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是跨界民族，当年朝鲜族前人越江到中国东北地区落户时，之所以相对容易，除了人口稀少、地域广阔等外部环境之外，还曾得到满、汉等其他民族群众的大力帮助。朝鲜族与东北各民族人民一道开发了东北边疆，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者，并在此过程中，互帮互助，结下亲密友好的关系。
第一节共同开发东北边疆
一、汉族、朝鲜族农民大量移居东北
清朝入关后，视东北地区为“龙兴之地”，实施“封禁”政策，禁止开发，一度使本来旷无边际、人烟稀少的东北更加荒凉。然而，清政府的封禁并没有能阻止苦于战乱和贫穷的山东、河北一带牵家带口“闯关东”的汉族农民，也未能割断长年深受灾害之苦、处于饥寒交迫的朝鲜农民“越江”私垦。
到19世纪中叶，清朝统治正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和国内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不堪连年战争与灾害的山东、河北一带的汉族农民不断地流入地广人稀的东北，在东北中西部各地落脚开垦，之后逐渐向东、向北扩展。而苦于灾患的朝鲜农民利用地理之便大量流入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地区，而随着水田开发逐渐向西、向北扩展。
待东北地区开禁，“闯关东”的汉族农民愈益增多，跨越两江到东北地区的朝鲜农民也是源源不断。不管是汉族农民，还是朝鲜族农民，起初他们都是开垦土地，从事旱田农业，除此之外还从事着狩猎、采集人参和伐木等营生。与汉族农民有所不同的是，朝鲜族农民由于跨国流动，他们的身份带有“异国人”性质，受雇于当地财主的情况较多，即“亦有我人佣于胡者不可胜数，所业多在于采猎或养参也”。
朝鲜族先民迫于生计，犯禁越江潜入，其处境非常艰难，但他们能够在东北地区落脚以至定居，是因为得到了周边其他民族群众的同情和帮助。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平稳，无大冲突。其他民族兄弟以各种形式有意无意地保护和帮助了朝鲜族先民这一“异国异族人”，使他们有可能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体制中，并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各民族共同开发东北边疆
东北地区原是地域广阔、人口稀少的荒芜之地，野草丛生，人迹罕至。可以想象，当年为了生计，长途跋涉到东北的关内汉族农民也好，跨江而来的朝鲜族农民也好，迎接他们的并不是沃野千里，而是旷野荒漠。他们披荆斩棘，开拓荒野，辛勤耕种，用他们的血和汗构筑了新的家园。
清代以前，东北地区农业不发达，“五谷鲜有”“惟黍生之”。到清朝顺康年间，随着鼓励汉人闯关东开荒种地，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开始日益发展起来。关内的汉族带来了旱田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增多，也采用了关内先进的种植方法，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而且在东北地区开辟旱田农业文化，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
朝鲜族农民过江开垦，带来稻种和水稻种植技术，他们积极试种水稻并获得成功，在东北地区开辟了种植水稻的新篇章，由此水稻种植在东北地区得到普及和推广，也使东北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水稻产区。
在东北，各民族在求生图存、开发边疆的过程中，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民族情谊，各民族同心协力将东北边疆由过去凋敝的荒地开拓成为土地肥美、五谷丰登的粮仓。虽然，当地土着的满族、关内流入的汉族、跨境而来的朝鲜族农民等，他们的境遇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有愿与各民族人民长期友好相处，携手并进，共同开发和建设东北边疆的强烈愿望。
第二节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肩斗争
一、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外来侵略
进入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渗透，东北地区也不例外。中国东北疆域北临俄国，东南与日本隔海相望，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俄日对东北地区早已垂涎三尺。
在19世纪5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沙俄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等，强行割去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沙俄在侵吞中国东北边疆大片领土之后，仍然欲壑难填，通过强设兵营、偷移边界碑以及私垦中国土地等，将中国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并把侵略魔爪伸到吉林图们江沿岸。
沙俄侵略东北地区时，羽翼渐丰的日本也蠢蠢欲动。当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踏入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无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其所拥有殖民地方面，都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弥补这种先天不足，日本资产阶级疯狂地进行对外征服和掠夺。1894年朝鲜发生甲午农民起义，日本趁机向中国不宣而战，发动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王朝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日本便利用朝鲜在中朝边界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以邻为壑，视东北地区为最佳殖民地区。20世纪初，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取对朝鲜的独占权，朝鲜沦为日本的被保护国。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意欲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为了达此目的，日本不择手段，加紧对东北的侵略，其矛头先指向延边。
