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保姆秋叶越想越不安了。只好坐在电话机旁发呆。墙上那只讨厌的挂钟本来似乎是不发出声音的，此刻嘀嗒嘀嗒的声音吵得叫人心头格外烦躁。
秋叶在工程师韩桐家已经干了两个年头，和主人相处得不错，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告诉主人呢？但是老伯临走时又不让她说，说一定要等韩桐中午下班回来才能对他们说，因为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坐在火车上，韩桐想找他也只能望洋兴叹了。如果听了老爷子的，不告诉韩工，韩工中午回来怎么向他交代？但是，如果现在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韩工，韩工立马去把老爷子追回来，见了老爷子又怎么交代？摆在20岁的秋叶面前的就是这么个进退维谷的问题。
丁零零，电话铃响了，着实把沉思的秋叶吓了一跳，几乎没弄清是什么响，等她回过神来，第二遍电话铃又响了。她拿起电话，传来女主人清晰的声音：秋叶……秋叶迟疑地回答：南，南医生，什么事？南育秀说：秋叶，我想起来，磁卡上的电快用完了，你看一下，没有的话赶快去买上50度，要不到晚上没有电就糟了。秋叶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啊——啊。南育秀凭她职业的敏感，觉得秋叶有些不太正常，立即问：秋叶，好像你有什么心事？秋叶有些慌了：没，没，没有。南育秀说：秋叶，不要满我，快说。秋叶只好如实交代：南医生，韩老伯走了，他说回他的家去了，他不让我告诉你们……南育秀说：秋叶，你真糊涂，他不让你说你就不敢说了？又问：走了多长时间？秋叶回答：刚走，不过10分钟。对方把电话搁下了。
此刻，韩伯雄正坐在通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上。人们做事都是这样：在决定做一件事情之前，总要经过一番踌躇，然后才能下决心；而且在做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游移，动摇。他该不该离开儿子？他觉得该，又有些不该。从理智上说，该；从感情上说，又有些不该。但是已经上了公共汽车，可不像走路一样，想回就回了，公共汽车就有一种巨大的裹挟力，你上了车，它就一直拉着你往前走。
他是中学教师，已经退休了。中学教师自然是知识分子，老知识分子的经历几乎没有不坎坷的。那年，他是支边来到大西北的。他脑海里不禁浮起当年的情景来了。当时他在南方一所乡村小学教书。一天晚上，广播喇叭喊他们去祠堂里开会，他去了，一位西北派去动员的人说：西北这地方太好了，气候和南方差不多，吃大米，河里湖里有的是鱼，夏天放水的时候，稻田里也到处是鱼，狗都下田去抓鱼吃……这些搞宣传的人都有一条如簧巧舌，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可是来到西北的那天，下了火车，一辆大卡车把他们一直拉到沙漠深处，他举目四望，不禁有些惆怅起来，那不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境界么？卡车终于在一栋土坯房前停下了，原来这是农场的办公室。他们稍事休息之后，一位办事员就把他带到一个地面上仅露一条屋脊的地窨子里。远远望去，那一个个地窨子的屋脊倒挺像浮出水面的鱼脊。地窨子不到一间房大，要低头哈腰才能进去。
一个地窨子住五六个人，那种挤的程度就不言而喻了。不过他比起那些不识字的青年农民来还算幸运得多，白天不用去那毫无遮拦的沙漠上开荒种地，而是能在农场简陋土坯房里教小学生了。
因为农场的老职工有子女，刚支边的年轻夫妇有的也有子女需要入学，这所小学自然是不可少的。开始，小学只有他一位老师，后来学校里又来了一位女教师，名叫蒋小妮，据说上过大学，但她出身不好，进校后又因“政审”不合格被“开”了出来，也来到了农场。本来她是被打发来种地的，但因农场的人很实际，只要你不是杀人放火的，就不再多加管束，何况农场实在缺少识字的人，就让她教书了。她是那种所谓控制使用的人员。学校的学生不多，总共只有十来个，却哪个年级都有。他俩包办了从班主任到教师，从总务主任到勤杂工的学校所需的一切角色，就是校长这个要职不能由他们来担任，却任命一位没有文化的副场长兼任。
蒋小妮也真是个资产阶级小姐，除了有些文化外，什么也不会，不会用辘轳到井里打水，不会打煤饼，不会生煤炉子，不会在宿舍里用水泥和砖垒台子……总之，她实在不适应西北荒原上的生活，因此生活上都离不了韩伯雄的帮助。看过苏联电影《黑熊和公主》的朋友就能理解，骄傲而美丽的公主竟然也能与勤奋而忠诚的黑熊产生爱情，他们在一起工作，语言的频繁交流，她爱上他也就不足为怪了。两年后就将就着在校园边的一个土坯房里结了婚。那个土坯房宽3米长10米，盘着一溜土炕，住五对小夫妻，其间只隔着一个床帷子。他们住在最里面。他永远不能忘的是这里发生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深夜，第三家的女人在门口叫着她男人的名字：方强，方强……把大家都叫醒了。只听得方强从里面跑出来应声道：喂，我回来了。原来第四家的男人夜里去地里看瓜了，第三家的男人方强起来解溲，回屋时胡里胡涂钻进了第四家的被窝，而第四家的女人小瑜还以为自己的男人回来了，胡里胡涂搂着这个男人办起了事……第三家的女人左等右等不见自己的男人回来，起来到门口去喊着男人的名字，于是闹出了这个大笑话……后来，迫于舆论压力，这两对夫妇都离了婚，而偏偏鬼使神差，方强和瑜却结了婚。每次想到这里，他都会禁不住失笑，笑这种情节的离奇，笑当时人们生活的无奈。像所有的生存着的物种一样，韩伯雄和蒋小妮结合之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便是现在这位韩桐工程师了。
