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英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艺术表现手法比较单一，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开掘，创新性不足。
黄思骋（1919—1984），浙江绍兴人，重庆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上海银行界工作过。1950年来港定居，转行搞文学，主要从事小说创作。50年代初，与力匡主编过影响力很强的纯文学杂志《人人文学》。后来，又与除速一同创办高原出版社，其间曾去过马来西亚，先在吉隆坡主编《焦风》月刊。后在一所公立中学教书，也去过台湾。1963年返回香港，任教于香港树仁书院。他主要的作品有：《落月湖》、《代价》、《河边的悲剧》、《情潮》、《长梦》、《静静的嫩溪》、《旋涡》、《牧羊女》、《当春天再来的时候》、《壮心不已》、《感情的奴隶》等等。
黄思骋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长篇创作也取得相当成就。《长梦》多方位、多层面地展示了现代香港的历史变迁，时间跨度是漫长的，但作家并没有纵笔描绘这漫长的时间过程，而是把笔触深入到香港社会的诸多生活面，通过横向的展示来再现那些带有历史性的变化。小说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下香港人数最为众多的小市民群体，以细腻的文笔，对人物矛盾复杂的心态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并借助这一点触及香港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黄思骋的小说不像徐和徐速那样讲究离奇引人的情节，也没有别出心裁的结构。他更重视塑造育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讲究小说语言的精炼和规范。他崇拜俄国作家契诃夫，并深受其影响。在寄予小人物以同情的同时，也不乏针砭时弊的方面。
熊式一（1902—1992），原名熊适逸，江西南昌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在北京和上海任戏院经理。30年代初赴英国伦敦留学，曾用英文撰写剧本《王宝钏》上演，又将《西厢记》英译本在伦敦出版。40年代末50年代初曾先后担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和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后自新来港创办清华书院，任院长。在港期间，曾将40年代创作的英文小说《天桥》中译出版，另外还写了小说《女生外响》和剧本《梁上佳人》、《大学教授》等。
姚拓（1922—），原名姚天平，生于河南巩县，1950年南来香港，曾任《中国学生周报》主编，《大学生活》社长兼主编等职。1957年移居马来西亚。姚拓自1950年开始从事小说、散文及戏剧创作，小说结集出版有《弯弯的岸壁》、《二表哥》、《四个结婚的故事》、《姚拓小说选》等。姚拓的小说内涵深邃，技巧圆熟，熔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于一炉。
黄崖（1927—1992），福建省厦门人。1950年南来香港，1957年移居马来西亚。50年代他在徐速创办的高原出版社出版了《烈火》，《红灯》、《迷蒙的海峡》、《圣洁门》、《紫藤花》、《得奖者》等七部长篇小说。他的小说情节惊险、曲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人物性格不但独特鲜明，而且丰满，多侧面。
除此之外，当时如赵滋蕃、一叶、雨萍、林太乙等南来的作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
应该说，张爱玲（1920—1995）和香港确实是有缘的。她的生活和创作与这座“孤岛”的关联，恰如她和另一座“孤岛”——上海的关联一样，是个耐人寻味、并值得细究的问题。张爱玲在1939年先是考上了伦敦大学，后来因为欧战爆发而改入香港大学。在香港，她独得了港大文科的两个奖学金，后来又经历了日军对香港的十八天围城以及最后的沦陷，在炮火中体验着冒险、刺激和新奇的喜悦，又在休战后在医院当过看护。这一些，在她的散文《烬余录》中有详细的介绍。香港大学的两年学习生活，在张爱玲那里，无论是年龄、心理，阅历，还是所受的英式教育，都无疑地是她走向成熟的时期。她曾写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八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去看香港的。”八篇小说实际上包括了她所创作的最优秀的，使她在后来广受好评，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中的一大部分。这也足以说明香港的两年生活对她的小说创作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1952年，张爱玲又从刚建国不久的大陆移居香港。无论是她的贵族出身，还是所接受的英式教育；无论是她的创作主张，还是独往独来的秉性，都决定了她无法和共产党的政权和平共处和长期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张爱玲又一次选择了香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1952年，正是国内的反美情绪特别高涨的时期。张爱玲在这个时期却接受了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的一份工作，并且在对方的支持下创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在她来说是分量最重，却又备受争议的小说。事实上，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反共的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而且不难感受到她对政治的一种厌恶情绪和躲避态度。固然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她还是很难避免要受到指责。这也正是她后来在大陆的诸种现代文学史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实际上，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那些政策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备受伤害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在新中国刚建立，中国人民正欢呼胜利，文学创作也正是一派歌舞升平之时，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当然，也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它们在台湾方面则博得一片喝彩。由此看来，蒙在这两部小说之上的这层迷雾，同样只能看作是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结果。
张爱玲固然在大陆曾经有过一个高峰的时期，但她在香港创作的两部小说《秧歌》相《赤地之恋》，却不能说是成功之作。除了它们实际上由美元支持这个创作的背景之外，小说中弥漫着的那种消沉意气，那种无奈，也很能够代表南来作家的一种典型心态。从根本上说，张爱玲的经验是很受局限的；但也因为她的受局限，才能够在表现上海人这个方面有独到的深入。对于她的小说，多数论者更注意的是那种人生的深度，却忽视了上海人区域性的人格样式在表意中也有重要的作用。上海人的精刮、盘算、在心里较劲，却仍旧被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打得落花流水，“一步步陷入没有光的所在”。正是这种独特性构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也因此，当她把目光转向农村，转向革命运动时，当她开始试图把政治的因素拿来支配创作时，实际上便是在运用她的局限了。不过，尽管这可以归之于她的思想立场，可以归之于她的不熟悉农村，但从她此前的《十八春》和《小艾》的同样不太成功，从她此后的逐渐沉寂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作家通常很难避免的命运；作为一种生命能量的喷发，天才型的作家总是在一出现时便形成高峰，其后则开始走下坡路。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的积累对他们来说用处都不大。
