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季老关于文论“模糊性”的基本论点。其实，以“模糊”与“精确”区分中西文化，也并非季老独家发明。在这之前，金克木先生就有简明扼要的概括：“外国喜确切，中国重模糊”［1］。只是季老有更充分的发挥罢了。但不管怎样，此类主张，不能不引发严肃的学术思考与质疑。
二、中西思维并非简单二元对立
季老的中西思维“分析”与“综合”二元对立说，是其“文论模糊好”论的理论根基。因此，我们的辨析就从这里开始。
西方确有分析传统。但这种传统主要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时期，还是朴素整体思维占据主要地位。德谟克利特《宇宙论大系统》一书，就专论整体。他还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的论断［2］。到康德、黑格尔，已有对整体思维的强调。到19世纪中后期，则出现了注重事物联系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你总不好说它是“整体观点不强”的“分析”思维吧？在分析哲学大发展的20世纪，又诞生了“系统论”。以上，均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史常识。怎好讲西方只是“一分为二”的“分析”思维呢？
中国是有整体综合传统。“五行”、“八卦”和中医，就都是整体思维表现形式。但中国也不乏分析传统。古代文化对“阴”、“阳”两元素的分析，可谓已臻极致。所谓“物生有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所谓“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不都是“分析”思维吗？而古代文化的许多重要命题，诸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老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不都是“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合吗？以文论而言，《文心雕龙》之“囿别区分”、“割情析采”就是分析，而“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则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又怎好说中国思维只是“合二而一”的“综合”呢？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如下论断：分析与综合，“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3］。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只是单一的分析或综合。我们的任务，也许是辨析中西分析、综合及二者结合的细微差别，及其各自的利弊得失。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论证范围。
在季老眼里，“模糊”似乎也是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不然。被季老引为同道的“模糊语言学”专家伍铁平指出：“科学意义上的模糊性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特点，而不是什么区别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特点”［4］。这话简直就象是针对金、季二老而发。季老所说的那种直觉感悟式的“模糊”思维特征，也决非中国独家之秘。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作为“对显现实际对象的瞬间把握”，“一种精确的直觉”的“领悟”，在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中也一直存在［5］。
同样，中国文化也自古存在追求“精确”的倾向，而并非一味地“模糊”，学术语言尤为突出。汉末的刘劭，就以其“推步详密”、“分数精比”［6］为时人称道。中国文化大典《四库全书》的收录标准之一，即“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凡例》）。极富中国特色的乾嘉学术，也追求“其所辨正，皆确乎不可易”［7］，并谓“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8］。在在均是追求精确，毫无“模糊”踪影。连敏锐的西方学者也能感受到此点。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曾指出：“在中国人过去的时代精神中，显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人们去发现那些符合于最严格的考据原则、精确性和逻辑推理知识”［9］。怎能说中国语言“妙就妙在模糊”呢？
总之，把中西思维方式区别简单归结为“分析”与“综合”、“精确”与“模糊”的二元对立，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此外，“综合”是相对“分析”而言，而季老所谓“模糊”是相对“精确”而言，二者并无内在联系。所以，不管怎样，“综合”论都不能充当“模糊”说的理论依据。
三、这“模糊”不是那“模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高抬中国“模糊性”的季老，却不时向西方“模糊学”、“混沌论”寻求支持，当然，他称之为“西方思想向东方靠拢的征兆”。然而，，此“模糊”是否彼“模糊”呢？
也许是季老讨厌“学西方给每个概念下定义”罢，他从未对“模糊”一词作明确逻辑界定。我们只能联系其上下文推知，他有时将其理解为不那么“清清楚楚，泾渭分明”、“不太精确”、“不太明确”，有时又理解为可以“发挥想象”的含蓄性。这都是中文里的日常义，而并非特定的学科义。但西方“模糊学”中的“模糊”是否也是此义呢？回答是否定的。
