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和钟律师的各自的目的，很清楚，不再重复。咨询人很快就在客2亮出了自己的具体目的：做工拿不到钱，到法院告状法院不受理，怎么办？但是钟律师和上次一样，必须进行充分的口头调查才能做出符合法律的判断，他将自己的目的分解成一个个意图在几个话轮中体现以后，直到钟5才亮出自己的法律建议：向劳动部门出示和那个个体户的劳动雇佣关系，劳动部门仲裁，然后才是向法院起诉。有戏剧性的是，主持人考虑到咨询人对法律太生疏，便提出一个新的建议———让律师举例说明什么可以做雇佣关系证据。于是钟律师在钟7提出，如果没有合同，还可以找其他人证物证。进一步，主持人在主7暗示这次谈话应该结束了。可是，客人不让结束。他加了一句“我到仲裁没结果啊”（不知什么原因他回避他是否向劳动部门出示过雇佣关系证据）想再次提起话头，主持人知道这个话已经没有讲下去的必要了，他看出客人回避了是否出示过雇佣关系证据，再谈下去就会是绕回原地。因此，主持人在主9稍带强制地有礼貌地结束了这次电话咨询。
主持人也有他的总的目的，那便是帮助咨询人和被咨询人达到各自的目的，因此，他也是受这个目的驱使，左右迂回，一个个的话轮意图分解了总目的，一直到主9才完成最终任务。
在这段谈话中，有几次“摩擦”，却没有形成终止谈话的危机。第一次，钟1抢客2的话轮，虽然有点突然，但客人毫不在意，道理很简单：他就是来找钟律师讨主意的呀，钟律师急了一点也是为了客人的好；第二次，主3抢钟1，那就有点儿唐突了：钟律师是主角儿。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主3的话语抬举了钟律师：“请钟律师出主意”。第三次，钟5抢客5的话轮，关系也不大，因为，客5的话语已经基本说完，而且，钟5的话语是纠正客5的不妥：不能直接到法院起诉。第四次，主9抢客8的话，问题也不大，因为客8自己仍然不谈是否出示了雇佣关系的证据，连广播台的其他听众都觉得客人完全没有法律程序意识，再谈下去必然是回到原处：必须出示雇佣关系证据。这四次“小摩擦”没有中断掉这次谈话，这再一次说明：第一，目的—意图驱动原则是一个根本的会话原则，只要忠实于它，或迟或早，就会使话语相关。
第二，钟律师经过了四次意图体现以后才说出决定性的建议。主持人的意图体现次数更多。这再次说明目的和意图的关系：意图是由目的分解而来的分配在一个一个话轮之中的局部意向。
第三，策略是为了贯彻目的—意图而采取的措施，它是自然的使用，不必考虑自己是不是在与对方合作。
四、意图在语用学中的分量
如何判断某种研究是否属于语用学范围，利奇曾提出过四条标准：（1）是否涉及说话人与听话人；（2）说话人的意图和听话人的解释；（3）语境；（4）施事行为。他说，如涉及其中之一，就是语用学研究范围，可见意图在他的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以说，话语是跟着意图走的。语用策略也是跟着意图走的。有了意图，说出的话才可能产生最佳相关效果。从这个意义一说，威尔逊和斯波伯的相关原则比所谓合作原则更符合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有了说话人意图，才有隐含意义。
说话人意图分解为话面意图与交际意图。前者是话面上（字面上）为听话人所理解；后者是话面背后（字面背后）的信息与意图。
因此，语用学研究的最低限度的范围是：符号进入语境并带上个人意图的研究。
或者说，在这两种情况下研究语言符号，都算进入了语用学研究范围：第一，该符号进入了特定语境；第二，该符号负载了说话人意图。
第二节语用策略：得体及其他
这一节中，将语用策略分别按得体及其他策略的顺序排列，加以讨论。这样做有两个用意。第一、得体是带全局性的策略；第二、其他策略，都是按汉语文化的实际，有什么策略就罗列什么，以保证语用策略的描写性质。我以为，语用策略的描写性质应该得到强调，从而保证它们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语用策略不是某个语用学家头脑中的产物。
这个排列顺序是：得体、谢绝夸奖、虚抑实扬的恭维、把对方当第三者、把自己当第三者、借第三者的口说出自己的意见、多种言语行为与礼貌策略伴随、运用权威、回避、表面一致而事实否定、以行代言的答复、禅宗公案极端手段，共12种。但是，这远不是最后的12种。
而且，释放假信息、使用适当冗余信息、容忍语用失误也都是地地道道的语用策略。
一、言语得体策略
言语得体是一个带全局性的语用策略。
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空间（场合）、对适当的人说了适当的话，这便是言语得体。言语得体不是语法或者修辞上的事，而是语言符号之外的事，即对人、对事、对社会规范、对道德规范、对价值观念而言的事。认清这点显得特别重要，前者说的是语言体系，而后者说的是与人有关的语境体系（当然也包括了社会体系）。要这么看语用学才不是隔靴搔痒。
我们已经说过，语用原则和策略不过是接受了语境体系特别是非语言语境干涉的结果。下面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干涉的事实。“此时此地对此人说此事，这样的说法最好；对另外的人，在另外的场合，说的还是这件事，这样的说法就不一定最好，就应用另一种说法。”（吕叔湘，1986）这个结论是对得体的准确描写。
中国古人很讲这一套。“拟（量度一番）之而后言”《易：系辞上》，“言前定”，想好了再开口，为什么？为了得体。量度什么？“言前定”什么？