东北地区在日俄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下，外势内侵，陷入了更为深重的边疆危机之中。面对外来侵略，朝鲜族人民与东北其他民族一道，共同进行反侵略斗争，抵抗帝国主义对东北地区的入侵。
特别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将东北地区纳入其殖民体系，加紧侵略和掠夺。面对外来侵略，东北各民族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并组织东北抗日联军进行反日武装斗争。当时，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的11个军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朝鲜族指战员。
在激烈而严峻的抗日斗争中，各民族并肩作战、互相支持，谱写了许多动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例如，1938年，抗联第五军的妇女团随五军一师突破敌人重围到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时，只剩下指导员冷云为首的8人，其中有原抗联四军被服厂厂长安福顺和李凤善等2名朝鲜族战士。当部队渡河时，突然被敌人包围，冷云她们为掩护大队突围，首先向敌人开火，直到把子弹打完了，敌人企图控制退路后活捉她们，8位女战士手挽手毅然跳入乌斯浑河，谱写了“八女投江”的英雄壮举。1939年，抗日联军里的10名朝鲜族伤员在临江某一秘密营地养伤时，经常从一位60多岁的汉族老大爷那里得到食粮，有一次老大爷为伤员磨玉米面时被敌人发现，老大爷在酷刑下，坚贞不屈，用生命保护了10名朝鲜族伤员。1934年，患重病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被敌人发现时，已经不能自己行走，护理他的朝鲜族女战士崔今淑临危不惧，背着童长荣边打边转移，最终弹尽粮绝，二人共同英勇牺牲。
二、积极参加国内革命战争
自19世纪中叶以后，大量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先民在长期居住和开荒种地过程中，建立生存基地，成为该地的开拓者之一。最初，尽管他们是寄人篱下，还不断地遭受封建地主和马贼的剥削压迫，但他们没有气馁，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诚实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认可，不仅入籍并得到了土地权，逐渐在当地扎下根基。
当时许多朝鲜族先民为了获取土地所有权等权益，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清政府“剃发易服，归化入籍”的政策。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住在他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那里有他们亲手垦殖的土地，有自己亲手建筑的房屋，有亲如兄弟的邻里”。并且，在建设新的家园过程中，他们已经潜意识地表露出作为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情结，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为此，朝鲜族人民不仅与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革命运动，为建立新中国建功立业。
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都有朝鲜族指战员的身影。此后，各个革命时期，朝鲜族都更加自觉地积极地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懂得任何一场革命，都需依靠各个民族的共同参与和团结合作才能获得成功。
朝鲜族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洗礼，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朝鲜族地区首先成为可靠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结束后，八路军总部派遣几万汉族干部和10万官兵进军东北地区时，朝鲜族不仅热烈欢迎他们，还积极配合工作，建立东满根据地，组织武装清剿土匪，进行土地改革。由朝鲜族为主组成的武装部队，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3个正规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战争使各民族之间的情谊，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凝聚和升华，各民族人民在革命战争中，并肩作战、生死相依，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
第三节构筑新型的民族关系
一、实现政治上的平等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为了实现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让各民族当家作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确定了各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赋予了各民族都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表明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
延边地区是朝鲜族聚集地区，1952年朝鲜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74%。在中共吉林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中共延边地委和延边专署为实现延边朝鲜族的区域自治，进行了一系列实际工作，1952年中共延边地委制定《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聚居区实施区域自治计划》，同年7月拟定《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7月30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向东北人民政府呈报上述3个文件，并于8月24日获得东北人民政府的批准。