因为上班之后车上的人流就会出现一个低谷，韩伯雄上车便找到一个靠窗口的座位。此刻他望着窗外的高楼和马路上的车流和人流，不禁生出许多感慨来。当然刻骨铭心的自然是在史无前例那个时期了。那时各单位都要找几个戴高帽子游街的人，农场里的造反派一排队，蒋小妮一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二是有过错误言论，是被大学除了名的，三是和******同姓，说不定是老蒋安在大陆的特务呢，自然戴高帽子的好事就非她莫属了。但是这女子性情刚烈，给她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她竟然把它扯了；按她的头让她向人民低头，她偏又梗着脖子不肯就范；揍她让她老实交代****罪行，她又偏不吭声，因此说她是死硬派，与革命人民顽抗到底，挨了不少打，打得血都从裤脚管里流出来了，自然连路也走不动了。批斗完后，是丈夫韩伯雄用架子车把她拉回家的。那时他们已不住五家合住的土坯房，而住一家人一口的土窑洞了。她始终没有说一句话。韩伯雄用温水给她洗了脸上身上的血污，让她躺在床上休息，然后便去农场托儿所接孩子了。等接了韩桐回家，韩伯雄以为她睡着了，没有敢去打扰她，直到做好晚饭叫她时，发现她嘴边吐白沫，可是再也叫不醒了。她肯定以为当时社会如此黑白不分，人妖颠倒，中国再也没有救了，自己也没有希望了，才出此下策的。她留下一封遗书，服了安眠药，撒手人寰了。这封落满泪渍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伯雄，很对不起，我知道我的存在，只会给你和孩子带来更多的不幸，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我只有一个心愿：你一定要把儿子拉扯大，让他好好读书，把他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这样，我在那个世界上也就无怨无悔了。
你的罪孽深重的小妮
即日
关于殓葬蒋小妮那种凄惨的场面，我们都似曾相识，且与本篇小说无关，因此也不多描述了。
韩桐接到妻子的电话后，他想，开往D城的列车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他还能把父亲追回来的，便立即请了假，叫了一辆出租车，心急火燎地赶往B城火车站。在汽车里如烟往事立即像电影一样闪现在他的眼前。
母亲死的时候他还太小，记忆也不怎么清楚了。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死，父亲叫他妈妈叫不醒时，他便爬上炕趴在妈妈的身上哭着叫他的妈妈快醒来吃饭。但是过去对他亲不够爱不够的妈妈再也没有理他。他伤心地哭了……最后是邻居大妈把他哄走的。此后，他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妈妈，韩伯雄只告诉他妈妈上姥姥家去了，将来要回来的，以此来减轻他幼小的心灵的伤害。此后，他常指着墙上的照片对别人说，我妈妈上姥姥家去了。这时候，他总要再问一遍爸爸：怎么妈妈还不回来？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月亮永远定格在残缺的下弦了，而且还蒙上了一层永远挥之不去的阴云。其实，那个时候破碎了的家庭何止老韩一家，而是俯拾皆是。
尽管韩伯雄既要给儿子一份父爱，又要给儿子一份母爱，但是他对儿子并不溺爱。一次，他带儿子到野外去玩，儿子就在荒滩上快活地跑起来，一不小心，摔倒了，前额也叫沙子蹭伤了，哭了。但是韩伯雄并没有立即把儿子拉起来，而是说，小桐是个勇敢的孩子，不哭，小桐会自己爬起来的。小桐也真怪，大概大人说他勇敢好像就有一种勇敢的激素注入了他的体内，立即使他产生了力量，小桐就自己爬起来了。然后韩伯雄就给他拍掉身上的灰尘，回家用酒精给他洗了伤口，上了红药水。
韩桐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园内有一个煤堆，孩子们没有什么好玩的内容，每天就在煤堆上打擂台，晚上接回来时鞋和袜子总是脏脏的，韩伯雄就让四五岁的小桐自己洗鞋洗袜子。当然孩子太小，鞋和袜子是洗不干净的，最后都要由他再洗一遍，但是孩子知道了自己弄脏的鞋袜要自己洗，下一次不等父亲说洗过脚后就把鞋袜泡在脚盆里了。自然，他也知道要保持清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