现代“模糊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从认识论角度说，“模糊性就是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而并非泛指意义“不明确”。“模糊学”首先是从精密科学数学兴起的。所谓“模糊数学”，就是“运用精确的数学方法来刻划和处理对象的模糊特征”，而“模糊命题的真值运算，实际上就是隶属函数的运算”。因而模糊数学是一点也不“模糊”的。而“对于混沌系统而言，动力学定律必须在概率层次上进行表述”。所以，“混沌学”也属精密学科，并非“不明确”。至于方兴未艾的“模糊语言学”，则是主要研究词义的“模糊性”，也即“词义的外延适用界限的不确定性”。但词义的中心部分也即内涵，还是确定的。由上可知，西方“模糊学”、“混沌论”和现代“模糊语言学”中的“模糊”，其含义实与季老的理解大相径庭。
模糊语言学的研究指出，模糊语主要存在于日常自然语言中，多存在于表示时空范围和事物性状的词语之中。有人说：“表示词的模糊集所在论域基本上是数量尺度”。因而，“可以用模糊限制词来检验模糊性。任何可以和这类限制词结合的均属模糊类型”，而“被修饰的词可以用程度来表现”，如“较大”、“很大”、“极大”等。显而易见，季老文中所列文论“模糊”语，均不属此类。
四、文学语言并非只有“模糊”妙
季老认为，文学语言“妙就妙在模糊”。他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等诗句为例，说明“这种模糊的语言给人以想象的绝对自由，各人根据自己的经历进行想象”。且不说前句的句法在汉语中也很少见，即使承认它是中文特色，也不过是一种“含蓄”的技法和风格。这些词语本身的含义一点也不“模糊”，“模糊”的只是其言外之意。它虽然能给人以想象的自由，却又不是“绝对”的。因为除了要受鉴赏者经历制约外，还要受所掌握作品背景知识的制约。而如果过度“模糊”，则会构成欣赏障碍，如白居易那首《花非花》，以及某些当代朦胧诗。因此，不可过分夸大“模糊”话语的作用。
还应看到，文学语言的这种“模糊”（含蓄）表达方式即有可取，也不应是、不可能是唯一最佳表达方式。确如梁启超所说：“向来写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蕴借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但他接着又指出：“但是，有一类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进一泻无余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叫做‘奔进的表情法’……在这种时候，含蓄蕴借，是一点用不着”。他还以《诗经》之《蓼莪》、《黄鸟》，和《箜篌引》、《陇头歌》，以及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作品为例做了说明。最后，他称赞此类作品“是情感文中之圣”。此外，象裴多斐的《生命与爱情》，《天安门诗抄》中的《扬眉剑出鞘》，也属此类诗作。它们也均能给人以想象的余地。由此可见，文学语言是否“模糊”，应视内容、对象、作者心境和美学追求而定，切不可一概而论。
已如上述，与意为“含蓄”的“模糊”相对应的，是“状溢目前”的“直露”和“直率”，而不是与“含混”相对应的“精确”。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模糊”都不可能是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因为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是交际性，“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因此“词表义的精确性是词义的基本属性”。即使是文学语言，也不能违背这一属性。高尔基曾指出：“语言的真正的美，产生于言辞的准确，明晰和动听”。因此，不能简单、笼统地讲文学语言“妙就妙在模糊”。
五、文论话语还是“精确”好
如果说文学语言要求精确也允许“模糊”，那么理论语言、文学理论语言，就只能要求精确，虽然亦可增饰一点文采。拉瑞·劳丹讲得好：“理论的功能是消除含混，化无规律为有规律以及表明事物是可以理解的和可以预测的。”而季老却常常将文学语言和理论语言相混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季老倡扬“模糊好”的论文自身，却基本是不“模糊”的，从而形成自我否定。
下面，让我们对季老引证的文论“模糊”语作点具体分析。
一类是高度概括的形容词语，诸如“飘逸豪放”、“沉郁顿挫”、“峻切”、“清捷”等。这类词语的优点是简洁，符合语用经济性原则。至于能否给人“整体印象”，却还是个问号。除“飘逸豪放”较为常见，含义大致明确外，其他多是文人提炼而成的比较生辟的词语，一般读者确实较难领会。要把握其基本含义，就要追溯词源，熟读原作，翻阅、查证大量文献，反复推敲、琢磨，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为伊消得人憔悴”。即使如此，也难保讨个明白，从而产生交流的阻力。这就不仅违背经济性原则，也背离了语言的本质——交际性原则。
一类是形象化的比喻，诸如“羚羊挂角”、“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等等。它们本来都是禅宗话头，被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借用来喻解诗道。如果脱离了特定的理论语言环境，它们就只能把人们引向禅境，或者什么也不是，还谈什么“发挥想象”、“整体印象”？兹录其原文如下：“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显而易见，此段“文眼”是在诸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等非比喻性语句。那些比喻性“模糊”语，不过是增加了一点形象、生动与趣味，以强化上述命题罢了。它们并无独立的理论地位和内涵，谈不上什么“整体印象”和“想象自由”。上述精确语言，已经达到了“整体把握”。总之，季老所引文论“模糊”语，实在并不太“妙”。
