支配下，海辛力图全面真实地反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以及那些惨淡的人生。
1996年，海辛以香港九龙庙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庙街两妙族》出版。在此之前出版的《塘西三代名花》及续篇《花族留痕》，是以香港塘西之大欢场为背景的。庙街作为香港历史上的第二个大欢场，在海辛看来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庙街两妙族》写于1992年秋天，那整个夏季，海辛每周用两天时间泡在庙街上“穿插走动”，观察生活，淘出了许多有关庙街的背景和故事、这部小说通过一边是有“公”无“母”的单亲家族三代，与另一边是有“母”无“公”的单亲家族也是三代的如此“两妙族”的传奇故事，刻画了香港社会的一出“人间喜剧”，这两个“妙族”男性皆姓洪，女性皆姓马，本是男女匹配，却相处得像两军对垒，互不相让。从这两个家族的交往、纠缠、矛盾、恩怨以及爱恨中，我们看到了从40年代初到90年代的香港社会的历史沧桑。这部长篇被誉为“具有浓厚香港本土意识的力作，是香港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它以历史性的传奇和时间跨度，并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写实的笔触，为避风塘风月已逝的今天留下一份历史性的文学记录。
海辛的小说技巧，多得益于他的善于编织故事上。虽然，在他早期以至后来的一些小说中，作品的结构多有平铺直叙之嫌，而在《庙街两妙族》里，海辛最充分地发挥了他虚构的本领，把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恩恩怨怨处理得复杂而多面化。他自己是彻底地隐到了故事的背后，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靠自身的激情去感染读者，而是以一部历史性的传奇和本土味去牵引读者，同时又以幽默、风趣的笔调，让读者充分地发挥想象能力和审美能力，从故事传奇中去透视香港社会的一个侧面。
张君默（1939—），原名张景云，笔名还有甘莎、张柳涯等。原籍广东新会县，1946年随父母到香港，在香港受中小学教育，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初中时染上肺结核，未毕业就辍学了。曾做过餐厅、商店、工厂的小工，18岁再入香岛中学，又因肺病复发而辍学。其时开始向报刊投稿，并与朋友组织读书会。20岁时出版了《江湖客》、《青春的插曲》两部长篇小说。踏出校门后，投身社会，先后担任过《知识》半月刊编辑，《循环月报》、《漫画日报》、《明报》记者。为了摆脱贫穷，几度弃文经商，皆不成功。1968年重入文化界，任香港电台特约广播剧撰稿人直至1976年底。八年的编剧工作，锻炼和增强了他的构思和写作能力。1976年，与友人创办《科技世界》，任总编辑。1978年起，他任《明报》副刊编辑，至今业余创作不辍。
张君默从15岁起开始尝试创作，20岁时出书，30余年来出版了20多本书，有中篇小说集《芳华》、《往事匆匆》，长篇小说《江湖客》、《青春的插曲》、《日落时分》，科幻小说《大预言》，散文集《粗咖啡》、《命运小品》、《琉璃草》、《半山居》、《乡愁》、《君默小品》等。
张君默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作品为18岁至22岁之间发表的小说，如长篇小说《江湖客》、《青春的插曲》、《寂寞的女神》等，大多是他自身的经历、遭遇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所见所闻。这一阶段，他由于年轻，生活体验不深，驾驭文字的技巧也不够熟练，所以作品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不够圆熟。中期作品是从商时期的业余之作，以小说为主，散文为次。其中以《芳华》、《日落时分》为代表。由于经历了生活的波折，从这些作品中透露出作家思想上的彷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态。近期作品以散文小说集《遥远的星宿》为起点，以散文为主，小说为次。这时期佳作较多，作品思想内容广博深沉，艺术技巧日臻成熟，已经形成了一种实诚、清新，而又饱含生活哲理的艺术风格。他的科学小品在香港好评如潮，被推荐为中学课外读物，并流传于海外。
谭秀牧（1933—），原名谭锦超，广东开平县人，1947年小学毕业后即到香港谋生，曾在好几个行业工作过，业余自修。1956年起在世界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后担任报刊记者、编辑，曾任《南洋文艺》月刊主编，并参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的工作。
1954年，他用“艺莎”为笔名，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明朗的早晨》、《寂寞的山村》，长篇小说《金色的旅程》、《阿娇和她的同伴》。60年代后，他将兴趣转移到绘画方面。1977年底，才以“谭秀牧”为笔名，重返文坛，曾出版《谭秀牧小说选》。
刘以鬯（1918—），原名刘同绎，浙江镇海人，生于上海。1933年读初中时就参加作家叶紫发起和主持的“无名文学社”。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系。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新闻界服务。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了姚雪垠、徐、徐迟、戴望舒等人的文学作品。1948年10月，首册单行本《失去的爱情》问世。随后离沪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新闻界服务。1957年起定居香港，任《香港时报》文艺副刊《浅水湾》主编，译介当时西洋前卫文学和美术，提倡现代主义，使该副刊成为当时香港现代派文学的主要阵地之一。1963年10月，出版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酒徒》，轰动港岛，饮誉海外。他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酒徒》、《岛与半岛》，《陶瓷》、《对倒》，中篇小说《寺内》，中短篇小说集《春雨》、《一九九七》、《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短篇小说集《天堂与地狱》，新文学研究论文和文坛回忆录《看树看林》，文学评论集《端木蕻良论》，《短绠集》，此外还有译作长篇小说《人间乐园》、《娃娃谷》和《庄园》等。刘以鬯是香港文坛的翘楚。他学识渊博，熟悉古今中外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的情况。他不仅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编辑，还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文学评论家。
