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这里讲语境对语言符号使用（说与写）的限制，表现在语音、句式和语篇格式的限制与影响上。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限制与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不能说这种限制与影响是消极的。无所谓消极与积极。因为谁也没有感受到这种限制与影响的不便，更谈不上有什么消极后果。
3.语境对说话人的干涉
这是换了一个角度。上面说的是语境对语言符号的干涉，当然事实上也是对说话人的干涉。下面从说话人的角度看问题，语境对说话人提出什么要求呢？
语境对说话人有着特殊的要求。这些要求如不被说话人满足，就要犯语用错误，这等于是语境对说话人的干涉。
（1）如要隐略某些话语成分，说话人必须提供前提即语境。比如，某说话人在说出“第三阶段应是知识”之前，必须提供上文，否则，听话人无法猜出“知识”后面省略了什么。上文是：“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人类的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暴力统治世界，第二阶段是财富统治世界”。从这个前提语境里，我们知道说话人在“知识”之后省略了“统治世界”
（2）语境要求说话人根据对象决定自己的言语行为或语用策略。用雅词问少儿，用儿语问老人，都是一种傻冒的言语行为———不得体。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3）语境要求注意对话的场合。在科学会堂里出口就是一串俏皮话儿，怎么样？在课堂上教学生学习夫妻之间互敬互爱的话语，如何？
（4）语境要求注意对话的语调与语气。说出赞同的命题把声音拉长，叙述紧迫的过程用阴阳怪气的语调，回答师长的问题使出漫不经心的腔调，都是导致交际失败的重要因素。语调是发出意向含义的重要手段（参见第三章第五节）。语调与语气都是生命的迹象，生命意识，本书作者曾在拙著《美学语言学》的第62页：从言语的生命意识看两个动态平衡结构的吻合———做过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第二节语言符号的局限邀请语境介入
在讨论语境干涉话语之前，我们早就有一个问题要问：语言符号何以要求语境介入呢？
一、语言符号是有局限的
“语言符号的局限与语用学”一文（钱冠连，1991）曾指出，语言符号使人类从狭隘的直接感知的圈子里解放出来。人类使用它时觉得得心应手，应付裕如。“看到”事实上看不到的风光，“听到”事实上听不到的声响。不知道原子分裂的人，用心地研读了相关著作或听了学术报告之后，也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原子分裂的原理与过程。于是，在千百次地听过活龙活现的讲述和读过鞭辟入里的描写之后，我们就产生了误解：语言符号的认知和表达功能是无边无垠的。
事实上，语言符号的作用是有限的。认真地一想，几乎人人都能发现它的脆弱与无能。从感觉上来说，证明这一点的实际例子是不难找到的。收听广播员的海浪报告，不看电视屏幕上的卫星云图，恐怕找不准海面安全区。学生听教师有关月亮表面的长篇讲解，还得辅之以高倍望远镜观察实际的月面。向问路人讲解城市街巷路线的人，没有不用手势比画来比画去的。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要是没有卫星云图、实际的月面和手势这三种非语言符号参与语言活动，发生交际误差或认知不全，是肯定无疑的。可见，语言符号的表达和认知功能不是万能的，无限的，而是有缺陷、有限度的。
上述三例中，卫星云图、月面实象和比画的手势，前两者是语境显现部分的符号的介入，说得准确些，是交际活动邀请它介入。后者（手的比画）是附着于人的符号，这个问题留到第三章去讨论。
1.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数落”一下语言的缺陷
第一，客观世界进入语言世界时，都被打了折扣。客观世界的存在是共时的、多维的。可是一进入语言世界，即被语言描写时，却只能以历时的、单维的面貌出现。如人民大会堂，在一个瞬间之内，它的前后左右上下内外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它是三维，即立体的。可是，一旦被人说出来，由于语言的线性，一个音节只能跟着另外一个音节的后面依次说出，先说它的前面，再说它的后面，再说……直到最后一面，反正不能一个瞬间说出它的全部。如果一个事件（比如唐山大地震）要被人说出来，其疏漏更是难以估计了。这是语言状物、叙事的无能。
第二，语言符号有限，不可能与极为丰富多彩的世界一一对应。简单地说，语言符号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常说“词不达意”、“千言万语也表不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以用言辞表达”、“这样说也是挂一漏万”等等口头禅，就是语言局限的元语言证据。特别是“挂一漏万”之说恰到好处地“暴露”了语言内部的疏漏与空白，说出来的是“一”，“漏”掉的是“万”。这是不是某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有限呢？不是，或者说大多数情况不是由于说话人的语言能力问题。语言本身就不够用！语用学就在这儿找到了一个切入口。
第三，语言总是落后于现实。新的事物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出现，语言中的新的与之相应的表达却不可能是立即跟上。
第四，人类情感世界进入语言世界时，受到更多的亏损。以爱而言，真是一封情书一个样，一首情诗一个样，道不清，说不明。恨呢，那是把五脏六腑搜寻翻倒一个遍，也是不能说它一个万一的。真可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刘勰）这便是语言传情、说理的无能。（纪秀生，1995）
2.刘勰等人（《文心雕龙》）对于语言的局限，有如下的论述：
