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朱是何地人，我们现在尚不能作出明确肯定的答案。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在讨论杨朱思想时，均不曾论及杨朱之居里。从历史上看，杨朱有宋人、秦人二说。此二说均出自成玄英《庄子疏》。《庄子·骈拇》云：“骈于辩者，累瓦结绳，……而杨墨是已。”成玄英疏云：“杨者，姓杨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庄子·山木》云：“陽子之宋，宿于逆旅。”成玄英疏云：“姓杨名朱，字子居，秦人也。”成玄英一会说杨朱是宋人，一会又说杨朱是秦人，如此自相矛盾，若非笔误所致，便可见其随意性了。现代学人有疑杨朱为卫人者，如蒋竹庄先生指出：“杨朱历游之地，所可知者，沛梁秦宋鲁是也。其所生之里居，虽无可考证；而就其游地之方向，日南之于沛，日过宋，东之逆旅；以及评论卫端木叔之事考之；其或为卫人与？然无确据；惟非秦宋梁鲁沛及陈人，则可从其游迹而知之也。”又有谓杨朱为鲁人者，如武进顾实从《庄子·寓言》载“陽子居南之沛”，《庄子·天运》载孔子“南之沛”，而推定孔子、陽子居（杨朱）
同为北方之贤者，而“北方者鲁国也。则孔子为鲁人，必杨朱亦为鲁人也。”武进顾实又说：“孔子杨朱之气质相近，见于老子之训诫。杨朱墨翟之冠服一致，见于庄子之攻击。足证孔墨杨三哲，有同一之国性。
是亦杨朱当为鲁人有力之佐证也。”以上宋人、秦人、卫人、鲁人四说差异很大，眼下我们尚无充足的材料说明判定孰是孰非，不过，仅从杨朱之游迹来看，宋人、卫人之说似属无根之谈，秦人、鲁人之说容或有进一步考定的余地。
杨朱在历史上被视为道家，近世许多学人也作如是观，如冯友兰先生指出：“老子之学，盖就杨朱之学更进一层；庄子之学，则更进二层也。，’李泰棻先生说：“写《老子》一书的自非杨朱莫属。”杨荣围先生说：“杨朱属道家，且是道家的真正创始者。”冯、杨二人在杨朱年代的把握和李在《老子》作者的认定上虽有偏误，但他们三人皆视杨朱为道家，却还是确当的。
近世也有学者竭力否定“杨朱道家说”，而认杨朱为一独立学派即“杨派”。此种意见以高亨和詹剑峰两先生为代表，如詹先生明确指出：“杨朱并非道家，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独立学派的开创者。”高、詹二先生否认杨朱为道家，主要基于下列理由；第一，杨朱之为我主义与老子之利物主义相抵触；第二，杨朱之平民思想与老子之王侯思想棚抵触；第三，杨朱之治名学与道家之斥名学相抵触；第四，庄子宗老子而诽杨朱；第五，杨朱受到“归本于黄老”的韩非的斥责；第六，杨朱受到汉代尊道家的刘安的讥评；第七，杨朱受到敌派孟子的排拒。
以上高、詹二人“杨朱非道家论”的七项理由，在我们看来，颇有可议之处。首先，我们看他们的第一项理由。表面看，杨朱主为我，老子主利物，二者确相抵触，然而杨朱为我并非以牺牲他人为前提，老子利物并不排斥利己，他提倡在“为人”、“与人”的同时达到“已愈有”、‘‘己愈多’’的目的。可见，杨之为我与老之利物不是截然两立的。
其次，我们看高、詹的第二项理由。照高先生的意思，杨朱主为我，必不肯“纳其租赋以养其上”，“出其力役以事其上”，“捐其生命以卫其上，“其归宿必废君臣之义”。这一推理无疑是成立的。可是高先生由此导出“杨朱思想以平民为出发点”，谓“杨朱殆一平民革命家”，我们却实在不敢苟同，因为为我与为平民谋福利着实不能两立。高先生又谓“老子之说乃王侯之哲学，老子之书乃王侯之宝典”。高的记论基于所谓“君人南面之术。”其实，“君人南面之术”乃是后人对老子思想的归结，并非老子思想的直接出发点。固然，老子的一些观念确实存在被引申、发展为所谓“君人南面之术”的可能，但老学的本义或要义却在于高扬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否则，老子一再强调、要求统治者对庶民百姓要“无押其所居”、“无厌其所生”，我们便不好理解。再次，我们看高、詹的第三项理由。毋庸讳言，杨朱思想中的确包含有一些名家因素，而这与老庄之斥名学即“无言”、“无辩”的主张是不能相容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名家因素在杨朱思想中决非居于主导的地位。近来有论者认为，“杨朱乃是由道家开始向名家转化的思想家。后来的稷下学者，有不少人主黄老而兼刑名，正同杨朱有着渊源关系，可能他们是从杨朱的学说演化发展而来。”这种意见值得引起重视。复次，我们从高、詹二人的第四、第五、第六条理由来看，杨朱因其对正统道家老学的一定程度的偏离和背叛而受到庄周、韩非、刘安的批评和非议，乃是情理中事。