综观中国古代文论，其主体和精萃部分，也决非那种“模糊”论述，而是精确表述。即使在《沧浪诗话》中，那种“镜花”、“水月”式语句，也属增饰和点缀。更不用说代表中国古代文论水准的《文心雕龙》了。它不仅表现出对精确性的自觉追求，诸如主张、肯定“锋颖精密”（《论说》）、“精思以纤密”（《指瑕》）、“会词切理”（《附会》）等；而且在写作实践中也确实空前完美地实现了精确性追求。《文心雕龙》虽然受到骈文文体的制约，大部分篇章还是保持了语言的清晰、缜密与明快。象《神思》、《物色》等最佳篇章，也恰是语言最为平易、明晰的篇章。“下定义”也并非只是“西方的玩意儿”，《文心雕龙》也有许多明确的定义。因而，后人赞之为“议论精凿”、“穷神尽状”、“体大虑周”、“精理密意”。当时还根本没受西方“分析”式思维影响，却从未有以“模糊性”称誉《文心雕龙》者。怎能说“模糊”是中国文论话语特色，而且“妙就妙在模糊”呢？季老称用西方科学术语“说不清”《文心雕龙》中的“风骨”，中国术语不是也一直未能说清吗？而这恰恰源于原作的“模糊”（不精确），反证了“模糊”之不“妙”。
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比物取象，目击道存”（《诗法萃编》本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的《二十四诗品》。此著确实充满“含蓄”意义上的“模糊”。但依我之学术立场视之，其中虽不乏闪光的思想，却很难说是真正的理论形态。其理论性质与含量，远不如同是诗体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与其说它是一部“诗论”，还不如说它是以鉴赏感悟为基础、描摹文学风格的一部诗集。人们很难以理论思维解读它。因此，古人便“每苦其意旨浑涵，卒难索解”、“迄今四十余年，犹模糊未得其旨归”；慨叹“解也难，说之也难……臆焉而已”；或推之于“久能自悟”、“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这就给研究和交流带来极大障碍，也导致名目繁多的注释迭床架屋、积案盈箱，从而造成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效率原则。
总之，从正反两方面考察，文论话语都要求精确、排斥“模糊”（不精确）。即使作为“含蓄”的“模糊”，也只能是精确话语的补充，而不应成为主导话语。
六、余论
张扬民族特色，发扬民族传统，应该有一种冷静、平和的心态和全面观照的视角，切不可简单、轻率、感情用事。否则，中国文艺理论的“改弦更张”就可能走上邪路。
现代思维要求清明的理性，虽然也需感性、悟性和灵性的平衡。从总体上看，分析性、精确化的理性思维在中国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对整体的把握也多笼统而粗率。中国式的朴素整体思维，未经近代科学分析思维的辩证扬弃，就难以螺旋式上升为现代系统论和整体观。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混沌学、模糊学等新兴综合学科，不在“整体”思维发达的中国产生，而在“分析”思维发达的西方产生，难道是偶然的例外吗？称其为“向东方靠拢”，有什么根据呢？
诚如唐逸先生所说：“理性思维的不成熟，严重阻碍社会的效率化、自觉化和科学化”。在中国，理论思维经常受到感悟思维的冲击和扭曲，在语言表述上就往往呈现出“模糊性”。理论的过分主观化、情绪化和文艺化，正是其声誉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鉴赏与评论不分，文学与理论混淆，常见于文论研究。也许，将锐敏的感悟，清通简要和情采兼备的表达，与西方式的逻辑清晰、条理与系统相结合，才是中国文论重建与创新的最佳途径罢？
中国现当代文论，虽然较多地吸纳了西方文艺思想和范畴，但在运思和表述方式上还是根深蒂固传统式的。这就不能不给国际学术交流带来障碍。且不说西方学者，就连东方的日本学者，也每为中国文学研究“太文艺化”、“感情、感性上的因素过多”而苦恼，甚至“觉得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种‘文学创作’”；并呼吁中日学者间建立“共同研究的‘基础’”，其中包括“研究方式、题目、思路、语言等等”。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应熟悉并遵守通行的游戏规则，逻辑清晰是最起码的一条。理论话语“妙就妙在模糊”论，必然与这种潮流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除非想自我封闭在国际学术交流之外，所谓“各人说各人的”。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愿走这条死胡同。
（本文曾在网络交流，为未刊稿）
注释：
［1］金克木：《蜗角古今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2］马清健：《系统和辩证法》，求实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页。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48页。
［4］伍铁平：《模糊语言学》自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5］尼古拉·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英汉对照哲学词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66页。
［6］《三国志·刘劭传》引夏侯惠评语。
［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8《严先生衍传》。
［8］同上书，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9］李约瑟：《科学技术史》第一分册，第312、313页，转引自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0、51页。
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2页。
同上书，第31页。
张跃等编著：《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煤炭工业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35页。
伊利亚·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