就是量度时间、空间与对象。才能得到慎言、忠言；“言谈者，仁之文也。”
（《礼记：儒行》）“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腰带）而道存焉。”（《孟子：尽心下》）当然，言不下腰带，未必是得体的，不过这个要求的精神是话语必须配合角色，言语有角色意识。同样的意思，还有“君子君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也，况其迩者乎？……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易：系辞上》）
关于要不要在礼制、名分上用词得当的事，孔子与子路之间有一次辩论。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治理国家），子将奚先（首先干什么）？
子曰：必也正名（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乎！
子路曰：有是哉（竟到如此地步），子之迂（迂腐）也！奚其正（何必纠正）？
子曰：野[卤莽］哉，由也！……
（杨伯峻译注，《论语》，第133页）
到底是子路鲁莽，还是孔子迂腐？注意，孔子说的“正名”还不是指语法修辞上的用词得当问题，是指礼制、名分上用词得当，这正好是主张说话要接受社会语境的干涉（参见第二章第一节“什么是语境干涉”），便恰好是语用的问题了。公正地说，孔子比子路先一步看到了语境体系对说话人的干涉这一事实。另一层，孔子批评子路鲁莽，其实是批评他上文“有是哉，子之迂也”的说话方式不得体：我是你先生，你怎么这样对我说话？应该说，孔子无论是宏观上（主张接受社会语境的干涉）还是在微观上（批评子路彼时说话鲁莽）都是对头的。
孔子要求别人说话讲策略，自己也身体力行：
或问子产。子曰：惠（宽厚慈惠）人也。
问子西。曰：彼哉（他呀）！彼哉！
（杨伯峻译注，《论语》，第148页）
问子产是什么样的人，孔老先生立即夸奖为“惠人也”。问子西是什么样的人？老先生却以“彼哉！彼哉！”搪塞，有点像现代人搪塞之词：“别提他！”潜台词是“提起这人我就恼火！还是别提他为好！”孔老先生的“彼哉彼哉”正是这样的意思。这评价就等于是说：子西不是惠人。可是他避免正面评价，这便是在使用语用策略。
曾子也有同样的策略主张：“出辞气，斯远鄙倍”，即讲究言辞与声调，才能避免鄙陋粗野和错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探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严整）容貌，斯远（避免）暴慢（别人的粗暴与怠慢）矣；正颜色，斯近信（使人相信）矣；出辞气（多考虑言辞和声调），斯远鄙（粗野鄙陋）倍（背，错误）矣。笾豆（竹器与器皿，代表祭祀礼节）之事，则有司（主管此礼的官员）存。”（杨伯峻译注，《论语》，第79页）
1．对适当的人
看什么样的对象说什么样的话。《论语：雍也》指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还有一些说法，如“与君言，言使臣；与大人言，言事君；与老者言，言使弟子；与幼者言，言孝弟（悌）于父兄；与众人言，言忠信慈祥；”上面这些说法实际上成了“对什么对象只能言什么”，除此以外是禁区，那当然不可取。但是其基本精神是说话不可不看对象。上面一个例子中，作为学生的子路居然当面对自己的先生孔子说“有是哉，子之迂也”，无论怎么说，子路都是冒犯失礼的。
看对象，是看对象的社会角色、文化修养、个性与爱好、知识水平、家庭辈分、在当前事件中是什么角色，说话人才能有合适的话语。如果不管对象会如何呢？比如说，与农民交谈用科学术语，对谨慎的人大谈第三者的不是，对小学生谈“后现代”，对一个贪官大谈清廉的高尚，对专家或学者大谈他的专业而不让他插嘴，小辈子对老辈子说话用了不容分说的口气甚至教训口气，对个体户议论无商不奸（除非就是想骂某奸商），对卖伪劣商品的经理咒诅赚钱无良心不得好死（除开顾客正想骂某经理昧良心赚钱这种情形），对死者的亲属谈死者的缺点，诸如此类，轻则谈话气氛紧张，重则翻脸、绝交。这都是语用失误。
还有另一种看对象。同一个话题，对不同的对象说，用语、言辞、方式、态度就会有妥当与不妥当之分。比如种庄稼这个话题，与农民商谈种庄稼和对自己几岁的儿子讲述种庄稼，区别悬殊天壤矣：对前者谈，用语与言辞相当专业且深入，谈话方式清楚、直接，谈话态度礼貌平等者为当为宜，对后者谈，用语与言辞浅显形象，方式与态度居高临下者，亦不失为当。类似例子，可以举一反三。
《论语》（同上，第25页）中子夏对孔子的一次谈话，就非常讲究方式，后者大为赞赏。
子夏问曰：“巧笑倩（面颊俏丽）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
曰：礼后乎（这样看来，是不是礼乐的产生也在后呢）？
子曰：起（启发）予（我）者商（卜商，即子夏）也！始可与言诗（诗经）
已矣。
子夏早已有这样的观点：先有仁义，后有礼乐。碰上孔子说“绘事后素”这样一个机会的引发，便以请教的口吻说了出来，不摆出好为人师的样子，不敢班门弄斧，显然是考虑了对象是孔子这位圣人。这种机巧的启发方式，连孔子也发现了，便大加赞赏，高兴地说，现在可以同他讨论《诗经》了。可见，得当的说话方式可以引起对方的积极的、和谐的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