不过，我们似乎不能因杨之偏离和背叛而简单地下此“杨朱非道家”的断语，从历史上看，既然“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可以分别视为儒和墨之“同家异趣”的话，那么，道家内部的不同思想倾向，我们同样可以以“同家异趣”而观之。又次，我们看高、詹的第七顶理由。高、詹将杨朱受到敌派孟子的排拒作为杨之非道家的一个有力证据。其实，杨与孟其道不同，因而他受到孟子的抨击和排拒显然是很自然的，何况孟子乃是一个自视极高、目空一切、专横跋扈的儒家学者，他对杨之辱骂已非全然在理和妥当。照我们看，孟子抨击杨朱旨在抨击道家。有趣的是，孟子何以不把老学作为抨击的对象，而偏偏死死揪住杨朱不放呢？个中缘由恐怕在于老子曾是孔子的老师，受到孔子的敬重，以“乃所愿则学孔子”自称的孟子碍于此层不甚“体面”的关系，故只好迁就于老子，而单拿杨朱耍斧动刀了。
我们的结论，杨朱属于道家，但已不是正统道家之路数，而只能归结为道家之别派或旁支。说他是道家，不只在于他曾经求教于老子，为老子弟子之故，更主要的还在于他的基本思想或基本观念与老庄并无本质的差异，一方面，杨朱的为我说与老子“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的观念存在某种相通或契合之处；另一方面，杨朱“全性保真”的思想在庄子那里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和体现。说他是道家之别派或旁支，亦不只在于他的思想中具有名家乃至法家的因素，更主要的还在于他的基本观念对正统道家的某种偏离和背叛，换句话说，杨朱在对人生的体验和领悟上并没有达到正统道家老庄那样的层次和境界。关于杨朱之学派归宿的认识，我们俟至第三节通过对杨朱思想的分析和剖解，就会看得更为清楚。
二、关于《列子·杨朱篇》
《杨朱篇》乃今本《列子》八篇中的一篇。众所周知，《列子》系伪书，因而《杨朱篇》无疑也是作伪所致。《杨朱篇》以“杨朱”名篇，它对于研究杨朱的思想是否仍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列子其人和《列子》其书作出说明和交代。
列子，又名列御寇，亦称圄寇、圉寇。由于《列子》被判为伪书，列子或列御寇其人的存在便也受到了怀疑。怀疑的根据一在于《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在讲论道术流变及诸家短长时，不曾提到列子或列御寇；二在于司马迁的《史记》对先秦诸子思想多有绍介和评论，独无一字论及列子。宋高似孙由是认为：“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与？”
不过，怀疑的论据尚不足以让人信服。从仅存的若干史料片断，人们仍可以断定列子实有其人。《庄子》一书即有十多处提及列子或列御寇，并有《列御寇》一篇论述其行事。《汉书·艺文志》班固注云：“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另外，《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亦曾论及列子。
那么，列子是何时人？《庄子·达生篇》第二节所记为“子列子问关尹”，由“纯气之守”说到“神全”；《吕氏春秋·审己篇》也有关尹和列子问答的记载，这都说明关尹和列子系同时代人，且存在师徒关系，列子要算是关尹的晚辈。《庄子·让王篇》又云：“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陽者日：‘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防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陽。”子陽之事又见于《吕览·适威篇》和《淮南子·汜论训》。可见，列子又与郑相子陽是同时人。
据《史记·郑世家》：“郑编公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陽。”子陽被杀在公元前398年，为战国初期，可见列子亦必是战国初期人。
列子的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将其概括为“贵虚”，这与《庄子》所述相合。《庄子·应帝王》载：“然后子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彫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尽得，亦虚而已。”照《庄子》所述，列子主虚静无为，顺性体道。他虽然很穷，却能不食官遗之粟，而特立独行，且能做到“御风而行”。从其“贵虚”的主张和其行为处世方式来看，列子显系道家一派的人物。然而，《战国策·韩策》却记载云：“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日：‘客何方所循？’