“神思第二十六”：“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心里想的化为文思，文思化为语言，贴切时天衣无缝，疏漏时便相差千里。自己心里的道理却到国外去搜寻，意思看来就像在眼前，却又像远在山河之外。这说的是言不逮义。“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文思以外的细微意旨，文辞以外的曲折情趣，语言是难以说明的，笔墨也难以表达的。这说的是言不追义。“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写成文章的东西实际上打了个对折。可见言只及半，距离大得很。“夸饰第三十七”：“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神奇的道理难以描摹（抽象的道理），精美的语言也不能写出它的极妙之处。这还是说的语不逮理。“序志第五十”：“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语言不能把用意完全表达尽净，圣人也难以做到这一步。很清楚，这说的是言不尽意。
钱钟书对语言与思想之间的距离，有精彩的描述（《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三卷第十六篇）。“作者每病其（语言文字）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语文之于心志，为之役而亦为之累焉。”这一段说语言文字的“粗疏”和“浮泛”，既不能“致密”又不能“钩深赜”，中外古今哲人学者对其无可奈何之状以至如斯：“不能不用语言文字，而复不愿用、不敢用抑且不屑用，或更张焉，或摈弃焉，初非一家之私忧过计，无庸少见多怪也。……哲学家湛明如黑格尔，矫激如尼采之流，或病语文宣示心蕴既过又不及，或鄙语文乃为可落言诠之凡庸事物而设，故‘开口便俗’，亦其舍旃。既较能践实平心者，亦每鉴于语文之惑乱心目，告诫谆谆……词章之士以语文为专门本分，托命安身，而叹恨其不足以宣心写妙者，又比比焉。”（黑体为引者所设）还有好多好多大学者“求全责善，啧有烦言”责备语文的例子，这里暂且略去，不过钱先生说：“以见责备语文，实繁有徒。”钱先生本人对语言文字的效用有多大的问题，从下面这段话看，还是提出了明白的回答：“巧构形似，广设譬喻，有如司空图以还撰《诗品》者之所为，纵极描摹刻画之功，仅收影响模糊之效，终不获使他人闻见亲切。是以或云诗文品藻只是绕不可言传者而盘旋，亦差同‘不知其名’，而‘强为之名’矣！”把诗文品藻比之于笨拙的鸟儿，老是围绕着“不可言传”的事物鸣叫盘旋，这至少是肯定了有“不可言传者”。这不正是说了语言符号的局限吗？
《管锥编：五四雨无正》：“韵语既困羁绊而难纵放，苦绳检而乏回旋，命笔时每恨意溢于句，字出乎韵，即非同狱囚之锒铛，亦类旅人收拾行！，物多箧小，安纳孔艰。无已，‘上字而抑下，中词而出外’（《文心雕龙：定势》）譬诸置履加冠，削足适履。曲尚容衬字，……诗、词无此方便，必于窘迫中矫揉料理。故歇后、倒装，科以‘文字之本’，不通欠顺，而在诗词中熟见习闻，安焉若素。此无他，笔、舌、韵、散之‘语法程度’，各自不同，韵文视散文得以宽限减等尔。”这里，我们撇开韵与散的区别不论，仅看笔与舌的区别。笔，就是书面语，舌，就是口语。口语是即时生成，时有错误发生（也可以即时修正），当然就更容易发现语言的局限性了。
3.语言应付不了禅宗的传承手段
禅宗不靠语言与文字立（宗）与传（宗）。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说，言语应付不了禅宗的传承手段；另一方面是说，禅宗的性质不须在（或者说主要不须在）言语与文字上立与传。
先说“不立文字”。实际上是主要不依靠文字与言语。
再说“教外别传”。“别传”就是特别的传承手段。如棒打。有一个禅僧问首山省念禅师说：“临济喝，德山棒，究竟代表什么意思？”首山说：“你试试看。”于是，那名禅僧就一喝。首山骂：“瞎子。”禅僧再一喝，首山说道：“你混瞎子，成何体统！”那位禅僧听了，立刻向首山礼拜。首山就打了一个正着。最后是打解决问题。打使禅僧省悟。
三说“直指人心”。
既然禅门对话中，言语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便大规模地邀请语境对说话人干涉。罗汉桂琛禅师看见一个和尚走来，便竖起拂尘（掸除灰尘的东西）。和尚一见，作礼赞叹：“谢谢和尚指示。”和尚根据什么东西判断就谢谢桂琛？拂尘与竖起拂尘。前者是语境中的自在物，后者（竖起拂尘）却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扫除心中乌云。又如，崔相国走入大殿，看见一只小鸟在佛像头上拉屎，于是问如会禅师：“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为什么这只鸟在佛头上拉屎？”如会答：“你放心，它再怎么也不会到鹞子头上拉屎。”崔相国是根据“一只小鸟在佛像头上拉屎”这一语境提出挑战的。如会根据这一语境说的那番话暗示：小鸟在佛头上拉屎，是习性使然，也是小鸟的佛性显现。小鸟不会到鹞子头上拉屎，是怕其杀害，也是佛性具体而微的表现。佛前挂着的一个破竹帘、在风中飘动的幡，都可以作为语境中的自在物干涉禅师之间的谈话。
4.《庄子》关于语言局限性的看法
先秦文学中的瑰丽之作《庄子》，没有对语言局限问题做过直接的论述，但其间的故事却接触到了这一点。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削木制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制轮的工匠］安得议乎！有说[能作出解释］则可，无说则死[处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坚[榫头造得宽就松滑而不坚固］，疾则苦而不入[造得太紧就涩滞怎么装也装不上去］。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分寸心中有数］。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不能以言传的精华］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天道》）
这故事实际上有两个不可传。一是口不应心，以言不能传人（“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二是文字不能全面、准确记录传达出“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经验与感受。庄子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未分开。很明显，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看法。因为科学史已经证实了：古代的经验的精华是可以记录并传承下来的。否则，世界科学技术到不了今天这个样子。但是，若断言庄子说得全错，也是过分了。我们能接受的只是：言传也罢，文录也罢，都能而不万能、万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