站在香港当代小说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张爱玲只在香港留下了这两部作品，虽然她只在香港生活到1956年即赴美定居，虽然《秧歌》和《赤地之恋》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已属于强弩之末，但张爱玲和她的这两部作品在香港文学史上却仍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她已有的文名，也不仅因为她在香港有过的一段经历，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与50年代的众多香港小说相比较，甚至与后来的众多香港小说相比较，也丝毫不弱。1961年11月，张爱玲又自美国经台湾到香港来替“电懋影业公司”编写电影剧本。1966年8月27日，张爱玲的小说《怨女》开始在《星岛晚报》上连载，延续着她和香港的缘分。更何况，张爱玲的小说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继续影响着一大批的香港作家，如钟晓阳等。这种影响是许多长期居留香港，且著作甚丰的作家所难以做到的。正是这一点更赋予张爱玲在香港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的地位。
阮朗、高旅等的小说创作
阮朗（1919—1981），原名严庆澍，另有笔名唐人、陶奔、高山客等。原籍江苏吴县，抗战初期，曾在湖南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以后辗转内地，当过中学教员、银行职员，并进入迁至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半工半读。战后，到上海《大公报》工作。1947年，到台北任《大公报》分馆主任，台北分馆被封，1949年转到香港《大公报》社。1950年，《新晚报》创办，任该报编辑，此后从事专职写作。
阮朗的创作中影响最大的是用唐人笔名发表的以******的一生为题材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金陵春梦》以及续篇《草山残梦》。每卷内容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衔接，由******的发迹写到南京政府的垮台，深受读者的欢迎。除了同类的作品如《蒋后主秘录》、《北洋军阀演义》等之外，阮朗的小说还涉及到台湾、香港、内地以及华侨的生活，主要的作品有：《在海的那边》、《火烧岛》、《人渣》、《香港寻夫记》、《香港大亨》、《苍天》、《赎罪》、《袭》、《我是一棵摇钱树》、《她还活着》、《伏牛山恩仇记》、《窄路》、《长相记》以及中短篇小说集《黑裙》、《香港风情》、《十年一觉香港梦》、《阮朗中篇小说选》、《爱情的俯冲》等，题材内容多样。他还写电影剧本，已拍成影片的有《华灯初上》、《姐妹曲》、《血染黄金》等十部。仅从数量来看，唐人的小说创作在香港作家中也是排在前列的。
从创作倾向来看，阮朗称得上是一个政治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都相当强烈的作家。以《金陵春梦》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历史小说，既包含了他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种种思考和批判，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但这一批小说并不是单纯的政治倾向的产物，勿宁说，它们是作家在掌握了大量史实的前提下，以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形象来发言。《金陵春梦》等小说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阮朗在香港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与此相联系，阮朗在反映现实的更为大量的作品中，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创作路线。他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他对弱小者的同情心，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通过人物形象和情节构思反映出来。正因为这样，阮朗在小说中更多的是采用悲剧性的故事和对黑暗面的揭示来表明他的立场和态度。善与恶的对比，美与丑的冲突，常常构成他小说情节的基本框架。小说的主人公一般都是中下层的百姓，性格善良，对生活充满美好的追求。而他们所面对的那个世界却总是以相比之下更为强大的力量来粉碎其并不奢侈的梦想。
从艺术上看，阮朗的小说基本上走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他显然是从现代文学中吸取了这方面的营养，主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编织来实现。相比较而言，阮朗的小说在故事上的吸引人之处还是颇多的，比如在人物的情感生活上下功夫，故事的结局也较有冲击力等。而在人物塑造上则多少显得苍白。这种苍白除了性格的规定上有过多的理性因素之外；在表现上也缺少丰富的手段。以至几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在性格上都显得比较扁平和没有张力。
廖一原（1920—2004），又名廖源，笔名李源、俞远等。原籍广东新会，童年和青年时代曾在香港读书，1939年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到粤北任战地记者，1944年到昆明《扫荡报》任编辑。1947年返港，在中学任教，1951年受聘《文汇报》任编辑部主任和副刊部主任。1956年后转入电影界，现任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会长。廖一原自40年代起开始创作。1951至1956年在《文汇报》工作期间曾以集体笔名“黎於群”撰写专栏并分四卷结集出版。与此同时还在报纸发表连载小说，出版《思前想后》、《我们这一群》、《峰回路转》、《少男少女的烦恼》等四部长篇。《思前想后》最初在《文汇报》连载，即一纸风行，先后印了二十多版，印数达四万多册，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手法，通过“我”在风云变幻的爱情经历中，从最初的追求、受挫到最后的成功，展示出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贯穿道德情操的教育，情节离奇曲折，带有轻喜剧的色彩，是一部寓教于乐的佳作。
高旅（1918—），原名邵元成，字慎之，另有笔名邵家天。江苏常熟人。3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曾任上海《译报》、桂林《力报》记者和重庆《中央日报》和上海《申报》特派员。1950年受《文汇报》之聘来港工作，除本身业务外，开始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创作。已出版的作品除历史小说《杜秋娘》、《金屑酒》、《五叶冠》等将另行论述外，尚有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困》和中短篇集《彩凤集》、《补鞋匠传奇》、《限期结婚记》、《深宵艳遇记》、《钻窗记》和童话小说《金剃刀》等。作者对欧洲新写实主义小说颇有研究，信奉写实主义传统，重视民族形式的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