日：‘治列子圉寇之言。’日：‘何贵？’日：‘贵正。”’“贵正”近于儒家孔子的“正名”，不可能是列子的正宗主张。有论者说：“史疾游说者流，其言殊不可信。”是也。
《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那是经过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惜未能保存和流传下来。今本《列子》虽以“列子”名书，却不是列子的原作，也不是刘向校定的八篇，从其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来看，它当是魏晋人的作品。这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谁是《列子》的作伪者呢？首先受到人们怀疑的即是《列子》的注者张湛。张湛，东晋学者，字处度，高平（郡治在山东金乡西北）人。东晋孝武帝时，曾任中书侍郎、光禄勋。张湛在其《列子注·序》中曾自述其得书情况：其祖父于东晋初年从王宏、王弼家得《列子》三篇，又从刘正舆、赵季子家得残编九卷，继而“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历来许多学者认为，张湛此说实在是欲盖弥彰，作伪者其实就是张湛本人。
近来又有论者认为，如果肯定张湛伪造《列子》，就无法解释以下事实：其一，张湛于正文常有不解之处，他于有的地方注“未详其义”，有的地方注释有明显错误，有的注对原文又有所纠正。既然是自撰自注，怎会有不通不解之处？其二，从张注表现的思想看，主要是调合当时“贵无”和“崇有”两种相反的学说，这同《列子》主旨亦不尽相同。此外，张注还有批评正文处，如《杨朱篇》讥讽伯夷和展禽，张说：“此诬贤负实之言。”既然是自撰自注，怎会与正文有如此的思想差距？因而强调张湛作伪说不能成立，张湛自己或许也是上当受骗者之一。
另外，又有学者马叙伦先生根据张湛之祖得书于王氏，而怀疑《列子》乃王弼之徒所伪造。这终究也只是一种推测，不能视为一种确论。
不过，马先生于《列子》伪书考中所说，“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语》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序》以见重。”还是一种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依的情况下，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就作伪者究为何人的问题大作文章、妄加猜测。
《列子》虽系伪书，但伪书是否就毫无价值，却不尽然。就《列子》而言，一方面它不仅保存了一些对社会人生富有启发意义的寓言故事，如“愚公移山”、“鲍氏之子”等，而且它还保存了先秦的一些思想资料片断；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总体上不能代表先秦的思想，但它至少可以体现魏晋时期的某种思想倾向，据张湛《列子序》，“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对于研究魏晋思潮，它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诏号《列子》为《冲虚真经》，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又加封“至德”，号为《冲虚至德真经》，被视为道教四种重要经典之一。《列子》有张湛注，近人有杨伯俊《列子集释》和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
《杨朱篇》在《列子》中被排在第七篇。既然《列子》系伪书，那么，《杨朱篇》无疑也是作伪所致。
《杨朱篇》的学说主旨与先秦杨朱的主张很不相同，它乃是魏晋玄学中“享乐”“纵欲”观念的曲折反映。不过，它的一小部分“为我”学说与杨朱的主张却是大体吻合的。只要我们慎加选择，’J匕至少可以作为研究杨朱思想的补充资料来对待。门启明先生在《（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一文中说：“先秦两汉以来各家的佚说当有一部被这书无意中的探人保存着。”“同样说来，《杨朱》一篇又准敢保证其中绝对没有先秦杨子的遗说被探人其中？又谁能说其中一定没有可供研究杨子的珍贵资料？”门先生的看法和所提出的问题是耐人寻味和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