和那些创作动辄以十几本，乃至数十本计的香港作家相比较，刘以鬯正式出版的作品并不算太多。但其实他的创作量相当大，他为报刊撰写的连载小说和专栏文章，达千万字以上。但这些只有少数为作者重新整理出版。往往从十几万字删改压缩成几万字，甚至几千字，表现出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因此他的作品虽然不多，却在香港文学中占有了一席突出的位置。几十年来，刘以鬯孜孜不倦地探索追求，尝试实验，力求突破创新。他的实验小说独树一帜，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对香港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以鬯从事文学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成果斐然。
长篇小说《酒徒》，是刘以鬯的代表作，1963年10月在香港初版，1979年在台湾再版，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又再版。《酒徒》是刘以鬯一次创作实验的成果。作家大胆地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架构，把乔伊斯、福克纳等意识流大师的技法以及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运用到作品中。
《酒徒》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它创新度很高，开拓了一个多元性的艺术空间。情节的诗化、散文化，戏剧式的对话、台词，哲理性的议论，电影蒙太奇式的结构，以及隐喻、梦幻、意识流、生活流、时空倒错等西方艺术技巧，在小说中混合并用，融为一体。
除了《酒徒》，刘以鬯还创作了《陶瓷》、《岛与半岛》等几部长篇小说。它们尽管题材内容和艺术手法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把香港人放在一个繁华而挤迫、优裕却紧张的社会环境中，借助其光怪陆离的面目来展现生存的困窘。他并不像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家那样重视刻画人物性格，以达到更大的人性深度。他擅长的是把人物置入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让人物在一个相对比较宽阔的范围里去活动，去碰壁，利用所关联的人物来带出整个环境。而实际上，刘以鬯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所生活的城市——香港。几部长篇小说都属于那种感性胜于理性的小说。所反映的意旨说不上深刻和特别，但却生动而强烈。
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刘以鬯也有许多尝试和创新。
如果说在香港的小说家中有不少“平民作家”的话，那么，刘以鬯则可以称之为“文人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创作有十分浓烈的文人气息，也不仅因为他的作品所涉及的生活范围更多地局限在文化人的小圈子里，而且因为他一贯地坚持小说创作的现代性的实验。固然，不能不看到他所受到的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但从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试验的多样性来看，他并没有坚定地站在某一个西方现代派的立场上。勿宁说，他是以一种开放的创作心态，不断地探索着小说创作的各种可能性。
新武侠小说的崛起
一次偶然的事件导引了武侠小说在香港的崛起。1952年，白鹤派掌门陈克夫与太极派掌门吴公仪在澳门新花园摆擂台一决高下，吴公仪一拳打中对方鼻子以和局终场，前后不过三分钟。传媒大肆渲染，激起了公众心中潜伏着的“武侠幻想”。当时《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先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阅读期待”，决定邀请梁羽生在《新晚报》上撰写连载的武侠小说。这就逼出了梁氏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也就是被公认为“新武侠小说开山作”的《龙虎斗京华》。
《龙虎斗京华》大受欢迎，引出了梁羽生本人源源不绝的创作，也引出了金庸，以及其他作家如林梦、高峰、风雨楼主、倪匡等人的创作。同时，各种大小报纸的副刊每天连载武侠小说，招徕读者；出版社也大量出版武侠小说，一般的小书摊上都有武侠小说出租。还有两本专门武侠小说杂志应运而生，一为《武侠世界》，由环球出版社1958年创办，维持到现在，已近50年；二为《武侠与历史》，由金庸1961年创办，至1976年停刊，共出版了758期。
新武侠小说的创作，刺激了60年代香港电影中“动作片”的鼎盛。最负盛名的导演如张彻，拍了近百部电影，大多数为武侠片，例如《独臂刀》（1967）在当年赢得百万元以上的票房，轰动至极。再如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1966），也有80万元的票房。电影与小说互相激荡，使得“武侠”在大众文化市场中成为一种基本的消费性文类，影响所及，远远超出香港而至台湾及海外的华人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